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担忧恰恰说明，默多克的原则性并不强，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如果说默多克作为一个右翼的叛逆者无可非议的话，那么他有些异想天开的观点则是错误的。他在意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往往很空洞。默多克追寻的并非是志同道合者，而是臭味相投的人。他所看重的人在意什么无所谓，但他们必须要相信胜者为王的哲学观，要给予未来的赢家必要的空间。换而言之，自由市场机制应该掌控这一切。不过，自由市场必须要让最强者受益。同样，默多克也相信获胜者应该具有美德。
这就是默多克的哲学体系。这就是在他还能被人说服之前，最后一个跟他谈话的人向他传递的信息。
与默多克所认可的观点一致的这些人应该能够卖出报纸，报社的游戏规则就是胜者为王。
在默多克看来，他一直以来的观点都保持着一致性。他从来都没有感到过困惑，他也从来没有模棱两可的时候。他争强好胜，喜欢成为矛盾的导火索。他喜欢给别人的房子点一把火，然后看着消防车在马路上风驰电掣地忙着救火的感觉。说得再刻薄一点，我们可以说默多克在关注事物的时候带有一种孤独症倾向，他往往和别人保持着距离，过度强调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客观地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观点在这些年间也曾发生变化。
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了一个支持里根–撒切尔政府的默多克，一个支持罗杰·艾尔斯的默多克，一个政治立场略有转变的默多克，一个在意什么对自己有益的默多克。
不论他的政治观点经历了哪个阶段的变化，有一点一直没有改变：他喜欢与人对着干。与人作对，尤其是做一个观点鲜明的对立者，能够让你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能让你施加更大的影响力。默多克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领跑者，毕竟他是在小报行业中打拼。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默多克认为自己影响报纸社论的做法也是一种政治行为，他认为自己的政治观给旗下的报纸带来了活力。他不仅在自己的报纸上推销自己的政治观点，也在利用自己的观点对报纸进行促销。默多克会选择那些读者见了就想掏腰包买报纸的观点，他之所以选择这些观点，并非因为它们是他一直以来的看法，也并非因为它们都是流行的观点，而是因为这些观点激进而且充满了噱头。
（他关注的话题并不固定。2007年下半年，伦敦《太阳报》经常在头版上报道反欧洲宪法运动，这个话题非常无趣，连默多克自己都承认，每天会有10万读者看到头版标题后放弃买报纸。）
人们也感觉到，默多克所关心的政治话题主要是和什么人作对，而非支持什么观点。在政界，就像在商界一样，他需要对手，至少能有他可以将之妖魔化的反对势力。很自然地，他眼中代表既得利益阶层的对手（至少在默多克眼中如此），通常也是他在商界的劲敌（例如《纽约时报》）成为他的政治对手。默多克与他父亲在政治立场上有着很大的分歧。基思·默多克是20世纪早期忠于英国王室的一个上流社会保守派，默多克的母亲也沿袭了基思·默多克的这种政治观点。但是，基思·默多克却发现自己的孩子对上流社会深恶痛绝，而且愤世嫉俗。在基思·默多克看来，儿子默多克的政治立场就像孩子一样缺乏自律、没有重点，而且没有方向。
基思·默多克对儿子的评价不幸言中了，默多克在学校里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在新闻圈里摸爬滚打的这些年也体现了他占山为王的强悍作风。如果你做事循规蹈矩，又想吸引别人眼球，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实现自己抱负的捷径。如果做一个乖儿子，做一个彬彬有礼的墨尔本上流社会精英，那么他就需要养成温文尔雅的好脾气。他在牛津大学的体验也差不多，传统的英国人注重各种社交礼仪，而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他感觉无所适从。这促使默多克开始换个角度想问题，如果我表现得桀骜不驯的话，说不定反而能出风头。因此，在战后的大学校园里，他成为了一个激进派人士，一个引人注目的激进派人士，一个让人厌烦的激进派人士（开着名牌轿车很招摇）。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别人的眼球，摆脱父亲的影响力，因为唯一可以吸引基思·默多克注意力的方式就是惹恼他。同样的经验在媒体行业中也是无价之宝：如果你能惹恼精英阶层，那么他们就会听你的。
