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超群的弟弟盛亚群回忆说：“1948年1月7日早上，我开门看见墙上贴了很多快邮代电，其中有一则题为《速捉共匪盛超群》。我一看，就拔腿往家里跑，告诉哥哥要他马上逃跑。哥哥听了我的话，但1月9日晚上，他却在万县被逮捕了。我于10日到万县四处打听，寻找他的下落，二十多天一直没有找到。后来哥哥暗地串通了看守班长，才知道了他的情况，当我到看守所见他时，不由心痛万分。只见我哥超群他双手戴手铐，脚上是副五十多斤重的大铁镣，已经被刑罚整得面不像人。看守班长对我说，这大脚镣是专门为盛超群定制的，因为上面的人说盛超群很凶，我们万县方面已经管不住他了，马上要押到重庆去……4月19日我就被重庆行辕二处派来的特务杜杰（巫山人）逮捕了，特务给我戴上脚镣、手铐，第二天送到万县警察局审问，要我说出大哥的活动情况，我不说，把我用电刑、老虎凳整昏死几次，连整带审七八天后，我一点没有说，杜杰将我送到重庆行辕二处，由姓张的法官审问，他拿出我给另一个哥哥、在南京工作的盛腾芳的信（特务在邮局查到的），依此，特务们要我说出大哥超群的一切活动情况……连整带审半个月后，我一直没说出什么，就把我关进渣滓洞。在渣滓洞里，我大哥盛超群关在楼上六室，我关在楼下六室，盛腾芳关在楼下八室，我们关在里面的人都知道。有一次二处特务把我大哥拷打得很厉害，连整三天逼他交出组织，他受不住刑时，就把国民党云阳县的各单位警察局长等咬上去，说他们都是共产党……”
盛超群的弟弟盛亚群被关押了一年多后释放，另一个弟弟盛腾芳更因为与盛超群及《挺进报》无任何联系，便在审讯后几日回到了南京。而对盛超群的酷刑仍在继续……“处座，盛超群终于招了！这回我们收获大大的，盛已经招供他是云阳县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这是他供出的地下党员名单……”
徐远举拿着侦防课课长陆坚如呈上的盛超群“招供”名单，手都有些颤抖了——这是这位老特务多么期待的东西啊！
“盛不堪重刑，招出他是云阳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在云阳准备武装暴动，预定某时起事。还供了云阳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计划以及开会情况，提出了一张黑名单。我当时认为这是最好的材料，未加复讯就命令吕世琨、雷天元率领二处特务前往万县，会同万县区行政督察专员李鸿焘驰往逮捕。”徐远举回忆此次行动说，“万县专员李鸿焘，系邓锡侯的旧部，以其管辖区出了这样大的问题，就率领保安部队，开了一艘专轮直下云阳，将盛超群所供的周璞等十余人，一并逮捕，解到重庆。经我一了解，被捕的人，有的是县警察局局长，有的是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有的是县参议员。一言以蔽之，都是反动党团分子及云阳地方豪绅，是欺压人民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反动统治的支柱，与中共地下党无关。全案扑了大空，不得不将在云阳县被捕的人全部释放，并请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云阳籍的军统特务头子许乾刚出面，安抚他们，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餐，致歉，并嘱他们在云阳县团结一致，反共清共。至于盛超群，我是非常憎恨的，以后杀害于渣滓洞，还追索他的兄弟盛腾芳在南京《新民报》的情况。他兄弟盛亚群，也被株连，关了一年多才予以释放。”
徐远举在盛超群问题上，大出洋相。当时特务们到云阳抓走周璞等一批官员后，震惊云阳各界，一时间，云阳政府乱成一片，百姓拍手称好。回到渣滓洞，徐远举欲给自己拉回面子，便亲自审问，重刑对付盛超群，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不想，盛超群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说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你们不相信，你们的人撬断了我的腿，我只得编一套交出来。”
盛超群从此在渣滓洞监狱里成了有名的“智星”，他常给难友们出高招对付敌人。然而，敌人毕竟已经在重庆城乡各处布下眼线，任何一点关于《挺进报》的风吹草动，皆在他们“全力以赴”的侦查范围之内。这样一份想在敌人眼皮底下不透一丝风声的革命报纸，就因为一丝不慎的细缝，终于造成了重庆地下党的巨大悲剧——事情是从一个年轻的地下党员身上发生的。这位叫陈柏林的年轻党员才18岁，他是民生路上的“文成书店”的一个职员，在特务们撒大网搜查线索时被迫暂停营业。店员陈柏林转到草堂国专暂住。
