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妈妈曾经寂寂无闻几十年，不为人知，但是党没有忘记她，人民没有忘记她。她毅然背叛反动家庭投身革命的行为，特别是在人们不理解她、怀疑她，甚至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都没有动摇跟党走的决心。她的精神得到人们的称颂，很多报刊、杂志上都登载了妈妈的事迹。1980年11月25日，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为我的妈妈举行了隆重的遗骨安葬仪式……李继业的妈妈杨汉秀的遗骨，晚了31年放进红岩革命烈士纪念地。就是这样一位历史非常清晰的烈士，为了给予她应有的正名，烈士的亲属和战友们曾经到处寻求组织解决和帮助寻找遗骨，前后花了七八年时间。仅仅为调查烈士被害过程和寻找与挖掘烈士遗骨，就有数以百计的人员参与其中，其间历尽的周折难用笔墨形容。最后如果不是周恩来总理的秘书等重要证人出面作证，也不知结果如何。然而，毕竟杨汉秀的名字最终还是被列入了红岩革命史册上，可相比杨汉秀，还有许多革命先烈死后的境遇就要差得多了。
“11·27”大屠杀后，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考验实在太多，而且涉及的人也越来越多，不仅仅是那些已经牺牲了的人们，还有他们的战友、亲人和组织……当然，那些革命烈士们自然一直是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风云变幻中的主角。这些主角，他们自己都不曾想到在他们牺牲后的很长时间里，关于他们的故事其实一直就没有完结过，而且有时则越变越复杂和曲折。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那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自然是最直接和根本的原因。曾经有一段时间，江青掌握了主宰中国文化命运的生杀大权，在她推行“样板戏”的同时，对所有其他的革命文化和革命艺术一概否定，《红岩》被推入了“反革命大毒草”之列，那些在《红岩》中出现的英雄人物自然跟着倒霉。除了江姐命运稍许好一些——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对《红梅赞》很欣赏，所以胆大妄为的江青没敢全盘否定江姐，但江青知道有一个人特别欣赏《红梅赞》，这个人就是当年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红岩上红梅开——歌剧江姐50年》，原载2011年6月1日《光明日报》。江青为了实现她彻底否定《红岩》的目的，曾在一个重要场合放出这样的风：川东地下党和游击队没有一个好东西。那是一个颠倒黑白的年代，江青的一句话，几乎使所有与“红岩”故事相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们，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叛徒”，那一场浩劫对死去的革命先烈和他们的亲属与战友们带来巨大的伤害。在重庆，在四川，曾经出现了许多无法想象的可怕情形：那些原本英名被刻在纪念碑上的烈士名字被涂抹掉；解放初期由政府颁发的烈士证明书被“没收”并烧毁，烈士的子女成为“黑五类”。
一年一度的“11·27”英烈纪念会，被诬蔑为“替叛徒招魂的反革命复辟会”。《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之死便是例证，他的夫人至今都不相信曾经在敌人的白公馆屡受特务分子严刑拷打而不曾屈服过的丈夫，怎么可能会在造反派的一番恫吓和污辱下就“跳楼自杀”了？厉华坚信，他从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接触到那份由罗广斌当年在出狱后向组织写的《报告》，不可能无缘由地少了两页纸的内容，“肯定罗广斌在《报告》上面的内容更具体和涉及到了一些重要人物在狱中和平时工作中的不良形象，因此有人会想尽办法不让原本完整的报告出炉，然而重新找回来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以为推翻了蒋家王朝、曾经统治了中国几十年的国民党反动派逃到了台湾，我们大陆成立了人民共和国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那就太天真了，大错特错了！