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中共四川省委决定于1948年4月成立新的中共雅乐工委，领导雅安、丹棱、眉山、蒲江、大邑、邛崃、彭山、峨眉、乐山、井研、仁寿、青神、夹江、洪雅等一带的武装斗争。陈俊卿和吕英分任中共雅乐工委正、副书记。这时，一个配合我军解放大西南的宏伟计划正在陈俊卿心中酝酿着，他全力组织和开辟辖总岗山周围八个县区域的革命武装——“青衣江游击纵队”。可是，1948年11月底的一天，陈俊卿来到乐山五通桥的牛华溪镇上，准备办理当地一对兄弟入党的事宜时，被认识他的特务碰见后当场抓捕。
受尽折磨的陈俊卿屡屡昏迷，却又被凉水一次次泼醒。凶残的敌军警特务们又将他放倒在一张凳子上，向他鼻孔里灌辣椒水，陈俊卿又一次昏死过去……待陈俊卿苏醒时，已发现自己躺在牢房的草堆上。“佩服你是个英雄，难怪你们的共产党尽打胜仗呢！”看守他的军警特务这样敬佩地对陈俊卿说。
中共川康特委侦悉敌人准备把陈俊卿押往成都，便立即组织了大邑、洪雅等县的武装队伍，准备在半途营救陈俊卿。可惜已有准备的敌人一再变动路线和时间，致使我方的这一营救计划未能实现。
陈俊卿在被押往歌乐山前，女儿绍芳和绍芳的外婆曾带着一些衣服去狱中探望。女儿见父亲在寒冷的冬天只穿着一件单薄的沾满血迹的衣服，又满身伤痕，不由泪水夺眶而出。陈俊卿抚摸着女儿的头，十分安详地说：“不要哭，不要怕，要做一个勇敢坚强、对人民有用的人。”这是女儿听到的父亲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
1949年1月，敌人将陈俊卿作为重要“犯人”押送到重庆，并与中共雅乐工委副书记吕英一起囚禁在渣滓洞男牢楼下3室。
“11·27”大屠杀的那个深夜，垂死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渣滓洞中的革命者实行血腥的屠杀。陈俊卿与吕英这对地下党雅乐工委正、副书记，一起英勇地面对敌人的枪弹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11·27”大屠杀中，有位过去从来没有人提过的年轻的归国华侨也被国民党特务残杀在渣滓洞。他叫廖瑞卿，矮矮的个子，黑胖胖的脸，说一口地道的广东话，牺牲时年仅24岁。
这位热爱祖国、忠诚共产党的华侨战士，在反蒋斗争中，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写下了永远让历史记忆的辉煌一页——
1925年，廖瑞卿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一个华侨家庭。读中学时的廖瑞卿，听父辈们讲述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北三省、在我华北的暴行，在南京大屠杀等等血腥悲惨的一桩桩事后，毅然决定要回祖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去，誓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境，以尽祖国儿女的报国之心。1941年，16岁的廖瑞卿告别了父母和亲人，登上从印尼爪哇岛驶向祖国的轮船，这时的他，恨不能一步登上祖国大陆，立即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回到祖国后，正值蒋介石制造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刚发生不久。廖瑞卿顿时被这等无法想象的“怪事”惊呆了：为什么不打侵略者却要灭自己的同胞？他不解。在广州，廖瑞卿接触到的不是积极抗日的活动，而是国民党到处抓捕、杀害那些一心想抗日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的罪恶情景。胸怀满腔爱国热忱却是报国无门的廖瑞卿，最后连个工作都找不到，只得流浪街头。他第一次尝到了人生的苦果。
1943年，廖瑞卿辗转到达重庆。一份叫《西风》的杂志登报招聘雇员，他被录取做收发和邮购工作，算是有了碗饭吃。不久，抗日战争胜利，本以为可以翻身的廖瑞卿却被搬往上海的《西风》杂志社解雇了。后经同乡介绍，他到法院当录事和收发。靠微薄收入生活的廖瑞卿，却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用来购买了很多进步书籍和杂志，如饥如渴地阅读，这使得他有了进步的思想意识和渴望追求革命的理想。那时，廖瑞卿最喜欢看的一份报纸是《新华日报》，报上那些救国救民的文章和报道，常令他心潮澎湃。年轻单纯和追求进步的廖瑞卿，哪里知道此刻特务已经注意到了他……1947年6月1日，蒋介石再一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和爱国人士进行大逮捕。3日凌晨，当山城重庆的人们正在沉睡之中，一队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包围了法院，抓走了廖瑞卿。在敌警备司令部所属的鲁祖庙看守所内，特务们多次严刑拷打，要廖瑞卿承认是共产党和交代组织同伙。廖瑞卿嘲笑敌人，说：“我巴不得是共产党呢！”他的不屈不挠，反而让敌人确信他一定是个“顽固的少共党”。不久，他被押解到渣滓洞监狱。
