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的节目一个接着一个……烈士杨汉秀，别名杨稚华，又名杨俊，在延安时期化名“吴铭”。1912年出生于广安龙台寺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父杨淑身，大革命时期曾在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第九师任师长；伯父杨森，是四川五大军阀之一。杨家拥有田产3000亩，是广安最大的官僚地主。1926年杨汉秀随父在部队驻万县时，深受党代表朱德同志的喜爱，朱德经常给她讲革命道理，对她后来毅然背叛家庭、参加革命有重要影响。然而杨森则出于反革命本性，投靠了蒋介石，也借故“送走”了党代表朱德，开始了与共产党为敌的罪恶生涯。杨汉秀从此与其伯父势不两立。1939年，杨汉秀来到延安，先后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第四期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1942年整风运动中入党。1943年在延安中国公学第七期学习。1945年被调到关中分区兵站工作，在此期间参加了著名的五台山保卫战。抗日战争胜利后，因国共和谈需要，杨汉秀于1946年9月随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乘美军观察组飞机回到重庆。由于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发动了内战，杨汉秀一下飞机就遭到特务的监视，她在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住了一个晚上便转到家乡从事地下工作。杨汉秀下乡后，便把佃户组织起来，以练团防和打太极拳的名义，培训地下武装，她把自己陪嫁的田地卖掉，购买枪支弹药支援华蓥山游击队，为革命斗争提供活动经费。1947年和1948年间，她先后两次被捕。由于她在渣滓洞组织地下党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弄得特务机关不知所措。其伯父杨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把她“保释”出狱，叫她“不再参与共产党活动”，然而遭到杨汉秀义正词严的拒绝。这样，她才第三次入狱，一直到被其伯父亲自下令秘密处死。其间，她从来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软弱与犹豫，始终对革命充满乐观主义精神。
杨汉秀殉难时年仅37岁。由于她是被杨森单独秘密处死的，所以关于她的死极少有人知道。重庆解放后，杨森本人逃到了台湾，关于杨汉秀的情况就没人说得清了。有关部门根据脱险的同志介绍她在狱中组织春节联欢会等表现，将杨汉秀评为烈士，但她的遗骸一直没有清理到，也不清楚她是否是共产党员。直到烈士遇难20多年后的1975年夏天，在金刚坡劳动的当地社员发现其遗骨，经有关部门派人前往调查并进行发掘，后经重庆医学院专家验定，及结合有关特务供词，最后确认这就是杨汉秀烈士的忠骨。周恩来的秘书龙潜得知这一消息后，虽在病中，依然写材料证明杨汉秀的中共党员身份（详情见本书第五章“忠诚之忠诚”）。康克清、汪锋等领导同志及干玉梅、朱把清、熊扬等烈士生前师友都提供了证明材料，这样杨汉秀烈士才被正式确认和宣传。
1980年11月25日，在重庆烈士墓隆重举行了“杨汉秀烈士遗骨安葬仪式”。这与她遇难的时间已相差了整整31年。在渣滓洞监狱，与杨汉秀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一位英雄女性，她的身份更特殊。现在我们到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就可以看到这个名叫“胡南”的女烈士的照片。她的照片下面有一份很珍贵的“简历”——户主姓名：周恩来，姓名：胡南，性别：女，教育程度：中学，职业：政，服务处所：中共代表团。
这个名叫“胡南”的女烈士，圆圆的脸，戴着近视眼镜，显得十分端庄、文静，眉宇间又有几分英气。上面这份“简历”，是她1946年在南京中共代表团工作时的户口册页上的内容。
胡南，原名胡永萱，又名胡启芬，在渣滓洞监狱里，她的名字又叫胡其芬。这四个不同的名字，如同她生命历程中四块闪亮的革命丰碑一样，闪闪发光。
在本书的第一章里曾经讲到过在“11·27”大屠杀的前一个星期，即1949年11月21日，一个以“吉祥”名义写给狱外地下党的一封信，希望党组织尽快组织实施营救计划。后因为敌人的大屠杀计划提前了，所以营救没有成功。而据查证，这封“吉祥”的信，也是革命烈士以“狱中组织”名义向当时的中共重庆地下党发出的最后一封可以查证的信件。从“吉祥”的笔迹和几位脱险志士的证词证明，此信是烈士胡其芬写的，这也是这位女英雄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心声，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胡其芬烈士在生命最后时刻那从容、镇静和丰富的政治预见及周密的处事能力。这封被保存下来的信，是血写的丰碑，字字发热，句句闪光。
