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岭南大学张爱玲研讨会的发言稿）
上篇：张爱玲的文学特点与她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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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所有大陆的现代、当代文学史书、文学评论，都把张爱玲剔除在外，也就是说，在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张爱玲完全被历史活埋了。当时被历史活埋的作家除了张爱玲之外，还有胡适、周作人、沈从文、钱锺书等。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功劳是把被历史活埋的几位现代作家从权力的重压下和意识形态的尘土中开掘出来，让他们重见天光，并把他们推向现代文学史的应有地位，从而打开了现代文学史研究很有特色的一页。
夏志清先生以毫无保留的评论语言，高度评价张爱玲，把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充分展示出来，使中国与世界的眼睛看清天才作家张爱玲，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精彩之笔。这一笔启示我们，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写作不能赶潮流，不能老是复制和沿袭前人的结论，不能只是给人们早已熟知的作家或早已充分评价的作家立传作注和进行“英雄排座次”，而应当用自己独具的文学史识与鉴别眼睛，去开掘真正有价值的作家作品，尤其是被时代思想潮流所活埋所忽略的带有天才特点的作家作品，并充分说明他们的成就与意义。面对那些已被充分评价的作家，也不能只是讴歌一通，而应当给予客观的独到的分析。我们对夏志清先生的敬意，不仅是他充分地开掘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而且因为他为现代小说史写作提供了一种充分个人化的批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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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先生对张爱玲所作的阐释有许多部分是精彩的，但也有些部分值得商榷。比如，他在论述张爱玲的短篇小说的特色时（夏先生把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与《倾城之恋》视为短篇小说，不视为中篇小说），指出其艺术特色是“意象的繁复和丰富”、“对于人的性格的深刻的揭发”等，无疑是对的。但是，夏先生在触及张爱玲“短篇小说”的精神内涵时，提到了两种特色——历史意识和道德倾向，却不准确。事实上，张爱玲的某些中篇、长篇小说如《小艾》、《秧歌》与《赤地之恋》倒有历史意识与道德判断，而她的代表作《金锁记》与《倾城之恋》则超历史意识与超道德判断，好也好在这种超越性。
在1979年7月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再版）中，夏先生做了这样的论述：
《红楼梦》所写的是一个静止的社会，道德标准和女人服装从卷首到卷尾，都没有变迁。张爱玲所写的是个变动的社会，生活在变，思想在变，行为在变，所不变者只是每个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现出来足以补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她的意象不仅强调优秀和丑恶的对比，也让人看到在显然不断变更的物质环境中，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持续性。她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她认识过去如何影响着现在——这种看法是近代人的看法。（第341页）
上面一节里，我们把张爱玲短篇小说的特色，作一个笼统的介绍。她的意象的繁复与丰富，她的历史感，她的处理人情风俗的熟练，她对于人的性格的深刻的揭发——这些特色当然最好用具体例子来说明。（第342页）
有些西洋小说家专写意识流，即为她所不取；因为在意识流之外，还有更重要的道德问题，需要小说家来处理。（第341页）
张爱玲并不标榜什么主义，可是这并不是说她的道德观念较那些教条派作家的为弱。她深深知道人总是人，一切虚张声势的姿态总归无用。她所记录下来的小人物，不可避免的做些有失高贵的事情；这些小故事读来叫人悲哀，不由得使人对于道德问题加以思索。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第355页）
从以上引述的四小段里，可看到夏志清先生反复强调张爱玲“短篇小说”的历史内涵，不仅说作品有“历史感”、“强烈的历史意识”，而且认为作家本身（张爱玲）就是一个“忠实而深厚的历史家”。此外，我们还看到，夏先生强调张爱玲的道德倾向，认为她的作品能引发读者“对于道德问题加以思索”，为了表现道德判断，张爱玲的小说意象“强调优秀和丑恶的对比”；只是张爱玲的道德倾向不像左翼作家那样直接诉诸道德说教，也不同于西方作家的“意识流”，而她所以不采用“意识流”的方法，正是她在思索“更重要的道德问题”。
