一、中国现代作家研究的新视野
进行学术研究时，问题意识应该成为一个学者必须具备的核心素质。缺乏问题意识的研究，哪怕论证完美，形式规范，角度新颖，其价值也是值得怀疑的。
一项研究要具备问题意识，学者的研究视野就尤为重要。大凡搞现代文学研究的人都深知，现代作家研究是现代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方面的成果也较为显著，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这不仅体现在对单个现代作家的研究上，更体现在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整体研究上。因此，这方面要想有新的突破显然是难上加难。但搞学术研究的人也许都有这样的愿望，他们往往想用一种一以贯之的东西来统摄研究对象，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研究角度或方法。的确，一个新的角度或视野往往会带来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至会使研究产生井喷现象，从而促进该研究的突破和发展。
评价机制本来是管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政府行政许可审批前，对待批项目的前置许可的可行性评价，一般由法定的中介机构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政府部门评价机构出具的评价决定批准或者不予批准。评价机制包括评价的内容、评价的标准、评价的方法，等等。
从评价机制来研究中国现代作家，应该说是一种较为新颖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成果很多，在现代学术界，我们所能看到的现代作家研究多体现为作家的传记类、评传类、年谱类、回忆访谈类等，但真正有独创性的并不多。对于中国现代作家来说，评价机制的存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它客观上对现代作家的评价和地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涉及诸多因素，显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创作领域。它不仅与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有着紧密联系，同时还与现代传媒的运作、时代的变迁、文学批评与论争以及国家的相关政策紧密相关。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生成与演变。研究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生成及演变有利于对现代作家进行客观评价，有可能剔除不利于正确评价作家的各种因素，厘清原有的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摆脱惯性思维的束缚，给现代作家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定位。也许，这就是本研究的最大价值。
在学界，此领域的研究相对缺乏。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理应得到关注，但从笔者所能查阅的各种资料来看，现代文学学术界几乎无人涉及这一研究。不仅专著空缺，就连单篇论文也鲜有涉及。就查阅的资料来看，有几篇论文主要集中于对个案作家和某一个作家群体的评价。[10]在有关中国现代作家的日记、书信、传记、评传、文学史和回忆录中，并不缺乏有关现代作家评价的内容。不可否认，这些零散的内容为本课题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在总体上与本研究仍存在较大的距离。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研究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从一个标准去研究和评价某一个作家和作家群，而应强调对作家的评价体系做宏观的把握。这种评价机制涉及多种因素，这些因素的组合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常常处于变化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评价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简单的泛泛研究远远解决不了问题。因此，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看，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从大的方面来说，本研究具有某种填补空白的意义；从小的方面讲，它能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最终将这一研究推向更深的层次。
二、中国现代作家与古典作家的评价机制比较论
作家的评价机制显然并非现代所独有，中国古典文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作家评价机制。但在评价内容、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上，中国古典作家评价机制与现代作家评价机制有着较大的区别。
首先在关注的对象上，中国古典作家评价机制以评价诗人为主，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多关注小说家。
中国古典文学历来强调以诗文为代表的抒情文学。尽管我们也有叙事类文学的灵光一闪（如唐传奇、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但在漫长的中国古典文学史上，诗文的正宗地位几乎没有被撼动过。与此相应，中国古典文论所关注的作家也主要是诗人。由此产生的相关诗话、诗论可谓洋洋大观。而到了20世纪初的现代文学转型期，这一传统发生了变化。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并极力推崇“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11]他那篇《论小说与群冶之关系》更是将小说推上了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几千年来占据中心地位的诗歌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曾被古人所不屑的叙事类文学小说堂而皇之走进了现代文学的殿堂，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与此相应，现代小说家成为现代批评家关注的焦点。
其次在评价标准上，中国古典作家评价机制强调人品与文品的结合，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更强调功利性因素。
