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卡夫卡在１９１２年８月第一次遇到菲利斯时，他并不知道自己会爱上她。次年３月２３日，复活节的星期日，他不知所措地坐在柏林一家旅馆的大厅里，弄不清楚菲利斯到哪儿去了。他之前发了一封快信，告诉她他将在星期六晚上到达，但她显然没有收到这封信。他在旅馆里草草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去，说他在阿斯卡尼施霍夫旅馆等她。他让她给他打电话，因为他准备当天下午晚些时候离开柏林。
最后他们终于见面了，两人一起去格鲁纳森林散步，坐在一棵树的树干上谈天。他们可能还参观了亨利希冯克莱斯特的墓地。第二天早晨，卡夫卡才动身去莱比锡，离开旅馆前他们俩还通了电话。卡夫卡要到莱比锡见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他答应把《变形记》的手稿送给他），然后再去奥辛出差。
我们并不太清楚这对恋人在柏林都做了哪些事情，不过，３月２８日，卡夫卡终于回到了布拉格，他已经被旅行和工作搞得疲惫不堪，他给菲利斯写信说："我在柏林时同你多么亲近啊！只有你才能给我带来活力"。这清楚地表明两人的约会是成功的，但他觉得还必须做些补充："你仍然不够了解我，你最亲爱的人"，以往那些潜台词依旧没有改变。因此，４月１日，他写信对菲利斯做了"大忏悔"（他后来这样告诉布洛德）。
他担心的是"我永远都不能拥有你"。如果事情的确如此，"那么我当然有理由在六个月前尽我最大的努力离开你，更有理由害怕我同你的任何联系，因为其结果只会使我放弃我那虚弱而徒劳的努力"。卡夫卡告诉布洛德，菲利斯是"一个真正的受害者，很清楚，她曾经过着幸福的生活，与整个世界和谐相处，而我正在破坏她赖以生存的基础"。
一般来说，任何恋爱关系走到这个地步都会结束的，但这对恋人却继续交往着；各自都有各自的理由。他俩都把婚姻当作追求的目标，为之可以不惜任何代价。菲利斯提醒卡夫卡说，他们变得越来越"疏远"了，卡夫卡拒绝承认这一点，他坚持说他只是对她"渴望得要命"，并强调给她写信的需要深深地植根于他生命的中心。他们计划在圣灵降临节再次见面。同时，卡夫卡一改往日对家人的非难，在给菲利斯的信中提到了一件有点奇怪，但让人感动的小事。一天，他的母亲来到他的房间，在道晚安后给了他一个吻，这是多年没有过的。"这样很好，"他说，他的母亲回答说："我从来不敢，我以为你不喜欢我吻你。不过如果你喜欢的话，我是很乐意的"。这件小事向我们揭示出这个家庭中有一种感情用事的氛围。
或者出于菲利斯的鼓励，或者出于自己的决心，卡夫卡决定试着同他那病弱的身体搏斗，通过采取一种更健康、更积极的生活方式来克服失眠、精神混乱。午饭后，他不再睡觉，而是开始在布拉格南部的努斯勒郊区同一位园丁一起进行两小时的劳动，在４月的冷雨中，"只穿着衬衫和裤子"劳作。他向菲利斯解释，这样做是"为了从自我折磨中解脱几个小时--这同办公室的工作相反，在那里每当我想抓住它，它却总是飞走了（办公室里真是地狱，除了那里，别的我什么都不怕）"。
圣灵降临节前的几个星期，卡夫卡仍然扮演着痛苦的恋人的角色，坚持称他正努力使他的爱人离开他，给她自由，但他同时又舍不得放手。他不停地抱怨着--正如加奈蒂比所指出的，"抱怨取代了写作成为他的构成部分"--他说，菲利斯没能正确地理解一个事实，即"写作是惟一使我的内心存在成为可能的东西。我总是把自己表现得这样糟糕是不足为奇的；只有在那些我想像出来的人物当中，我才是清醒的"。他们见面的日期临近了，菲利斯也开始诉苦。她指责他想伤害她，这一指责给了他"一记重拳，仿佛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在世界之外游荡，突然一下子被推回到世界当中"。尽管卡夫卡常常会责备自己，但每当别人责备他时，他总是感到吃惊。他埋头工作，为保险公司的一场名为"预防事故的方法"的演讲做准备。一想到去柏林看望菲利斯的家人，他就感到紧张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