胡其芬在被捕之前，是以刘国介绍到他的亲戚、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的何公馆作英语家庭教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的。她的被捕也是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叛变造成的。那是1948年4月初的事——4月4日许建业因叛徒出卖被捕。4月6日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到许建业住处接头时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后叛变，重庆地下党组织连续遭受重大破坏。身为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的胡其芬马上得到了市委委员李维嘉（“老黎”为其地下接头称呼）的告警通知，知道市委出事，但是此时地下刊物《反攻》的负责人廖意林、苏海（辛涛）夫妇正受特务追捕，在地下党市委机关工作的胡其芬正忙着帮助他们转移，一时顾不上自己。
原来廖意林和苏海在三月间被叛徒出卖，特务到苏海工作的《新民报》搜捕，苏海事先已佯称回广西老家，请假离开。这时，特务知道其妻廖意林正怀孕临产，于是遍搜全市产科病房，企图抓捕。在此之前，廖意林已由胡其芬送到大姐永芬处，在陆军医院安全分娩。因特务寻踪搜捕，胡其芬匆忙去找苏海夫妇，传达组织通知。此时特务已到陆军医院追查廖意林下落。胡其芬在江边碰到苏海，惊喜地说：“我以为没办法见到你们了，居然见到了，真是谢天谢地！现在市委出了大问题，你们的领导老黎也没法来见你们了，他要我以组织名义通知你们，立即设法离开重庆。上海，你们不能去了，因为原定你们到上海后和南方局接头的地点和暗号可能被叛徒出卖了。”这样，就在当天晚上，苏海夫妇由胡其芬安排到济民医院后面的张肖瑜大夫家里住下，为了安全起见，孩子送进医院婴儿室哺养。
4月9日下午，胡其芬到济民医院最后商定了转移的办法，并为他们筹集了路费。苏海回忆此事时说：“我和意姐（廖意林）按照组织的安排，顺利地转移了，但是没有想到，其芬救活了我们，而自己却落进了敌人的魔爪，最后牺牲于渣滓洞监狱。至今思之，亦悲恸难名。”
4月9日晚上，胡其芬按约定与老黎碰头。因市委书记刘国定出事了，老黎的住处已不安全，胡其芬便邀老黎来江北她家中。次日早晨，她送老黎出门，若有所思，待了一会儿，匆匆走到庭院摘了一枝红蔷薇递给老黎，默默无言地分别了。在那白色恐怖严重的日子，他们随时都可能是生死最后一别。今朝分别，谁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呢？她目送着老黎走下江岸才回到屋里。随后，胡其芬又回到家把家里安排了一下，赶到济民医院，同一位地下党同志一起商筹同志们转移的路费。深夜，胡其芬又在济民医院的楼上秘密收听、记录新华社广播的新闻稿。
11日早上，胡其芬想起了保存在何公馆里的一些文件和《挺进报》需要马上去处理掉。她哪里知道就在头一天，何公馆里发生了搜捕刘国、刘国又机智逃脱，徐远举与何北衡大闹一场的事，更不知道便衣特务早已把何公馆团团密封的惊险情景。当胡其芬踏进何公馆的那一刻，她便发现气氛不对，于是立即到房间去处理文件和销毁《挺进报》，然后佯装镇定自若地走到客厅里。这时早已等待在那里的特务们堵住了她。前一天因为刘国逃跑一事而与特务们闹得一塌糊涂的何太太一见胡其芬，顿时将所受之气全都撒向胡其芬。“你们要抓人就抓她吧！她就是刘国介绍来的家庭教师！”何太太指着胡其芬，对特务们说。
胡其芬就是这样被特务们抓捕的。作为与刘国有关系的嫌疑犯，她被关进了老街32号——特务机关西南行辕二处的办公所在地。在敌人看来，作为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的胡其芬，同样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所以对她的审讯和用刑也是必然的。而从地下工作转到监狱斗争，对胡其芬来说，只不过转换了一个战场。“在生与死的抉择之间，必须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基本素质。”这是胡其芬平时对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常说的一句话，而她更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1919年农历3月26日出生的胡其芬，其父胡彦博是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胡父为人正直老实，虽在北洋政府的财务部当会计，家境却并不好，常靠典当衣物维持生活。