如老一辈革命家所告诫：一切垂死挣扎的反动阶级及其代理人是不可能放弃他们的反动立场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对真正的革命者和我们的事业进行各种各样的报复和破坏。林彪、“四人帮”一伙人为了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借“文革”的机会，制造“川东地下党没有好人”这样严重违背客观历史的政治结论，从而造成了与“红岩”和“11·27”大屠杀中相关的所有牺牲了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政治命运发生了彻底的颠覆，由此也使他们的亲属、战友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有一位与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一起被敌人作为“重犯”枪杀于1949年11月14日的烈士叫袁尊一，是位16岁就入党的“红小鬼”式人物，他生前曾担任过中共地下党川东临委及临委书记王璞的交通员，为了革命事业，他屡屡出生入死，承担组织交付的一个个艰巨而机密的任务，同时又独立担任相当量的组织工作，单线发展和培养了如涂兆兴、幸锡祥、谢以思、谭月英等一批同志入党。王璞牺牲后，袁尊一作为了解川东地下党组织的特殊人物，又与川东临委秘书长萧泽宽等并肩同敌人进行了一场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接受了残酷斗争条件下的种种考验，具有卓著的组织能力和对敌斗争经验，在同志们心目中威信很高。袁尊一是1948年8月12日上午8时，在到重庆市临江路的地下党员何忠发那里时，因叛徒刘国定出卖了何忠发而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们抓捕的。由于袁的身份特殊，因此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特务们曾让叛徒刘国定当面与袁尊一对质，袁尊一大义凛然，将刘国定骂得狗血喷头，无地自容。特务头子徐远举不相信年纪轻轻的袁尊一能这么“硬扛着”，便亲自审讯，结果一无所获。袁尊一的坚强表现在这位心狠手毒的特务头子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解放后，在我监狱里接受改造的徐远举，曾在交代罪行材料中有过关于袁尊一的话：“袁尊一，20余岁，四川人，地下党员，1948年夏，他去临江路占家巷解中旅馆与地下党员何忠发联系被捕，以后牺牲于渣滓洞，被捕时特务们在他身上搜出一两金子，我同他见了一面，我问他家住什么地方？家中有什么人？他说：‘家住在朝天门，只有一个老母亲……’他反复说：‘我母亲虽然没有饭吃，不会要你们的钱的。’”可见，袁尊一是位不可能被毒刑吓倒和被物质诱惑的坚定的共产党员。1949年11月14日，敌人将袁尊一与江竹筠等人一起提前杀害，足以说明他在敌人眼里的分量。就是这样一位令敌人都感到心惊肉跳的不屈不挠的共产党员，却在“文革”中被诬陷是“叛徒”。关于袁尊一，他的战友们还知道他在生前做过几件特别令他们感动的事，那就是他还收养了烈士王璞和左绍英夫妇的女儿小凯渝（解放后改名为雷咏雪）。袁一家为了让烈士的后代少受心灵伤害，百般呵护，关爱无比。可是袁尊一牺牲后，他自己的亲生女儿不到3岁就因病死了。不久，他的妻子，也是他直接发展的地下党员谢以思，承受不了失夫丧女的沉重打击，另嫁他人。袁尊一的老母亲为了让烈士事业有人继承，便将袁尊一的胞兄袁昭仪之子袁继武作为烈士之子，而且这一过继关系，得到了政府认可，从此没有了后人的袁尊一有了继承人。然而，令人无法理喻的是，像这样一位实际上是“断后”的共产党人，江青及其爪牙们仍然没有放过对他的侮辱和迫害。袁尊一被诬蔑为“叛徒”后，原来在敬老院的他的贤良而有觉悟的老母亲也得不到照顾，于1971年被病魔拖死；曾经是他妻子的谢以思也没有被造反派们放过，长期被关在阴暗潮湿的牛棚里罚苦役，落得一身重病，死于1978年，时年不到60岁。