中国古代历来都重视人的德行，讲究品行修养的重要作用。“文如其人”就是强调文人的道德品质，是中国传统的人文观。因为文字所承载的是思想，而思想决定着一个人的品质，身为文人，首先要做到品行端正。要写出好的文章，首先要做一个好人，德之不立，无以立言，有了超人之品德，方有超人之文章。人品的高下，直接决定着文章品位的高低。在古代评论家看来，所有意境优美、清秀隽永的文章都是由人一字一句用心去写出来的，读者要品文章所阐发的人文精神和内涵，品作者当时的心境、思想意境乃至为人之道。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12]，其文章充满雄辩色彩，的确能使人感受到一种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这不是单靠执笔学写文章就能做到的，这是因为他维护天理正义、公道良心的社会责任感充于内心而溢露到外貌，发于言语而表现为文章。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对于塑造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精神性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代的陆游说过：“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13]，认为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应该是人生和文学的永恒主题，心系百姓，不辱使命，品德高尚，才能写出有感染力的文章。他一生以梅花的品格自勉，“高标逸韵君知否，正是层冰积雪时”，“雪虐风号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14]流传千古的名篇的作者几乎都具有梅花一样的品格：人们从《归去来兮辞》中读出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操守；从《满江红》中读出了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正气；从《岳阳楼记》中读出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他们的文章传承至今，无不表现其高风亮节、不谋—己之私的崇高形象，其崇高的文学地位与其高尚的人格交相辉映，崇高的信仰是其成就的关键。而对于那些人品不好或大节有亏的人，其文亦受其人品影响，往往被遗忘，泯灭不传。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道德标准衡量一切事物，引导人们以正确的是非观面对“善”与“恶”、“正”与“邪”这些原则性问题。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千百年来一直具有追求真理、维护道义的传统，他们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捍卫道德、真理的勇气而备受人们的尊重，使人们在学习、研究其作品时学到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追求光明和美好，把德操作为人处世立身的准则。
但这一传统的评价机制在进入现代社会后就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由于现代中国的特殊情境与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为各种功利性因素越来越明显地介入作家的评价机制，其结果是这些因素先后主导了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并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审美因素的生成，从而制约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方向和空间。中国古典作家的评价机制也不缺乏政治等功利性因素，但总体来看，除特殊时期外，中国古典作家在创作时仍然拥有较自由的空间，尤其是作品中的审美因素依然得到较好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仅靠审美之外的因素来评价作家是很少见的。而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这种现象却不足为奇。文学之外的权威常常主宰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甚至出现了交错主宰的现象。
在现代文学诞生初期，最早介入作家评价机制的是市场因素。由于现代市民阶层的壮大，再加上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市场因素开始介入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尤其是早期市民阶层的通俗文学，更是与市场紧密相关，如早期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侦探小说等。但这种市场因素在现代文学发展初期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第一个对现代作家评价机制产生主导影响的是文化权威。现代文学的诞生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出现，一大批知识权威利用自己掌握的文化资源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他们不仅纷纷为新文学立法，同时也以高度的热情关注新文学甚至参与新文学的创作。一种以文化权威为主导的评价机制由此产生。
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由于特定的时代氛围，政治因素开始强有力地介入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并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而日趋明显。到1942年的《讲话》，这种以政治权威为主导的作家评价机制更是得到不容置疑的确定。政治权威对作家评价的介入具有超强的稳定性，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政治权威对作家评价的主导作用几乎是毋庸置疑的。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市场权威开始代替政治权威而成为作家评价的主导因素。市场权威的出现并非突然，它显然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20世纪90年代，市场大潮开始冲击中国，随着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十四大”的召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开始建立，知识权威式微，政治权威相对淡化。在这种大环境下，当代作家的创作及其评价与市场息息相关。纵观现代作家评价机制中各种主导因素的变化，我们发现，这些因素虽有不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功利性：或为启蒙，或为救亡，或为炒作。它们都是从文学创作之外来确立评价作家的标准，审美因素作为评价文学创作的重要标准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也是研究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时必须注意的一个方面。
