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除了编写和刻字仍由蒋一苇负责外，陈然的担子更加重了，和上级联系，采购油墨、纸张，取电讯稿，输送和投寄报纸，全都落在他的肩上。此时，为了防止意外，李维嘉已不直接到陈然家来，而改为定期在外面找地方约会。因为，重庆的环境已十分险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斗争更为艰巨、复杂。然而，陈然的斗志却更加旺盛。他采取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方法。以投寄报纸为例：为了不致被“邮检”扣留，他放弃集中投递的办法，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分别到南岸、江北多点分散投寄。他收集多种形式的信封，运用多种笔迹，一次又一次地和敌人“捉迷藏”。一次，他故意利用一些官僚资本开设的大商号的信封，就在商店附近投邮。这些报纸很快就被守候着的特务发现，他们根据这些线索，对这几家商号进行搜查。吓得目瞪口呆的大老板们，乖乖接受了搜查人的敲诈勒索。又一次，他在几所被三青团分子把持、一贯压制进步学生的学校附近，故意集中投寄了一批《挺进报》，这就引起特务怀疑，对学校当局作了一番彻底的清查……《挺进报》在陈然等人的努力下，除了刊登新华社的消息外，还有一些小的言论评论以及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关于开展地下斗争活动的原则，开展地下斗争活动的指导思想方面的文章，特别是有关解放区的消息和战场方面的报道最多，这对于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党的同志和重庆市民来说，仿佛在黑暗中见到一盏明灯。而同时，《挺进报》也从不放松对敌展开攻心工作，适时刊登那些令敌人心惊肉跳的文章和新闻消息。比如，《挺进报》发表过一篇由一位老者写的题为《劝告蒋军军官》的文章：“……蒋军中的士兵大都是无产阶级中人，自然知道天下穷人是一家的道理。在这穷人要翻身的时候，不仅不让翻身，反要替蒋介石卖命。所以，我不必劝蒋军中的士兵，只劝蒋军中的军官。我来现身说法：我出身法律界和教育界数十年，可算知识阶级中人，愚夫妻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也可算有产阶级中人。然而，我以年已六旬之人，却一反以前不问国事的态度，实在是为正义感所驱使，看到了蒋介石祸国殃民20多年，以前弄得国家快要亡，现在弄得人民都要死，以为凡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不应只顾自己安富尊荣，须念及同胞水深火热，而替蒋介石打内战的军官们更要想到自己是犯了弥天罪恶，一定迟早命都不保，为解放与革命而死是有价值而且光荣，为卖国与独裁而死是毫无意义而可耻。”
从现存的档案中看到的一份第十六期的《挺进报》，那报眼的左右是两个加框的口号，左边为：“蒋区人民武装起来，抗丁抗粮，分田废债！”右边是：“蒋管区官兵们，不要替贪污土劣打仗！”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再如一篇题为《蒋军士兵好消息——放下武器可以分地》的文章内容，对国民党士兵也极有鼓动性。
《挺进报》上发表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更是给国统区的民众以极大的鼓舞，同时对反革命阵营也具有毁灭性的精神打击力量。
《挺进报》在重庆的影响越来越大，令国民政府气急败坏。原以为在中共四川省委撤离重庆和《新华日报》被封闭后可以安然大睡的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有一天竟然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的一只“朱绍良主任亲启”的信封中取出了一份《挺进报》，这位行辕大人立即目瞪口呆地傻在原地好几分钟。因为那张用油墨印制的纸上有一排大字：“审判战争罪犯！准许将功折罪！”
朱绍良瘫坐在椅子上，久久没有缓过气来：难道共产党真是斩不尽、杀不绝？“徐远举处长，你给我马上过来！”朱绍良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抓起电话，疯一般地对着话筒大叫起来。
现在的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业务档案（B-145）材料中，有徐远举交代当时这一情景的文字：