夏先生对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和《倾城之恋》的精神内涵所做的这两点判断，是很值得质疑的。
首先，《金锁记》与《倾城之恋》的精神特点并不是它的“历史感”，而是它的“哲学感”。换句话说，张爱玲早期的天才特点，不是表现为“历史家”的特点，而是表现为“哲学家”的特点。我这样说，不是在今天的学术会议上刻意与夏先生的观点对垒，而是我几年前阅读张爱玲的一种心得。1996年，在张爱玲去世后不久，我写了一则短文《也谈张爱玲》《也谈张爱玲》，参见拙着《西寻故乡》。香港天地图书，1997年版，第291—292页。，就点明了张爱玲早期创作的哲学特点：
在本世纪中，张爱玲是一个逼近哲学，具有形上思索能力的很罕见的作家。浸透于她的作品中的是很浓的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悲观哲学氛围。张爱玲具有作家的第二视力。当人们的第一视力看到“文明”时，她却看到“荒原”；当人们看到情感的可能时，她却看到不可能；而当人们看到不可能时，她却看到可能。《倾城之恋》告诉人们，世界并非在“退步”，而是在一步步地走进死寂的荒原。因为作为世界主体的人是自私的，他们被无穷尽的欲望所控制，这种欲望导致了人性的崩塌和爱的失落。只有到了“地老天荒”，世界走到末日的时候，欲望才会与世界同归于尽，人才可能重新发现爱和复活天性中的真诚。《倾城之恋》表现的正是把世界推向末日的战火反而拯救了人间之爱。张爱玲对世界是悲观的，对文明是悲观的，对人生是悲观的。
现实中的一切实有，成功与失败，光荣与屈辱，到头来都将化作虚无与死亡，唯死亡与虚无乃是实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张爱玲的作品具有很浓的苍凉感，而其苍凉感的内涵又很独特，其独特的意义就是对于文明与人性的悲观。这种悲观的理由是她实际上发现人的一种悲剧性怪圈：人为了摆脱荒芜而造文明，但被文明刺激出来的欲望又使人走向荒野。人在拼命争取自由，但总是得不到自由。他们不仅是世界的人质也是自身欲望的人质，说到底只是“屏风上的鸟”、被“钉死的蝴蝶”，想象中的飞翔毕竟是虚假的，唯有被囚禁和死亡才是真实的。张爱玲这种对人生的怀疑和对存在意义的叩问，使得她的作品挺进到很深的深度。中国现代文学，普遍关注社会，批判社会的不合理，但缺乏对人类存在意义的叩问这一维度。而张爱玲的小说却在这一维度上写出精彩的人生悲剧。
今天我想对几年前的心得进一步说明：张爱玲的才能不是表现为“历史家”特点，而是表现为“哲学家”特点。也就是说，她有一种超越空间（都市）和超越时间（历史）的哲学特点。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不妨借用一下王国维的评论语言。王国维把中国文学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桃花扇》型，一是《红楼梦》型。他说：“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参见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的价值》。张爱玲的特点是《红楼梦》的特点，即超越政治，超越国民，超越历史的哲学、宇宙、文学特点。
张爱玲承继《红楼梦》，不仅是承继《红楼梦》的笔触，更重要的是承继其在描写家庭、恋爱、婚姻背后的生存困境与人性困境，表达出连她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即超空间之界（上海、香港）与超时间之界（时代）的永恒关怀。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和《倾城之恋》等作品，表面上写的是上海等处的世俗生活，是家庭、恋爱、婚姻等枝枝节节，但是它却揭示了这些生活表象之下那些深藏在人性底层的神秘的永恒的秘密。这就是关于人的欲望，关于权力与金钱的欲望的秘密。欲望关联着政治，但不是政治；关联着伦理，但不是伦理；关联着历史，但不是历史。更具体地说，是关联着上海，但不是上海；关联着香港，但不是香港；关联着三四十年代，但不是三四十年代。这种欲望是左右人的命运最有活力、最客观又最难用逻辑语言说明清楚的魔鬼，但它却是可以被文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的魔鬼。张爱玲早期写作的成功，正是因为她未被历史时代与道德伦理所牵制，精彩地描写了这个魔鬼，从而表现出文学家特有的本领。
《金锁记》的女主角曹七巧，从世俗的社会眼光去看，这是一个恶女人，一个可怕的女人，但是，这种道德伦理判断完全不能说明《金锁记》。事实上，七巧是个活女子，《金锁记》是一部活女子的变形记。“十年媳妇熬成婆，无婆不苛”，七巧当媳妇即没有权力的时候，内心饱受煎熬。她虽然嫁给大户人家，却是出身卖麻油的小户人家，为人妻后，丈夫又是个无能废物，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底，瞧不起她。因此，她经受了多年的阶级压抑与性压抑，所有的欲望都压入心底。而一旦熬成婆取得了统治权之后，她的欲望就爆发了。没有任何力量能制衡她。于是，她就宣泄，就放肆，就为所欲为。对那个以前私恋过而没有得手的男人（季泽），她现在把他当做网中之鱼来耍弄。她让他重新拜倒在自己面前，然后又把他推开。她知道能摆布这个男人的是权力与金钱，而不是她自己。在潜意识中，她明白这个世界就是一部权力与金钱开动的机器。所谓金锁，就是权力与金钱的图腾。她是一个绝对的专制主义者，一个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与妥协余地的绝对权威与女皇。她看穿一切，特别是看穿了金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