在这里，有位叫姚仿桓的保密局情报员正好与陈柏林同室居住。姚是徐远举派出的“红旗特务”。所谓“红旗特务”，即以进步分子的身份，潜伏到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中间，表现异常红色，最后在摸清革命阵线的情况下将进步分子一网打尽，故敌特机构称这样的特务为“红旗特务”。陈柏林不知姚仿桓的底细，两人在一起时陈对国民党特务查封他的书店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一面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阴谋活动，一面表示将尽一切力量要恢复书店或重新办一个书店。姚仿桓佯装思想进步，附和着陈柏林大骂国民党腐败无能，这使陈柏林相信姚仿桓也是一个进步青年。陈柏林主动拿出一本《新中国初型》给姚仿桓看，姚仿桓翻书时发现书中夹有一张《挺进报》。
“老板，这里有情况……”姚仿桓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保密局重庆站组长李克昌。“好，你继续盯住陈，我另派人接近这个陈。”李克昌指示道。“我不可以继续行动吗？为什么还要专门派人来呢？”姚仿桓见立功机会快到了，却听上司要另派人来抢功，有些不悦。“你的腿脚不利索，万一让陈跑了怎么办？”李克昌训斥姚。“长官，那我服从。”跛脚的特务姚仿桓只好放弃立功机会，让给了另一个假装失业青年的特务曾纪纲。经姚仿桓的介绍，曾纪纲认识了陈柏林。曾纪纲以自己失业的“亲身体会”与陈柏林推心置腹地交谈，对追求光明、民主、自由和建立新中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这使陈柏林有一种幸遇知音的感觉。特别是曾纪纲投其所好，提出要办书店的想法时，陈柏林非常兴奋。为了寻找线索，曾纪纲提出应搬回书店去，陈柏林同意了。
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副站长吕世琨的得力助手，他在重庆各工厂发展了许多“通信员”、“情报员”，徐远举对他的评价是：“他很狡猾而又能吃苦，能深入到下层活动……李克昌是渝站工作得最出色的一个特务。”李克昌指示曾纪纲要尽快摸清陈的上级和《挺进报》的情况。
在文成书店，曾纪纲与陈柏林彻夜交谈，谈苦闷、谈志向追求、谈人生理想，表现出了一副比谁都革命的假象。陈柏林完全被“红旗特务”的假象所迷惑了，而且还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样的进步分子介绍到党内。
1948年3月28日，陈柏林向上级“老顾”汇报了与曾纪纲交往的经过和对他的认识情况，“老顾”要陈柏林提高警惕，不可轻信人，但陈柏林十分坚决地认为曾纪纲最起码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人，迫切要求“老顾”亲自考察一下。“老顾”从发展进步力量的角度考虑，同意先见见面，约定4月1日下午3时在红球坝见面。
曾纪纲立即向李克昌报告了这一情况，李克昌又报告给副站长吕世琨，吕指示李克昌要曾纪纲“继续伪装，扩大线索”。但是，徐远举知道这一消息后，却等不及了，他命令吕世琨做好行动准备，将陈柏林、“老顾”秘密逮捕。4月1日，吕世琨带二处警卫组的大批特务在红球坝周围秘密潜伏。这天下午，陈柏林兴致勃勃地带着曾纪纲去红球坝见上级“老顾”。路上，陈柏林告诉曾纪纲怎样介绍自己，如何回答上级的提问。在红球坝，陈柏林还未及作介绍，潜伏的特务便蜂拥而上，将他和“老顾”逮捕。双手被手铐卡住的陈柏林，看见曾纪纲在一旁得意地冷笑，此时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从不轻易哭的陈柏林流下了悔恨的眼泪。陈柏林自然还不知道因为自己的这一失足，使得中共重庆市委和重庆地下党几乎彻底被敌人破坏，也并不知道由此给多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及革命志士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陈柏林后来一直被敌人关在渣滓洞，牺牲于“11·27”大屠杀之中。陈太年轻了，狡猾的敌人让我们的年轻人和我们的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以，任何假象可能都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党和同志们必须牢牢记住。不过，李克昌在抓获“老顾”时，竟然雾了一头水：“怎么是你啊？”这个共产党的“老顾”原来是李克昌的老熟人，而且也是他的同行——曾经的特务机关的军统情报员，真名叫任达哉。