连“父亲”是什么样都不知道的过继来的儿子袁继武也因为是“叛徒的儿子”，被剥夺了升学、当干部的种种权利，一直生活在最底层……袁尊一烈士及其亲人们所受到的如此不公的境遇，引起了他的战友和同志的激愤。有一位女地下工作者谭月英（后改名叫谭群生），实在无法接受作为自己的战友和上级的袁尊一烈士会在牺牲后受到如此残酷的诬陷和他全家遭受的政治迫害，从“文革”初期的1966年开始，便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一直在收集和整理袁尊一的革命事迹，历时整整30年，直到1996年才正式完成了《袁尊一烈士事迹》的文稿出版工作。这位在黑色的地下工作中，在与袁尊一的交往和共同战斗中，深深地爱上了自己的上级但始终没有表白过一句话的女共产党员，当她看到烈士失去自己的女儿、妻子改嫁、养女也被领走后，便默默地将自己的女儿改名为“杨袁锋”，默送给烈士作义女。为了感谢这位后半生几乎是在为烈士而活着的、心怀诚挚爱情的女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让更多的人了解袁尊一的事迹，在此我们摘录谭月英女儿根据她母亲几十年收集整理的袁尊一事迹而作的一次讲演的内容：
我名杨袁锋，1962年在重庆出生后，为了纪念“11·27”烈士袁尊一伯伯，妈妈把我默默地送给袁尊一烈士为义女，以替代病死的袁伯伯和谢以思孃孃的亲生女儿晓华姐姐。为继承袁尊一烈士的革命遗志，将我取名杨袁锋。袁尊一烈士，他是我妈妈的引路人、党的领导同志、亲密挚友、战友。袁尊一烈士的爱人谢以思孃孃是地下党员，她对我妈妈很好，也很爱我，曾给我讲过袁伯伯的斗争故事，袁尊一烈士的妈妈孙道清婆婆和袁伯伯的寄养儿子袁继武哥哥，在重庆市市中区（现为渝中区）八一路烈属敬老院居住，由人民政府供给生活费用。我出生后，每逢节假日妈妈都带我去烈属敬老院看望袁婆婆、继武哥哥和其他的烈属爷爷婆婆，他们非常地喜欢我。我几岁时，他们就给我讲烈士的故事，袁婆婆很慈祥，最爱我，常给我讲袁伯伯小时候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中烈属敬老院的生活条件没有原来好了，我妈妈还接袁婆婆和其他的烈属婆婆到我们家里做客。这样，她们更加爱我，因此我自小能听到烈士的故事。当然，关于袁尊一烈士的事迹，更多的是通过我妈妈所讲的袁伯伯的事迹…………在南岸中学读初中时，袁尊一就喜欢读有关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书籍，并且异常崇拜这些人物。他又聪明机灵，很受老师器重。老师中的共产党员（地下党员）特别喜欢他，经常对他进行教育，使袁尊一的阶级觉悟提高很快。因此1937年袁尊一实足年龄只有16岁时，就被党组织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铜梁正谊中学读书时他与学生中的地下党员蒲世隆、张金城组成党支部，袁尊一任党支部书记。后袁尊一考入重庆社会大学政治系，开始成为党的职业工作者。他从1943年至1948年被捕前的几年间，曾先后以商号会计、报社编辑、小学教师、中学职员等社会职业为掩护做党的工作。
1948年4月份党内出了叛徒后，很多地下党员被捕，这时袁尊一的工作担子更重了。他只得放弃社会职业，终日奔走于各地秘密联络和组织共产党员们。他常常起早摸黑，他对自己的爱人（地下党员）这样说过：“你我要学着饿肚子，至少也要能饿上三天能顶得住，不然完成革命任务是很困难的。”
其实，袁尊一的家庭生活一直很清贫。他入党后，为了干革命工作方便，与他哥哥各住一方。他和母亲单独住在重庆市区千厮门小河顺城街的贫民院，条件十分艰苦。我听妈妈讲：袁尊一伯伯和袁婆婆解放前的家，在又脏又臭的窄巷内贫民院楼上一间墙壁有缝、楼板有洞的小房间里，但整理得很清洁整齐，充满生气。从1946年起，我妈妈常到袁尊一家里去，她和袁尊一及袁婆婆相处得非常好。袁家很穷，经常吃了上顿无下顿，天天吃稀粥度日，但袁尊一伯伯身上确实常常藏有黄金，这些黄金是他为党筹集的党费，是专门缴到组织给游击区支援武装斗争用的。他们家里老小饿肚子，却从不动用分文的党费，而且自己还要千方百计想法多给党组织筹集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