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大屠杀过去60多年了，按照历史档案的保密规定，多数档案已经解密。这样，我们也有机会看到一些宝贵的历史材料。比如，当年“证明”邓惠中向敌人“交代”和“背叛”的审讯记录——第一份是民国三十七年9月13日即1948年9月13日，邓惠中在自己的家乡岳池县被捕，岳池县军法室审讯她的笔录材料，邓惠中回答了敌人的一些问题，诸如：
问：你任教员有几年了？答：有三年了。问：你丈夫何名？
答：邓福谦，他××年出外到84师（武汉）作秘书没有回来过。问：现在在何地方？
答：听说被共匪抓去了也没有准。
……
下面是邓惠中的签名。另一份是同年9月21日的审讯材料：问：你在七月廿后，开过几次会？答：在万塔山毛慎修这两处开过会。
……最后也是邓惠中本人的签名。材料中许多文字难以理解。
对这样两份敌特的档案材料如何看待，在解放初期和“文革”期间是可以想象的。邓惠中因此一直没有被认定为“革命烈士”。现今的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当年每位在监狱里牺牲或死去的人都有相应的材料，其首页是统一用铅印的题为《被难烈士登记表》。当时由于条件有限，凡是确定为“烈士”的就被分为甲级、乙级或甲下、乙下，依次来认定谁是最革命者、谁是一般的牺牲烈士，但在一些明显是叛徒的表格上就会写上“叛徒”字样，而对那些未确定身份者则标上“不确定”的字样。在邓惠中的表上，我们现在可以明显地看到那份《被难烈士登记表》中的“烈士”二字被改成了“人士”，而且旁边还写有一个“叛”字。就这样，邓惠中便从“烈士”变为“人士”，变成了“叛徒”。这简简单单的几个不同的字，决定了邓惠中在死后的命运完全与江竹筠和许晓轩等人不同了。后者通过小说和戏剧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前者邓惠中则长期地被埋藏在革命的“可耻叛徒”之列。为这，她的亲人和家属蒙受了几十年的不白之冤。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历史终究不能颠倒黑白。”这类话说起来很容易，但真正明辨是非，让真相获得应有的认可却非易事。再说，什么是真正的真相？真相中有没有假象的存在？假象中难道不会隐藏着真相？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地下工作和异常错综复杂的对敌斗争中完全是有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凭一个简单的“证据”、旁人看法和敌特分子的一份“审讯”材料就轻率地认定谁是革命者、谁是革命的叛徒呢？而如果不是依据像罗广斌这样的脱险者在狱中的所见所闻和敌特机关当时留下来的现场“审讯”材料，你又能拿出什么来证明你是革命者或他就是反革命呢？
呵，太复杂了！革命者面临的考验何止是敌人的严刑拷打，还要经历各种各样的非常考验，包括被组织和自己队伍中的革命同志们的误解，有时这种误解将是永远的……谁能经受？真正的共产党员能经受！真正的忠诚于组织的、又有坚定信仰的人能经受！而且，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经受各种考验！这也是红岩精神能够万代相传的根本所在。
杨汉秀烈士的事迹，前面也曾介绍过，她是被自己的亲伯伯杨森杀害的，而且又是单独秘密杀害的。虽然她当年被定为“革命烈士”，可由于她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加上她狱中用的名字与真名又不一样，解放后其亲生女儿为了找到自己的母亲，费尽心血，受尽心灵折磨，最后也是在烈士牺牲30多年后才知道了母亲的真实情况。我从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里看到了杨汉秀女儿李继业写的一篇《亲爱的妈妈杨汉秀》的文章，很受感动。下面摘选部分段落给读者：
每个人都有妈妈。可是，我的妈妈是谁？她在哪里？为什么不要我了？这一切在我年幼的心中，一直是个解不开的谜。
那时，我还没有上学。有一天，与邻居小孩玩耍时发生了矛盾，突然，她们喊道：“你是抱的娃。”我一下愣住了，我怎么会是别人抱养的孩子？那我的亲生母亲又是谁呢？我不知所措，仿佛掉进了冰窟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心想，一定是小伙伴为了要制服我，胡乱编造的谎言。但是，从那以后，她们总是用这样的话来攻击我，却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话去对付过别人。我只好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因为我相信它确实是真的。
