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饶国模写的诗句。自从中共办事处在红岩村驻扎后，饶国模也觉得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了。她整天高兴和乐意为八路军、南方局的同志们做事，并乐此不疲。由于接触时间久了，同时受周恩来等革命家的影响和帮助，她的思想也渐渐偏向革命事业，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感情，对革命事业有了向往之心。相反，对国民党变得越来越痛恨。
1946年春，叶挺将军出狱后就住在红岩村。当饶国模看到叶挺将军和夫人、儿女团聚的那一幕，感动万分。后来听说叶挺将军与家人的不幸后，痛哭不止，并写下长文悼念。
在与共产党的长期交往中，饶国模开始渐渐从一个纯粹的求和行善的农场主，变成了追求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爱国者和中国革命解放事业的参与者。1948年，当中共川东地下党困难的时候，饶国模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支持，并为其筹措经费。当华蓥山武装起义失败后撤退下来的二十几位游击队员无处藏身时，她亲自出面将其秘密安排在自己的农场内。有一天，国民党的军警特务们来到饶国模的农场里检查，原本想在她的农场里找出一点饶国模“通共”的嫌疑，可当他们看到饶国模打着遮阳伞，挥舞着小手绢，在大声地呵斥着一群头戴破草帽、衣衫褴褛的“农场工人”在烈日之下满头大汗干活的情形时，便悻悻地走了。然而敌方军警哪里知道，这些在饶国模吆喝下干苦力的“农场工人”，其实都是游击队员，其中还包括华蓥山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之一、中共川东临委书记邓照明等“要犯”。1948年，饶国模在中共地下党和革命事业遭遇困难的时候，正式向地下党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胡其芬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的李维嘉代表市委批准了饶国模的申请，并让胡其芬通知饶国模。可惜的是胡其芬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个党的决定告诉饶国模，自己却被捕了。饶国模从此失去了与党的直接联系，更不知道自己其实已被批准了入党。国民党在行将失败的1948年至1949年11月前的一两年里，对重庆地下党和游击队实行残酷镇压，饶国模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这时，她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回到了铜梁老家等地躲避，一直到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方才回到市区。“饶国模同志，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南方局的全体同志，也代表小超我们一家向您表示感谢！”1950年春，饶国模应周恩来之邀，参加了在中南海西华厅的宴会。在这次宴会上，周恩来深情地向饶国模敬酒，感谢她为中国革命特别是为红岩村所作的贡献。1950年“七一”前夕，饶国模经过慎重考虑，正式将自己的红岩村和福园寺等地的个人房产，献给了党和人民政府，真正实现了她“他年凯旋高歌日，红岩即是众人家”的美好宿愿。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便利用饶国模献出的这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办起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开学典礼上，邓小平拉着饶国模的手，向台下的学员们亲切地介绍：“这就是红岩村的革命妈妈。”
5年之后的1955年，饶国模因工作需要，迁居北京。也就是在这一年，重庆市人民政府经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在红岩“大有农场”和城内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基础上开始筹建红岩革命纪念馆。
从1958年5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至今，红岩革命纪念馆共接待观众6000余万人次，成为著名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示范基地。红岩精神就是从这里传遍全中国、全世界……1960年6月14日，饶国模突发脑溢血逝世，终年65岁。这位旧式家庭出身的革命妇女，以她后半生的崇高献身精神和美德，实现了她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上世纪80年代，经中央批准恢复了她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48年算起。在“红岩”故事里，从上面这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身上，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政治和思想意识上已经完全脱离了原有家庭的影响，成为了坚定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的名字因此也永远地镌刻在革命的丰碑上。