不过，默多克反对精英阶层的一个关键点是他自己从来都没有脱离过精英阶层，也就是说他自己从来都没有远离过权力中心。他的观点并不是因为缺少权力而形成的。他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和很多有权有势的人物打交道，这对他未来的人生影响颇大。澳大利亚是一个权力和政治圈很小的国家，因此掌握权力的政治家和成功的政治家往往有着同样的目的，他们通常是一拨人。在美国这样的政治大国，政客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形成串谋的利益集团，但是在一个小国家你看不到这样的情况。在一个小国，有影响力的成功人士彼此熟识，大家的人际关系网都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默多克作为澳大利亚商界大亨和报业巨头的儿子，从年轻时就能手眼通天了。不仅如此，因为耳濡目染的关系，他也深谙处世之道：如果不是权势人物的周密部署，任何事情都不会凭空发生。
默多克对于现实、绩效和成就并没有什么概念，因为这和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并无关联。默多克在谈生意的时候往往很快就会把话题引向政治话题，这不仅是因为他对政界的尔虞我诈感兴趣，也是因为这就是做生意的基础。你在政界的人脉关系和你的资产负债表一样重要。这和人的观念并无关系，对于默多克而言，衡量生意成功和地位上升的一个标志就是干预政治的能力。
不过，在默多克踏入商界的早期，他很缺乏这种影响力。
20世纪50年代的澳大利亚，执政的是保守派的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政府，能够左右政府动向的是几大媒体巨头，包括费尔法克斯家族、帕克家族以及基思·默多克旗下的公司。但是，罗伯特·孟席斯对于帮助默多克却没有任何兴趣。随着默多克旗下的《阿德莱德新闻报》日益成为坚定的左翼阵地，罗伯特·孟席斯也下定决心要给基思·默多克的儿子设下几块绊脚石，包括迫使默多克为了拿到阿德莱德唯一一家电视台的运营权，不得不和对手争得鱼死网破（50年后，尽管默多克对过去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但是罗伯特·孟席斯对他使坏的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
与此同时，《阿德莱德新闻报》开始发动它历史上炮火最猛烈的一次媒体战，它给澳大利亚一个名叫鲁珀特·马克斯·斯图亚特的土著居民辩护，他被控谋杀了一个9岁的女孩。发动这场媒体战的是《阿德莱德新闻报》的总编罗罕·里维特，这是基思·默多克钦点的总编人选。里维特之所以获得这一职位，是因为在英国时，在基思·默多克的嘱托下，他很照顾在牛津大学读书的默多克。在这次媒体战中，默多克虽然还很年轻，但却充满激情地亲自指挥这场战斗，他们对南澳大利亚政府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托马斯·普莱福德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普莱福德指责默多克和里维特诽谤而且危害公共安全。尽管他俩最后都洗清了罪名，但是年轻的默多克还是背上了蓄意中伤高官的骂名。这对默多克而言不亚于人间炼狱般的惩罚，让他明白轻举妄动的后果（他感到沮丧而又绝望，最后辞退《阿德莱德新闻报》早期发展的最大功臣里维特）。默多克从这件事中悟出了一个道理：面对比你更有权势的人，你就会处于弱势，要想不被他们欺负，你就得变得比他们更强大才行。
没过多久，默多克去美国白宫拜会了肯尼迪总统，这给他又上了现实的一课，让他知道什么叫做世态炎凉和权势熏天。
默多克在1961年走访古巴之后来到了美国华盛顿，和《悉尼每日镜报》的一个记者一同拜访了肯尼迪总统，因为肯尼迪的新闻官皮埃尔·萨林格答应他让他见总统一面。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肯尼迪总统“很有魅力，他带我们参观了办公室，这真是令人难忘的一段经历，当时我才30岁”。默多克一开始就和肯尼迪开始大谈特谈西巴布亚岛的话题，在当时的澳大利亚，这是最热门的话题。印度尼西亚想从荷兰人手中获得控制权，而荷兰人早在1895年就控制这片岛屿了。肯尼迪总统告诉默多克，他正打算派自己的弟弟鲍比·肯尼迪去那里，他也打算告诉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美国正在调整对西巴布亚岛的政策立场。