我家左邻右舍全是解放前的老邻居，他们都认识我的亲生父母，自然对我的情况很熟悉。平时大人们在议论我的时候，被身边的小孩听见了，就成了他们攻击我的材料。
从此，屈辱、自卑笼罩着我。因怕别人骂我是抱的娃，只好处处忍让，尽量不与别人发生争执。表面上，我给别人的感觉是既开朗又活泼，但我内心深处却埋藏着不易被人察觉的痛苦和忧伤。
我想问养母，究竟我是不是他们抱养的孩子？我的妈妈又是谁？可是，几次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我不愿捅穿这层包着的纸，怕从此打破家中的宁静与和睦。平时，我在养父母面前佯装着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在外面如果受委屈，晚上就躲在被子里偷偷地哭泣。那时，我感到好可怜，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有一天晚上养母听到了我的哭声问我时，我只能用刚刚做了一个噩梦的话来搪塞。
直到1961年我小学毕业前，老师拿出履历表让我们填，其中就有一栏“是否烈属”。我拿笔首先就把烈属这栏划掉了，老师说我是烈属，让我把烈属这栏填上。老师的话把我惊呆了，以前，只知道我不是这家的亲生女儿，可是，现在又说我是烈士的后代。我那时虽不太懂事，但烈属的概念还是明白，我心中就好像打翻了五味瓶，真是什么滋味都有，高兴与悲伤并存。高兴的是，我的身世之谜终于被揭开；难受的是，我做梦都想有一天能见到妈妈，却永远见不到了。
就在那年暑假，老师、教导主任来到了我家，养父母终于将我的身世告诉了我。其实，我的情况邻居、学校、派出所都知道，以前，他们怕我年纪小不懂事，所以一直瞒着我。
我出生还不到两个月时，妈妈急着要回渠县去参加龙潭武装起义，不能带我同行，因此给我请了一个奶妈。由于奶妈只有十八岁，妈妈不放心，又请邻居（后来的养母）抽空帮忙照顾我。妈妈怕离我而去引起别人的怀疑，她对养母说：“我要回老家去收租，由于天太热，我不能带小孩去，一个月左右就回来了。”那时大家都知道她很有钱，但究竟是干什么的却搞不清楚。所以，妈妈以回去收租为借口离开我，大家都不会疑心。
当时，妈妈和爸爸用的都是化名。妈妈叫杨稚华。妈妈离开我回到渠县后，即给养父母写了一封信，署上了她的真名杨汉秀，遗憾的是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而事隔多年后，他们竟将我妈妈杨汉秀错记为杨益秀。
知道妈妈是烈士后，有一天，我偷偷跑到烈士墓去，希望能找到妈妈的名字，那时烈士的名单陈列在大墓左侧的房子里，我翻来覆去找了几遍，也没找到“杨汉秀”三个字，我仔细地看了所有陈列内容，也没有找到杨益秀这个名字。我怀着失望与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烈士陵园，一路上我想得很多，由于没有找到妈妈的名字我幻想着妈妈牺牲的消息只是误传，因为火烧渣滓洞后，家人曾去清尸，一直没有找到妈妈的遗体，我怕妈妈是叛徒，所以才榜上无名。难道……这一个个疑团，当时只有十三岁的我实在无法解释清楚，又不知该问谁。从那以后，我怕别人问我的身世，自己也从不提起。
鉴于地下斗争的特殊性，养父母知道我父母的事情很少。他们知道我妈妈是杨森的侄女这一重要线索，也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不敢告诉我，怕我出去乱讲会受到株连。直到1972年我从山东回家探亲，养母才告诉我，并一再嘱咐我不能出去说。当我知道这条线索后，决心要把自己的身世搞清楚。1975年我调回重庆工作后，了解到一职工的父亲解放前在渠县时曾见过我的妈妈两次，他还认识一个曾给我外婆家护院的人。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激动得浑身发抖，话都说不出来了。他一见我便感到我像妈妈杨汉秀，可是我坚持说我的妈妈叫杨益秀不叫杨汉秀，我还请他回去替我打听杨森是否还有一个侄女叫杨汉秀，他说：“据我所知，杨森只有一个侄女是从延安回来，在渣滓洞牺牲的。”他回到渠县了解到一些情况后，来信请我亲自到渠县去一趟。1976年春节后，征得养父母同意，我在厂党委开了一张介绍信，便踏上了寻亲之路。