三、影响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主导因素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往往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较大的变化，有时甚至是天壤之别。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文学史就是现代作家的沉浮史。这就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很难对一个作家进行全面而准确的评价。这种现象从表面看是因为时代的变迁，实际上，其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层的原因。
对一个作家的评价离不开一定的评价机制。作家的评价机制是文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往往决定着一个作家的名望和文学地位。一般来说，作家的评价机制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评价的作用。但由于现代中国的特殊情境，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常常处于演变之中。既然评价机制发生了演变，那么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出现变化也在情理之中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因素是复杂多变的，但真正对评价机制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主导因素只有三种：文化权威、政治权威和市场权威。由于这三种主导因素的变迁，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也随之经历了演变。
由知识分子参与并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对后来新文学作家的评价机制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由此产生的文化权威在“五四”乃至“五四”后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影响中国现代作家评价的主导因素。
毋庸置疑，“五四”是现代文人的黄金岁月。这场由文人发动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直接造就了一大批文化权威。何谓权威？詹姆斯·科尔曼有过非常精辟的论断：“具有权威地位的人通常拥有大量资源，他寄极大的期待于使用这些资源，因此，如果不服从这种权威，后果将极其严重。”[15]科尔曼指出了权威的基本特征：一是拥有大量资源且处于核心位置；二是要主动使用这些资源。由此看来，“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郭沫若、李大钊、茅盾等人曾先后成为文化权威。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往往站在社会制高点，振臂一呼，响者云集。这些文化权威毫无例外地关注和指导过新文学的发展：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尽管文化权威们对新文学的把握各异，甚至存在外行指导内行的嫌疑，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权威性。
文化权威们的巨大影响力不仅仅来自他们的核心位置，更来自他们手中的文化资源。“五四”时期的文化权威们往往借助自己掌控的现代期刊来扩大影响力，如陈独秀之于《新青年》，鲁迅、周作人之于《语丝》。新文化权威与现代媒体的相互结合对“五四”作家评价机制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四”作家的出道与成名大都与这些媒体的推介有关，如《新青年》对于鲁迅，《晨报》对于冰心，《小说月报》对于丁玲，《创造》等创造社刊物对于郭沫若、郁达夫。此外，现代出版机构也加强了与文化权威们的合作，在推介新文学作家及其作品方面也是不遗余力，如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局、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开明书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说到新文化权威与现代媒体的结合，茅盾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茅盾1916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1920年受命改革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并把它变成文学研究会作家的主要阵地。他不仅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1927年，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长篇论文《鲁迅论》，第一次对鲁迅及其作品做了全面评价。这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作家论。由于论文作者和论述对象均为“五四”时期的文化名人，其权威性和影响力不言而喻。茅盾还对“五四”时期的其他重要作家如冰心、庐隐、许地山、徐志摩等专门做了评论。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学评论家，茅盾的作家论对这些作家的评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四”时期形成的这种以文化权威为主导的作家评价机制并未随着“五四”的结束而结束，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仍然对现代作家的评价有着潜在的影响。