朱绍良在西南长官公署办公室打电话叫我去，一进门就熊了我一顿。朱绍良素以儒将自诩，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祸事来临。果然，交给我一封信。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他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提笔就给我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严厉手令。
那天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军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等重要头目都参加了。出席的有重庆市警备司令萧毅肃、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重庆市警察局长施觉民、社会局局长赵冠先、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和我本人，等等。朱绍良一上来就提出《挺进报》的问题，训了一顿，接着责令军警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并说：不要以为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走了，就平安无事了。然后命令我与有关机关会商，限期破案。反动头子们面面相觑，会议一散，一个个觍颜而退……徐远举从朱绍良的办公室出来后坐上小车，开始秘密策划对《挺进报》的侦破行动。自从1932年在国民党军委会团警干部训练班参加军统以来，他同共产党打交道已有16年的时间了，当上这个少将处长也算是“战绩”累累。可《挺进报》秘密发行已有一段时间了，还寄向各方，这次居然寄到了朱绍良主任的手里，共产党实在太猖狂了！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徐远举感到了一种巨大压力。
《血手染红岩》是徐远举在被关进人民政府的战犯监狱改造所里写的交代材料，这份材料记录了他反动一生，尤其是屠杀重庆地下党人和革命志士的罪恶过程。关于《挺进报》事件，也有专章叙述。当时徐远举对“限期破案”《挺进报》任务有如下布置：
本来丙种会报，属于宪兵、警察、中统、军统四个特务机关的联合会报，是秉承南京党政会报（又称特种会报）之命，危害革命、镇压学潮的联合行动机构。该会报由宪兵司令部主持，在南京设有会报秘书处，作为领导各地丙种会报的总机构，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任秘书处处长。按南京丙种会报规定，指定我和重庆警察局局长施觉民、重庆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中统西南区督导徐政四个人组成重庆丙种会报。经我们四个人商量，用“转转会”的方式，聚餐联系。为对付重庆工潮、学潮的方便，另邀了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和重庆稽查处处长罗国熙参加。以后我又把丙种会报改为一个常设机构，配属于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来危害革命人士。
西南长官公署举行的这次会报邀请来的人，谈什么问题，大家都明白。虽然满桌子酒菜，但大家心情是沉重的。
在这次会上，除中统方面有所推诿外，警察、宪兵、稽查方面都表示将积极配合。最后，徐远举拿出了他的破案计划，他说：
《挺进报》流传所及，影响人心，但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对付他们……一、按照《挺进报》寄发情况来看，《挺进报》肯定在重庆市或郊区。我主张立即清查邮路，守候邮筒，严密监视《挺进报》投邮情况，派人守候缉捕，特别注意早晚时间和邮局的邮工。二、搜索赤色书刊，严密侦查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的活动，尤其是几家民营报纸。请党团新闻会报多多负责，随时交换情况。请市党部宣传处立即配合军警搜查各书店。三、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续派得力人员驰赴华蓥山区，配合清剿部队严密搜捕，务必清出地下党的组织关系，招抚被诱骗的青年。四、多方运用内线布置，设法接近中共地下党组织。五、必要时在全市进行突击大检查。目前不必打草惊蛇，请宪警在市郊区多加巡逻。六、特别注意各工厂的工人活动。各兵工厂要严密侦查戒备，工运组织要多深入下去。工厂方面最可能发现问题。