我先后到渠县、成都等地，找到地下党的老同志熊扬、陈云龙等，还有妈妈生前的朋友及解放前给外婆家中护院的人，由于我模样、身材长得很像我的妈妈，所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帮助，凡是认识我妈妈的人看见我时，全都说我长得像妈妈，甚至说我走路的姿势和说话的样子都像我的妈妈。在妈妈的一个朋友家中，我第一次看见了妈妈的照片，我带着这张照片回重庆，为了证实我与照片上的人是母女关系，我对养母谎称没有找到妈妈的消息，并装做很不在意地拿出妈妈的照片给她看，问她认不认识这个人，养母一见照片惊喜地对我说：“这就是你妈哟！你还真有办法，把你妈的照片都找到了。”那时我都28岁了…………由于是秘密杀害的，妈妈牺牲后，一直没有找到她牺牲的准确地点，都以为妈妈是火烧渣滓洞时牺牲的。
直到1977年，我们才知道了妈妈牺牲的准确地点和经过。1975夏天，据歌乐山农民反映，解放前夕，在金刚坡碉堡中掩埋过一具戴手铐的女尸，烈士陵园派人调查核实后，请专家进行骨骼鉴定。又根据特务的口供，确认牺牲的烈士就是我的妈妈杨汉秀。
有一天，通知我们亲属与烈士陵园、民政局的同志一道，到妈妈殉难地去挖掘清理遗骨。这一天我终生难忘，几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我的妈妈，因为妈妈离开我时我还不到两个月，而妈妈牺牲时，我还不到一岁半。我是多么想念我的妈妈呀！当我得知要去清理妈妈的遗骨时，心中异常激动，几乎不能自已。
一路上，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妈妈呀！你知道吗？你的女儿今天终于找到你就要见到你了，你再也不会一个人冷冷清清地躺在这荒郊野岭了。妈妈，你知道吗？你最最放心不下的小女儿，就要来到你的身边。
由于妈妈是被仓皇弃尸，当时只浅浅地埋了一下，几十年来任凭山水冲刷，妈妈的遗骨已经剩下不多了。我们只有按照当地老农指点的位置，用手在泥土里小心地扒着、找着。经过仔细辨认，才找到一些骨头。我轻轻地拿着妈妈的每一块骨头，小心地放在我手里拿着的纸口袋里。我把口袋放在我的胸前，感到妈妈和我贴得是那么近，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多少次，希望妈妈牺牲的消息不是真的，期望妈妈有一天能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多少次，希望能与妈妈在梦中相见；又有多少次，因为想您，女儿在梦中哭醒。这些，妈妈您都知道吗？女儿多么希望能得到妈妈的爱，多想喊您一声“妈妈”呀！
世界上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女？又有哪个儿女不爱自己的妈妈？正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儿女不再失去这种爱，我的妈妈英勇地献出了她年轻的生命。年幼的我，从此失去了人间最宝贵的母爱。但是，我感到更多的则是自豪，为有这样一个好妈妈而感到无比骄傲。
妈妈自从参加革命后，历经了许多磨难和严峻的考验，也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但她从不气馁，对党的事业的追求永远是那样的执著；她对待同志、战友总是那么热情宽容，帮助别人十分慷慨；对待困难又是那样乐观，从不叫苦。
妈妈牺牲后，由于地下党是单线联系的，直接与妈妈联系接头的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同志也牺牲了，妈妈的真实情况很少有人知道，虽然妈妈在1950年第一批就被认定为革命烈士，但长期以来却寂寂无闻。
1977，哥哥从妈妈的遗物中，找到了一张“吴铭同志”见周副主席的介绍信，上面有王维舟同志的印章和周副主席的两处亲笔批字。至此，才推断出延安的吴铭，就是在渣滓洞监狱坐过牢、牺牲在歌乐山金刚坡碉堡的杨汉秀。这个谜终于解开了。
周副主席的秘书龙潜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特写信将我妈妈的情况做了介绍和说明：“关于吴铭烈士，确系周副主席在延安介绍到交际处金城同志处住，利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随他一起到重庆。那时想利用她同杨森系叔侄，派她去作地下工作。”而且还确认：“吴是共产党员、表现好，所以才派她去作地下工作，后来牺牲在重庆歌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