1935年至1936年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显然是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全面检阅。为了扩大这套丛书的影响，赵家璧精心策划运作，特意邀请了当时文化界权威参与编写，蔡元培作总序。全书共十卷，分别由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编写。这一串名字的权威性是不言而喻的。除蔡元培应景式的总序外，其他十位文化权威直接参与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写工作。按照统一的编写体例和要求，每位编写者各负责一种文体，在编选具体作品之前，每人须完成一篇导言。无论是导言的撰写，还是具体作家作品的编选，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对作家的评价。例如，鲁迅在《小说二集·导言》中就对弥洒社作家、狂飙社作家、新潮作家、莽原社作家、乡土文学作家等进行了凝练而准确的评价。[16]作品的编选数目也能体现编选者对作家的评价高低。郁达夫在《散文二集》中总共选取16位作家的131篇作品，其中鲁迅24篇，周作人57篇。[17]周氏兄弟占了一半以上，这也反映了当时文化界对周氏兄弟的推重。而郁达夫对鲁迅、周作人、冰心、朱自清诸作家的独到点评已成为经典。事实上，由文化权威们参与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已不仅仅是一部作品选集，同时也具备了文学史的初步特征。其中关于“五四”作家的评价和定位对后来的文学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不同于文化权威的形成，政治权威所依赖的不是文化资源，而是政治资源。以政治权威为主导的作家评价机制是指借助政治权威的力量来决定或影响作家的评价标准。在现代中国，由于特殊的情境，政治对文学的介入已是不争之事实。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曾经历了一个政治化不断加强的过程。大革命失败后，在经历短暂的低潮后，无产阶级文艺开始兴起并最终成为20世纪3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思潮。“五四”时期的文化权威们不得不面临严峻的考验并随之发生分化：或转向革命阵营，或转向自由主义阵营，或投向反动阵营。其实这种分化早在“五四”退潮时就初现端倪。随着政治权威的彰显，一种以政治权威为主导的作家评价机制逐渐形成。这种评价机制在“左联”时期起到了令人瞩目的作用，当然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的《讲话》进一步确定了这种评价机制，“政治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进一步使之合法化、经典化。有了这个评价机制，我们就不难理解，同是解放区成名的作家，赵树理和孙犁却在评价上有着明显的区别；虽是同一个作家的作品，丁玲前后期的小说却有天壤之别；而王实味的悲剧命运更值得深思。这种评价机制轻则影响作家的文学地位，重则影响作家的前途及命运。
说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政治权威，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周扬。无论从政治还是文学角度看，周扬出道都不算早。“左联”成立时，他还在日本参加左翼运动。1933年前他一直未能进入“左联”的领导层。当他成为“左联”领导后，仍然遭到鲁迅、胡风等人强有力的挑战，并因鲁迅那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而遭受重创，使其在文艺界的权威大大降低。应该说周扬是在非常失意的情况下奔赴延安的，但很快得到毛主席的信赖并被委以重任。这种知遇之恩使周扬没齿难忘。他编译《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时，把毛主席放在马恩列斯之后，对于毛主席的《讲话》更是推崇备至，毫不怀疑地接受，不折不扣地宣传贯彻，并成为权威的解释者、捍卫者。应该说此时的周扬已具备政治权威的身份。这种权威在1949年后进一步得到强化，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他与郭沫若、茅盾一起成为大会引人注目的三巨头。由于来自延安解放区，再加上有毛主席的信任，周扬实际上是文艺政策的权威执行者。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重要文学事件（如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应该说此时的周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家，他是代表政治家在行使“文艺总管”的职能。而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这个“文艺总管”还是较为满意的。1942年整风期间，毛泽东有一次与丁玲交谈时说：周扬还是懂一点逻辑的，他的长处是跟党走。[18]周扬也说自己最大的优点就是紧跟党走。正是这种优势使周扬能够长期在文艺界担任权威的角色。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他是中共文艺政策尤其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忠实执行者。他向文艺界发号施令，甚至决定作家的地位和命运。[19]总之，这种以政治权威为主导的评价机制曾深深地影响了现代作家的命运。
市场因素对作家评价的影响由来已久。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市场对文学的介入愈加明显。但这种影响在现代文学诞生之初以及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有限的。由于现代中国发展进程中的特殊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市场因素在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中难以成为主导因素。市场权威真正主导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是在20世纪90年代。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在经济领域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市场经济大潮开始冲击中国。这场变革的影响并非局限于经济领域，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确立，代表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需求的大众文化开始崛起。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勃兴，政治权威相对淡化，传统的精英文化日渐式微，市场权威开始彰显。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权威所带来的冲击几乎横扫一切，它对人们的人生观及价值观的影响已成为无须争辩的事实。与文化权威和政治权威不同，市场权威并不体现为特定的人或力量，它主要体现为一种价值取向，即以市场为主导，以赢利为目的。市场权威评价一个作家的主要依据就是市场的认可度，具体一点就是其作品的销量（网络文学就看点击量）。市场权威一旦成为作家评价机制的主导因素，就有可能挑战甚至颠覆传统的文化权威和政治权威，从而对作家的评价产生影响。