抓获陈柏林和他的上级“老顾”，这让特务机关的行辕二处一时喧嚣起来。徐远举在《血手染红岩》的交代材料中对如何审讯共产党，有这样一段自白：
“我对地下党员的严刑审讯，有三套恶毒的手段：一、重刑；二、讹诈；三、诱降。利用他们不堪酷刑的拷打，利用他们贪生的心理，利用他们的家庭观念，利用他们身体上的弱点，用各种威胁利诱和欺骗讹诈手段来诱惑，以动摇他们的革命意志。比如说，你的上级将你出卖了，你不说不行。比如说，已掌握了全部材料，知道你的情况，不说也不行。比如说，你的妻子已将你的情况全部说出来了。施加种种欺骗诱惑，以及生与死的威胁。我认为只要他们说一个字，开一句腔，就有办法……”
陈柏林虽年轻，但并没有出卖党和失去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在现今的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业务档案（A-81）卷宗中，关于当年陈柏林的情况有这样一段结论性的评语：
（他）受刑很重，没有承认身份，未交人，狱中努力读英文，希望以后获得自由时办一个书店。
当时特务机构的二处对革命志士使用的主要有老虎凳、水葫芦、踩杠子、吊杠子、竹签子种种毒刑。受过这种毒刑的革命人士即使能够幸免于死，也会终身残废。按特务机关对革命人士的审讯手段，一上来就用刑，好像梁山上的英雄，一进监门就先打五十棍棒。他们妄图用这种血腥的恐怖，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来打击革命人士坚强的意志，打得你昏头转向，失去了冷静的头脑，而落入特务的圈套。
徐远举分析了陈柏林和“老顾”的情况后，认为首先要从年轻的身上打开缺口，年仅18岁的陈柏林在徐远举的眼里不是什么难对付的角色。刑讯室里，徐远举和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想象陈柏林一见这些刑罚就会发抖，只要略施小计就可以了。但不论特务们耐心开导，还是淫威相逼，陈柏林只是一言不发，他愤怒地瞪着双眼……徐远举失去了耐心，命令对陈柏林动大刑。年轻的陈柏林忍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竟然没有吐出一个字，这让徐远举不曾想到。
“换一个！”徐远举愤愤地说。“老顾”被带了上来，徐远举从李克昌那里已经知道了“老顾”——任达哉的底细。抗战期间，任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印刷工人。抗战胜利后，中央印刷厂迁回南京，任达哉失业。经人介绍，任达哉认识了李克昌，在帮忙找职业、给经费的诱惑下，任达哉做了军统的通信员。随后，任达哉被介绍到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工作，同时负责监视民盟机关的活动情况。由于后来任达哉只提供过一次情报，工作上无甚“成绩”，李克昌乃与任达哉渐渐疏远，任却在另一个阵营干起“革命工作”了。
“任先生，听说你过去与我们还是一条船上的同志啊！”阴森森的审讯室里，徐远举仔细地上下打量着任达哉，见对方低着头闷在那儿，心里多少有些把握了：对这样容易三心二意的人，掰开他的嘴并不复杂。
“说！你是怎么从一个军统的同志，变成共产党的？”徐远举突然高声一句话。“不是的，长官，我本来就是你们的同志，李先生最清楚我的事，我现在还是你们的情报员，只是没有完成好任务……”浑身在发抖的任达哉试图用过去的历史挡一下徐远举凶恶的目光。
“任先生当真不是共党分子？”徐远举的眼睛几乎贴近任达哉的脸。“真，真的不是。”回答的声音是颤抖的。“与《挺进报》也没有啥关系？”“没，没有。一点……关系都，都没有。”回答的声音更颤抖了。“那就用刑吧！”徐远举怒吼一声。
“小子，请上老虎凳吧！”陆坚如早已按捺不住了，一把将半瘫在地的任达哉拖到刑具上，使劲加上两块砖……“哎呀——！我招！我招……”老虎凳上的人大叫一声后，又“呜呜”地哭了起来。徐远举鄙夷地看了一眼瘫在地上的任达哉，对陆坚如说：“把他交给你了！”任达哉很快坦白了自己1945年加入地下党的经过，后又供出了自己的领导人“杨清”，并说杨是重庆地下党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任达哉同时还交代了自己所掌握的《挺进报》发行和地下党员情况。
“最近你们还有什么活动？”审讯已经一天一夜了，特务有些疲倦地问。“有有。”任达哉突然想起一件事：“我已经同‘杨清’约定过几天联络接头，他要向我布置新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