特务们对各种“案件”处理是有分工的，所谓的《挺进报》一类的案件，属于“丙种会报”，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的一种分类案件名称。从徐远举的这份“行动布置”来看，敌人对《挺进报》事件，是又恨又怕，欲速处理，方可解他们的心头之恨。
徐远举是有名的看上司眼色行事的一头反动鹰犬，现在既然朱绍良把《挺进报》的事交代给了他，如果他徐远举做得不得力，朱绍良那里肯定不会给他好脸看。因此徐远举得到朱绍良要搞掉《挺进报》的指令后，立即把执行计划做好，并迅速呈报后得到朱绍良的亲自批准。
“军、警、宪、特四个方面的力量，全部由你调配，要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从《挺进报》入手，彻底搞掉中共重庆地下党！”朱绍良特意交代道。“长官放心，卑职一定全力以赴。”徐远举在上司面前立下军令状。得令后的徐远举亲自坐镇指挥，他要求各方面的军警和特务分子每天将搜集的情报及时上报给他，试图从蛛丝马迹中找出线索。他规定：破案立功者奖，怠慢疏忽者罚。在他的严厉督阵下，各路军警和特务们开始疯狂地搜查线索，挖空心思地施展阴谋诡计。
于是，在重庆大街上，便衣特务暗藏四处，瞪着那鹰一般的眼睛，只要觉得可疑的人就立即抓捕。
伪装改扮成学生、工人的特务，渗入重庆及下川东的学校、工厂里，严密监视学生、工人的活动，他们对此行为也叫“深入基层”。
重庆的所有重点书店被一次又一次地突击检查，不少居民住宅也被强行搜查。各道路、码头、旅店，更是特务们紧急戒严、重点清查的地方。
为了从“根本”上铲除《挺进报》与地下共产党组织，徐远举要求特务们将“战线”拉长到各郊区，如綦江、江津、合川、璧山、永川、涪陵、长寿、垫江、大竹、邻水、广安、南川和万县、云阳等地的特务，也跟着纷纷出动，到处清剿搜查。
“报告徐长官：云阳方面有重要收获！”不日，重庆站的特务向徐远举报告说，他们抓到了一个云阳的青年知识分子，叫盛超群。“从确凿的证据看，此人肯定是共产党，并且与《挺进报》有密切关系。”“你们在云阳那边盘问过没有？有没有收获？”徐问。
“拷问了，但他很狡猾，没有说啥子名堂。不过，他的事已经铁板钉钉。我们还把他的弟弟盛亚群也逮捕了，兄弟俩都挺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吐一个字出来。现在分别关在渣滓洞的楼上六室和楼下六室。”
徐远举一听，异常兴奋。“好，我马上派侦防课课长陆坚如去刑审，看他吐不吐！”心狠手辣的陆坚如得令后，立即对盛超群用大刑。然而，这个年纪轻轻、文文静静的盛超群是他们根本想不到的奇才，竟然让狡猾的特务上了一个大当。
盛超群，云阳人。1938年在延安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毕业。后受党的指派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1938年8月回到云阳，他先在云阳中学校宣传抗大的内容和八路军的好处，促使当时22位云阳中学的学生由城口县翻山路前往延安考抗大。盛超群此时参加了一起告发云阳县长陈言福、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杨秩东的贪污事件，曾轰动一时。这事激怒了当地的反动势力，他们视盛超群为眼中钉、肉中刺，后由国民党乡长刘障东等十多人联合起来控告盛超群是共产党，说他在乡间宣传、阻挡兵役法实施和攻击政府，当年12月盛超群被押到县府。后因盛超群家人和亲戚出钱保释方算了事。虽然盛超群获得保释，可仍被软禁在县党部内不准随便自由乱走。1941年2月，盛超群逃到成都、昆明一带。1942年底才重新回到云阳。不久，他在《云阳公报》上揭露桑坪乡长刘障东的贪污事实，结果反被对方告发“盛是抗大回来的共产党分子”。盛超群再次被捕入牢，两个多月后才被取保出牢。此次出狱的条件是：盛不能再在云阳。无奈，盛超群到了万县。
1943年到1945年期间，盛超群利用上海法学院章仓萍教授主办的《中外春秋报》，不断揭露和攻击当地的国民党贪污分子，加上他的文章总是锋芒毕露，又频频将那些贪官的事见于报端，盛超群一方面名声大振，另一方面得罪了诸多当地反动官僚。比如，他揭露万县九区专员曾德威、万县警察局长艾兴权的贪污事实，在报上登出题为《大官问小官，乡里情况如何，小官答曰，烟毒已尽土匪绝迹》的文章，惹得曾德威、艾兴权等派十多个荷枪实弹的兵卒前去追杀盛超群。那天盛超群正在西山公园坐着，好在有人事先去给他报信，他趁拿枪追杀的兵卒赶到之前的那一瞬间，急忙从后窗跳逃，一口气跑到一艘将要开启的轮船上才算捡了一命。盛超群如此敢作敢为，与反动官僚和贪污分子如此高调对抗，加上他在《挺进报》还登载了题为《不怕你贪官枪尖上有血，只要我记者笔尖上有墨》一类的文章，作为此次特务寻找“共党”的《挺进报》嫌疑分子，盛超群是必定跑不了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