胡其芬的母亲肖石莼是湖南长沙人，性情豪爽，富有同情心，喜欢帮助穷人，母亲的性格对胡其芬有很大影响。6岁时，胡其芬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并在家跟大姐胡永芬、哥哥胡笃亮学习英语。1929年胡其芬的父亲到南京赈济委员会做会计，胡其芬随全家迁到南京。1931年，她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南京女中。“九一八事变”，打破了胡家宁静的生活，胡其芬开始痛恨日本侵略者，在忧虑、苦闷和思考中，她渴望了解现实生活，追求理想的社会生活，于是父亲书柜里的《三国演义》、《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名著，成了她如饥似渴阅读的书籍，同时她也开始阅读进步的新文艺作品，如《子夜》、《母亲》、《夏伯阳》、《毁灭》等都深深地吸引了她。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二·九运动”。胡其芬在南京加入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游行队伍的行列，并在两位堂兄的影响下，成为了南京学联的成员。从此革命种子播在了年轻的胡其芬心中。在“南京学联”的内部刊物上，胡其芬读到了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的心开始飞向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
1937年暑假，胡其芬考取了中央大学经济系。这时，抗战爆发。胡其芬一家迁到了长沙。在中央大学，胡其芬参加了“白雪剧团”，后又去长沙抗敌后援会救护训练班学习，并到伤兵医院服务。当年12月，经堂兄胡笃仲介绍，胡其芬参加了我党领导、以地方统战关系建立的湖北汤池农村合作社训练班的学习。就在这个训练班上，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7月，胡其芬随家到了重庆，在新市区委领导下从事地下抗日宣传工作。这年11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胡其芬进了中央大学经济系，就读于柏溪分校。作为革命的一颗种子，胡其芬受地下党沙磁区委的委派，在中央财经大学柏溪分校的地下党支部中任党小组组长。当时的支部工作，主要是通过学校的学生救亡联合会，组织“柏溪剧社”、“歌咏队”、“宣传队”，在校内和附近的农村演出活报剧、教唱救亡歌曲。在这些活动中，胡其芬十分活跃，唱歌、演剧、讲演、写文章，她都是一把好手。同学们钦佩她的才能，推选她为中大女同学会会长。然而国民党特务们对胡其芬领导的女同学会早已视为眼中钉，不断借事端对她进行诽谤谩骂和人身攻击，甚至采取卑鄙下流的手段故意找茬。胡其芬毫无畏惧，机警沉着地积极开展工作，后党组织获悉国民党当局准备秘密抓捕共产党员时，立即决定让胡其芬撤离中大。
1939年9月，胡其芬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转学到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由于胡其芬时常活跃在同学们中间，复旦大学的很多女同学都认识和喜欢她。毕竟胡其芬年轻，她的革命热情似火，却缺乏斗争经验，当局很快又开始注意这位叫“胡永萱”的女学生。这年冬天至1940年春，蒋介石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胡其芬不得不撤离复旦大学，被调到《新华日报》研究室担任英文翻译工作。从此，她不再用“胡永萱”这个已被敌人注意的名字，而以“胡南”的名字出现在新的战斗岗位上。
“皖南事变”后，为预防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的突然袭击，中共南方局决定将《新华日报》的200多工作人员精减到80人左右。胡其芬属于被疏散隐蔽人员之一，后来组织又决定送她到延安。这对胡其芬来说是做梦都在想的好事。到延安后，她被分配在中央研究院担任秘书。
这是一段难忘的革命生活。活泼可爱的胡其芬到延安后如鱼得水，像其他女同志一样，天天穿着一套灰色军装，到处唱啊跳啊，仿佛心中有说不尽的欢乐。到了冬天，她还在头上戴上一顶自己亲手用红毛线编织的帽子，显得比周围的女同志别致。能干好学和心地善良的她，真的太缺少斗争经验了。她的这些“小资情调”成了整党运动中的大问题。加上有人“揭发”她曾经参与的“南京学联”是“红旗特务”组织等，戴上这样骇人的大帽子，使这位未曾经历过严酷斗争锻炼的年轻共产党员，度过了无数个痛苦的不眠之夜。在长达一年多的审查中她受尽了委屈，不过这时的胡其芬则变得成熟和冷静得多了。她的革命意志比过去更加坚定和有韧性了。
1945年6月，党组织给胡其芬作出审查结论，否定了那些不实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