说到市场权威对作家评价的影响，金庸显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金庸创作武侠小说始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他已完成其代表作品，但其作品真正被内地接受在80年代后。内地出版的第一部金庸小说是《书剑恩仇录》，1984年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出版。不久，内地数十家出版社相继出版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其中《射雕英雄传》出现了七个版本。金庸的作品虽受读者认可，但当时的文学评论界几乎保持沉默。内地最权威的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专门就金庸的小说痛斥武侠小说的“泛滥”。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市场对金庸的追捧开始势不可挡。北京三联书店看中其作品的巨大销售市场和盈利空间，于1994年以极其精美的形式，将金庸作品汇编成集进行捆绑销售，一经上市，便成为畅销书。2000年，三联书店再次根据市场需要，推出了金庸全集“口袋本”，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印数达到56000套。随着市场对金庸作品的认可，以严家炎、冯其庸、孔庆东、陈墨等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金庸及其武侠小说，并出版了相关学术成果，“金学”的研究蔚为大观，各类高校开设的相关选修课也是丰富多样。金庸的代表作品《天龙八部》的部分章节还进入了人教版的高中语文课本。
20世纪90年代，金庸开始成为文化热点人物，其文学地位也出现上升之势。1994年，王一川等著名教授在为20世纪文学大师排座次时，金庸被排在第四位，仅次于鲁迅、沈从文和巴金。同年，金庸被聘为北大教授。2004年，第三届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显示，金庸取代老舍成为北京读者心目中的最爱。凤凰卫视“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大举行，金庸获得“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20]。
从金庸文学地位的上升来看，市场因素显然起了主导作用，尽管其中少不了文化权威（以专家学者为代表）和政治权威的认可。由此观之，市场权威与文化权威、政治权威的关系有时是相当微妙的，它们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
但并非所有作家都像金庸这般幸运，贾平凹在出版《废都》后就遭受了无处容身的痛苦。[21]在出版《废都》前，贾平凹的创作一直得到较高的肯定，但在《废都》出版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部作品的出版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它的出版激起了知识界的众怒，贾平凹和《废都》几乎遭到了不容置疑的讨伐[22]；另一方面，《废都》出版后一再畅销并被盗版，大有洛阳纸贵之势。据有关资料统计，《废都》公开出版应在150万册以上，而盗版却有1200万册左右。[23]批评界的讨伐与大众的认可形成了奇特的文化景观。“《废都》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知识文化权威与市场权威的交锋。而结果却是日益强大的市场权威借助传媒的力量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影响了对这一现象的冷静思考。当然，市场评价机制是否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客观公正地对待每位作家，已引起当今学者深深的忧虑。“通过贾平凹《废都》被大量盗版侵权的事实，可以看出90年代以后的许多作家、文化人，在充分享受媒体时代、文化市场所带来的种种特权的同时，随时也都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受害者。”[24]今天看来，此言不谬。由于市场权威的运作，有关《废都》的批判及评价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从而难以对作家形成客观公正的评价。
作为作家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理应对作家的创作及文学地位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保证文学创作朝着健康和良性的方向发展。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发现市场权威同样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冲击着为文学“立法”的文学批评。不可否认，仍有一些敢于坚守、敢于探索的批评家在默默耕耘，但这并不能从整体上改变市场权威裹挟文学批评这一客观现实。在市场权威的诱惑和紧逼下，文学批评很难保持独立品格。从20世纪90年代后的文学批评来看，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媚俗化倾向日趋明显，有的甚至沦为商业炒作的工具。尽管政治权威和文化权威仍潜在地影响着作家的评价机制，但市场权威的主导作用已不容置疑。在这种评价机制下，作家的创作及地位往往由市场来确定。一方面，作家要靠市场来生存；另一方面，市场也需要打造自己的品牌作家和作品。作品是否畅销已成为作家、出版方和读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在其影响下，作家们很难成为“局外人”。他们不得不关注自己的作品能否适应当下市场，能否创造不错的销售业绩，乃至能否成为畅销书而进入各种各样的排行榜。市场经济在当下中国方兴未艾，人们对市场权威的负面作用也缺乏足够的清醒认识。由此可以预见，市场权威对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影响将更为深远。
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并非体现为简单的直线进程。实际上，它常常体现为以一种因素为主导并与其他因素相互交织。在不同时期，这几种因素总是不同程度地进行排列组合，此消彼长。这种复杂性在客观上造成了对中国现代作家评价的艰难。一般来说，作家的评价机制往往涉及多种因素，既有文学创作本身的因素，也有文学创作之外的因素。文学创作理应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因素。可是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来看，文学之外的因素受到了过分的强调。无论是文化权威、政治权威，还是市场权威，它们都不可能对一个作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定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评价一个作家的重要因素如审美标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除了一些小圈子，如“京派”），以审美权威为主导的作家评价机制在现代文学史上从未被确立。也许，这正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因为这不仅是对作家负责，也是对作品和读者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