默多克打算亲自操刀来写一篇报道。但是，《悉尼每日镜报》驻华盛顿的一个特约记者、《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意识到这是条大新闻，因此赶紧告诉皮埃尔·萨林格，萨林格气得火冒三丈，坚持表示肯尼迪只是随口说说，不能见报。起初，默多克还是坚持要写这篇文章，直到他飞到纽约艾德威尔德机场后，停机坪来了很多特工，把飞机上每个人都扣留了，逼着默多克给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打电话。默多克后来回忆说，大使听到这个消息后“吓得都快尿裤子了”。大使告诉默多克，皮埃尔·萨林格已经下令，要是默多克敢刊登这篇文章的话，这辈子都别想再拿到美国签证了。
默多克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不禁笑得前仰后合。他回忆自己当年去过哪些地方，还有多少地方没有走过，自己领悟到什么时候该收手止步。他也明白肯尼迪当时在办公室里说的那番话是不允许公开报道的，他说“这是我在新闻从业历史上表现懦弱的一次”。但他在回忆的时候，丝毫没有表现对这段经历有一丝悔恨之意。他只是觉得这一段经历很有意思，也非常感谢从中学到了宝贵的一课—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待遇是不一样的。
接着，默多克就开始利用自己掌握报纸的优势来显露峥嵘了。他支持左翼的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Edward Gough Whitlam），惠特拉姆在1972年当选澳大利亚总理。不仅如此，这段经历也成了澳大利亚版的水门事件，这说明在澳大利亚也像在美国一样，媒体能够发挥巨大的影响力，默多克借用自己的媒体资源废黜了上任总理。
当默多克看到美国的媒体集中火力围攻理查德·尼克松的时候，他感到大为惊愕（在水门事件调查期间，默多克也经常往返于美国和澳大利亚。1974年，默多克全家搬到了美国，当时尼克松政府刚刚倒台）。和美国的媒体大亨一样，默多克心中充满了愠怒。他在美国见到了媒体如何把影响力发挥到极致的例子，而他自己当年还没有这种撼天动地的能力。不过，我们知道默多克很希望自己也能具有呼风唤雨的本事。美国《滚石》杂志的创始人詹恩·温纳（Jann Wenner）在1974年见到默多克的时候，高度评价了他新创立的《星报》，温纳表示自己对《星报》的政治专栏特别感兴趣，很想认识这个专栏的记者。默多克自豪而又腼腆地告诉温纳，政治专栏的写手其实就是他自己，刊登文章时用的是笔名（默多克马上就开始打算收购《滚石》杂志了）。
见识了水门事件的风起云涌，默多克对美国媒体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推翻尼克松政府的壮举啧啧称奇，默多克告诉朋友说：“尽管美国媒体因为尼克松倒台而感到兴奋，但历史最后还是嘲弄了他们。”他下决心也要成为政界的弄潮儿。人们把当年澳大利亚政府换届称为“下课事件”，就像是澳大利亚版的水门事件。
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早期，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是默多克欣赏的那种政治家。暂且不提政治信仰（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是澳大利亚工党领袖），他至少和默多克过往甚密，能倾听默多克的意见，遇到大事会和默多克一起商议，有时会和默多克在堪培拉郊外的农场聚一聚。因此，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成为了默多克旗下左翼报纸《澳大利亚人报》的宠儿。
但是，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过河拆桥，当选总理之后就不再搭理默多克了。在默多克看来，“是他一人用轿子把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抬上总理宝座的”，而他却遭到了冷落。
1973年，澳大利亚海军工会为了抗议美国在越南北部的轰炸行动，组织了反对美国军舰进入澳大利亚军港的制裁行动，惠特拉姆政府对默多克和尼克松置之不理，径自支持澳大利亚海军工会的行动。尼克松政府极力想要得到默多克的支持，但惠特拉姆政府却冷落了自己最重要的支持者默多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