对革命者来说，敌人的监狱是锻炼革命意志的熔炉，是学习革命理论的学校。难友们爱护这位举目无亲的青年华侨。与廖瑞卿同一室的几个共产党员的表现，使他深受教育和帮助，他也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共产党和共产党员。从此这位说话有些洋气、长得一副“广东仔”面容的年轻华侨与狱中的共产党员团结融合在一起，并时时处处毅然同其他共产党员一样，积极参加狱中党组织领导和发动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如绝食斗争、追悼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大会、1949年元旦祝捷活动。有一次监狱特务问廖瑞卿：“你现在好像真共产党了！”廖瑞卿昂着头，骄傲地回答道：“共产党还有假？我就是！”据说，狱中党组织已经准备考虑吸收廖瑞卿，然而垂死的敌人提前实施了大屠杀——1949年11月27日夜晚，这个远离父母姐妹，满怀壮志归国抗日的华侨儿子，壮烈牺牲在反动派的机枪子弹下，他把热血洒在他心爱的祖国大地上，他把忠诚留给了他向往的共产主义信仰……讲“红岩”故事中的那些身份特殊的人物，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不讲。她就是“红岩村”的女主人——饶国模。
这是一位重庆近现代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在毛泽东1945年赴重庆谈判的时候，曾经专门宴请过她；解放后，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特邀她赴京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邓小平主政西南时，称颂她是“革命妈妈”……是她把“红岩村”——重庆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地名，与中国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重庆的象征和代表，在那里孕育和产生的红岩精神，成为我党继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之后同样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遗产，并永远高扬在中国人民心中。
饶国模，女，字范英，又名绍文。1895年，她出生在原四川省铜梁县云露乡，现属重庆市大足县国梁乡的一个书香之家。国梁乡这个地名，就是因为纪念饶国模的二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饶国梁而得名。
饶国模父母育有三子一女，饶国模排行老三。大哥饶国栋，是老同盟会员，后来在国民党内做事；二哥饶国梁，是被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弟弟饶国材，抗战初期在成都加入共产党，其女饶友瑚，1936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冯定（当时叫贝叶）结婚，1939年饶友瑚不幸因肺病病逝于红岩嘴，现葬于红岩公墓。饶国模的父母亲希望他们的子女将来都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和国人的楷模，因此为4个子女分别取了这样极具代表意义的名字。饶国模之所以后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友人和同路人，与她出生在这样一个新旧变革、富有强烈革命气氛的大家庭有直接关系。
青少年时期的饶国模思想进步，性格豪爽，追求上进，勤奋好学。读完中学后的饶国模，于1912年考入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在此期间，她受到谭嗣同、秋瑾以及因参加广州起义而牺牲的二哥饶国梁等人革命精神的影响，自己作主与成都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的学生刘国华恋爱并结婚，表现了她在男女平等方面的进步主张。学业完成后，饶国模回到家乡任小学教师。后因丈夫刘国华在重庆铜元局工作，饶国模便携子也来到了重庆。她是个思想解放的妇女，不愿在家当职业太太，便和朋友一起创办了“三友实业社”，开始走实业救国之路。1930年，饶国模用自己经营活动积攒下的钱，在重庆市郊的红岩嘴买下了300多亩荒谷坡地，办起了以种植花卉、蔬菜和水果为主的农场，起名叫“大有农场”。善于经营的她，经过六七年的辛苦打造，将昔日荒芜的红岩嘴变成了花果满山、绿树成荫、花香馥郁、远近闻名的好地方，人称“刘家花园”——饶的丈夫姓刘。可这时的刘姓丈夫在官场中沾染了封建腐朽陋习，当着饶国模的面提出要娶二房，一气之下，饶国模毅然与之分居，并从此带着3个孩子，离开喧嚣的市区，住进了红岩嘴——她在此盖起一栋小楼，专供她和3个子女及佣人居住，成了真正的农场女主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迁都到重庆，国共两党又形成合作。经国共双方协商，我八路军需要在重庆设立公开办事机构。1938年春，八路军办事处设在市区内。到了1939年，由于办事处内加设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人员一下多了起来，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到重庆后，便把重新找新地方的任务交给了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和办事处钱之光、周怡等人。经过地下党的各种社会关系，了解到饶国模的“大有农场”一带地方比较适合建立新的八路军办事处。更重要的是饶家与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饶国模的弟弟饶国材及其女儿饶友瑚是中共党员，饶国模的3个子女，也业已成为我党新发展的党员。