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之间的较量，其实就是忠诚与背叛这两种精神意志的较量。而信仰的力量和个人价值观的取向，常常是决定一个革命者与一个反革命者最终选择高尚与可耻的两种不同人生命运的分水岭。
在阅读和感受“血染红岩”那种惨烈和血腥的屠杀场面时，我们一方面会对那些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肃然起敬，另一方面又必定异常仇恨那些残暴杀害烈士们的刽子手。这些人的下场是必然的。从已知的材料上看到，那些杀害革命烈士的刽子手，除了一些提前逃往台湾的以外，都先后被人民政权所镇压。比如参与了杀害车耀先、杨虎城和“11·27”大屠杀的特务杨进兴，解放后化名伪装成“老实的农民”，潜逃到乡下数年后，仍然被公安机关抓捕，于1958年5月16日枪毙。另一个特务徐贵林，在解放后同样伪装成平民，企图逃脱革命政权的惩罚，最后还是被公安机关侦获抓捕，枪决于刑场。
读者也许很关注徐远举这个“红岩”故事中起着指挥和决策作用的大特务的命运。是的，惩罚和处决这样的刽子手是历史的必然。可以说，在所有“红岩”故事中，对革命事业破坏程度最大、革命者最恨的一个人就是“徐鹏飞”徐远举了！但大特务徐远举的命运则又让我们想到了其他许多，因为在解放后，他不仅没有挨上人民专政机关的枪子，相反成了人民政府保护的对象。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这个大特务在漫长的重新做人的改造征程上，获得了灵魂上的自我拯救，彻底背叛了他曾经效忠的阶级和集团。
徐远举在完成“11·27”大屠杀后，与国民党军队一起撤到了成都，然而没几天成都又和平解放，于是这个落魄的国民党大特务又逃到昆明，正准备再逃往台湾时，却被云南爱国将领卢汉的起义部队逮捕后关进人民监狱，徐远举由他人生的顶峰陡然沦落为阶下囚。他被捕的时间是1949年12月9日，这个月，他刚好满35岁。徐远举是作为国民党战犯被捕的，所以他的命运比起那些参与“11·27”屠杀的小特务们要好得多，至少没有立即被押到刑场执行枪决。
1951年，徐远举作为战犯从云南押送到重庆，关在西南公安部战犯管理所，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意安排，拘押地正是他曾经关押和屠杀革命者的白公馆，他与其他一些高级战犯被关在楼上。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徐远举坐在白公馆牢房里，感慨万千，心情久久无法平静。这里的一切他多么熟悉呵，多少往事顿时涌到他心头：不到一年前，他还在这里发号施令，别人的生与死任凭他一句话。如今他自己却沦为阶下囚，像一只被关进笼子里的狗，坐以待毙。如果说被关在云南的时候还不清楚共产党如何处置自己，现在到了白公馆这个与死亡连在一起的地方，杀人如麻、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鲜血的他，怎不知自己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等待枪决！于是起初，他对狱方的管理和审讯，采取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抵制态度。
白公馆的楼道口设有岗哨，按规定战犯可以通过楼道口到院坝活动，但出入必须向哨兵报告，征得同意后才行。徐远举他们这些过去长期作威作福、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战犯，刚开始总挂念着“想当初八抬八座，到如今是肩挑背磨”，心理上难以承受，很反感，与哨兵对抗的情况不断发生。徐远举最为突出，他经过哨位有时不报告或故意压低声音，哨兵令他站住他竟然故意不理睬，昂首便走，哨兵既不能离开岗位去拉他，更不能鸣枪，弄得很难堪。这还不够，徐远举甚至向管教干部提出“取消哨兵，出入自由”的要求。听了管理所的报告后，西南公安部第一处处长、老红军段大明来到拘留所。
“谁是徐远举？”老红军明知故问。“是我。”徐远举见进来一位穿斜纹布的解放军，站起来一个立正。段大明的目光在徐身上扫视了几秒钟，然后坐在徐对面。短暂的对视和沉默，气氛显得有点紧张。看着面前这只凶恶的狼，想到成百上千革命者的惨死，段大明不由得火起，他指着徐远举，厉声质问道：“听说你吹胡子瞪眼睛的要什么自由。你徐远举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你自己清楚，人民政府清楚，老百姓也清楚。在这里，人民政府给你们按中灶标准开伙，你过去对关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人也是这样的吗？你给他们多少自由？你还要我们给你什么自由。”老红军停下来，顿了顿接着说，“我是泥巴脚杆出身的江西老表，同你们国民党打了20年仗，好多战友都牺牲了。要是依我的脾气，你这种人一天都不能留，抓住就该枪毙。历史已经证明：人民是胜利者，你们是失败者。失败的原因很清楚，你们是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卖命，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你们还有什么不服输的？”段大明一席话，打击了徐远举等的嚣张气焰，也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罪犯地位。
一天，一位20出头的预审员提审徐远举。“我是少将处长，你是才参加工作的毛头小子，别说是要你们西南公安部部长，也该由你们处长来问我。”在审讯室里，徐远举不等预审员讯问，便操一口湖北腔扯开喉咙，拒绝回答审讯。
第二天，在这位主审的年轻预审员身旁，坐了一位30多岁戴眼镜的陪审。他是接替段大明职务没多久的于桑处长。善于察言观色的徐远举，与于桑处长对视片刻后，在于桑眼镜后射出的锐利目光下，顿感底气不足，往日的傲气也提不起来了。
“你这位军统少将，是已被打倒的反动政府官员，预审员虽说是普通一兵，排连级干部，但他代表人民政府。彼此所处的位置不同，但共同点却落在一个‘清’字上。他的责任是帮助你交代清历史，你的任务是向政府坦白历史。你不服从他，就是抗拒人民政府！”于桑处长语调平和，柔中有刚，老奸巨猾的徐远举不得不低下头。
徐远举自以为长期与共产党打交道，对共产党的政策了解得很，但他根本不了解共产党对他们战犯的政策就是以改造为主，从一开始就制订了对战犯不应简单从肉体上消灭，而应通过改造成为新人的方针。人民政府对待战犯的诚意和人道精神，慢慢让这位杀人如麻的大特务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一是徐远举在监狱的日常管理中，亲身体会到了管教干部对犯人不打不骂，不刑讯逼供，而是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维护犯人正当的人格尊严，使犯人感受到极大的人道关怀。另一件事更触动了徐远举的灵魂。有一天，几千名自发来白公馆附近烈士死难现场搞纪念活动的群众，振臂高呼雷鸣般的口号，那口号声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就像是冲着白公馆而来。徐远举等怀疑是政府有意组织这些群众来对他们实行“群众专政”，想到自己有可能死于群众的乱拳之下，徐远举等战犯一个个吓得面色惨白，缩成一团。然而，过了一会儿，口号声渐渐平息了，再没有啥动静。这是怎么回事？徐远举一边用袖子擦着汗，故作镇定，一边慢慢站起来向窗口张望，他看到监狱大门和侧门依然紧闭着，再从门前长长的石阶上往下边的公路上看去，除增加了很多解放军战士的岗哨外，什么也没有变化呀！原来愤怒的群众并没有向他徐远举和战犯冲来嘛！明白了真相后的徐远举，再也禁不住两眼溢满悔恨的泪水……他在内心第一次深深地感叹道：共产党就是比国民党讲人性！讲义气！
还有一件事让徐远举很感动。那是被关进白公馆不久，徐远举患了肛门蜂窝组织炎。这个病由细菌感染引起，发病后可迅速蔓延到腹膜后组织、腹股沟、腹壁、会阴和股部，因病情急骤，发展迅速，容易引发败血症而危及生命。管理所及时组织救治，经上级批准，以何炳洲的化名，将徐远举送到沙坪坝中渡口第二工人医院住院治疗一个多月，管理所派了一名干部前往照管，公安警卫部队也派了6名战士日夜站岗守护，以防万一知道真相的愤怒群众伤害徐远举。后经手术治愈出院回所，徐对此感激涕零，一再表示共产党救了他的命，是他的再生父母，说今后一定要好好改造思想，报答共产党恩情，就算最后枪毙了也没有怨悔。
通过这一件件亲身经历的事，徐远举开始反思了：过去自己对待革命人士，是那么野蛮残暴，而今天人民对待我们如此宽宏大量；过去在这里听到的是一片愤怒的斥责与苦痛的呻吟，今天听到的，则是朗朗读报声和谈笑声……这些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与蒋介石国民党大搞特务恐怖统治的反动政权，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人家共产党是讲人性，讲进步，讲文明的党，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党，对待曾经是敌人的犯人也有情有义嘛！从此，徐远举就像彻底换了个人似的，严格遵守监规，配合公安审讯，认真学习时事政治，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并且主动交代当年犯下的各种罪行。他还对其他犯人说：“以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言，杀一个共产党是死罪，杀百个也是死罪，不如痛痛快快、一下子交代清楚更舒服些。”所以，他在交代罪行时，常常受到审讯人员的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