“我看这是个好地方，环境好，社会基础好。”周恩来很满意选择红岩村。
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从此在饶国模的“大有农场”内安营扎寨，公开对外活动。其实，饶国模本人在此之前，也早已跟共产党有过密切友好的联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饶国模担任重庆妇女慰劳会委员兼劳动部部长，发动妇女缝制棉背心数千件慰劳抗战将士，并募集捐款支援前方。后来她的3个儿女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她暗地里早已支持，并一直鼓励和掩护他们从事革命活动。1938年12月25日，她参加了《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召开的“遇难烈士追悼大会”。会上，饶国模以“大有农场”的名义亲自送去了花圈和慰问金，并公开声援八路军的抗日活动。“我是到处想找共产党都不得入其门，你们今天到了我的家门口，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当她听得地下党负责人钱之光找她来商量八路军和共产党南方局办事处设在她的大有农场时，激动地这样说。当时，饶国模和中共南方局谈定的协议是：由办事处出资3000银元，由饶国模具体负责办事处的房子修建事宜。房屋修好后，办事处无偿使用三年，三年后若需继续使用，每年再付给租金若干等等。
心地善良又能干的饶国模，从此便把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事当作自己家的事认真负责操办起来。房子建好后，办事处的同志们搬进红岩村工作。这时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整天轰炸。为了保证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的安全，饶国模多次主动腾出农场内的部分房屋，让南方局的负责人博古、董必武等人搬进大有农场内的其他房屋居住。博古甚至搬到了饶国模家的小楼里，与其小儿子刘圣化同住在小阁楼上。
1939年8月，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大楼正式竣工落成，并有了一个正式的门牌号——“红岩嘴13号”。新房是座三层楼房，一楼是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中共南方局机关及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领导人住在二楼，机要科和秘密电台设在三楼。“八载成功大后方，红岩托足少恓惶”，“到底人民胜，红岩不枉居。”董必武欣然题诗红岩村，饶国模因此开始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一生红缘。
“红岩有幸留英杰，英雄藉此可为家”。饶国模自觉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搬进她的大有农场后，时时处处“金壁生辉”，她也格外有幸。根据当时协议，八路军办事处是以租赁方式借用她的房子的。可到了三年以后，理当再交房租钱时，她饶国模怎么也不要了，这让周恩来和中共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很是过意不去。饶国模说：“你们来我大有农场住，这是我前世修的福，谢还来不及呢！”周恩来等只得收下饶国模的这份情意，称她是“革命的好房东”、“罕世之友”。饶国模是个心比菩萨还善的人。当时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从贵阳来到重庆居住，老人们身体不太好，饶国模知道后，主动邀请二位老人住到她的房子里去。她让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住到她的小楼二楼上，与她隔壁，便于照顾。周恩来的父亲，则安排住在办事处西边百多米远的农场的一排房舍里，那里空气新鲜，非常安静，便于休养。1940年11月，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不幸病逝，饶国模忙着张罗后事，并把自己在小龙坎福园寺的一块地皮拨出来，安葬邓颖超的母亲。1942年7月，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又在红岩村中风去世，饶国模照旧忙前忙后，将逝者安葬在小龙坎福园寺。周恩来和邓颖超对饶国模的义举感激万分。之后只要是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有同志病逝，饶国模都把他们安葬在小龙坎福园寺的墓地里，前后一共安葬了10个大人和3个小孩。邓颖超曾经这样深情地说：“当年，饶国模把我们南方局和办事处的生老病死都管完了，她是世上难得的好人。”
红岩幸有偏风雨，中流砥柱尚有人。此地英雄留胜迹，红岩异日放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