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里根–撒切尔夫人时代，默多克就大胆提出了适应时代的政治策略。默多克觉得，一个右翼政治家，哪怕只有最微弱的政治折中取向，也会在民主派选民中产生不可抗拒的巨大魅力。
默多克不喜欢克林顿夫妇，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也不喜欢默多克，另一方面是因为克林顿夫妇看起来行事草率、注意力不集中，而且缺乏自律性。然而，默多克还是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些他想要的东西，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默多克得到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许可，确保自己对《纽约邮报》的掌控权。默多克也想办法让克林顿政府的联邦通讯委员会对福克斯电视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福克斯电视台实际上是由一家外国公司所有，这是违背美国法律的（默多克还不竭余力地讨好共和党众议院领袖纽特·金里奇，其中就包括让新闻集团旗下的哈珀–柯林斯公司帮纽特·金里奇出版书籍，并预先支付其非常丰厚的稿酬）。
然而，默多克的这种意识战略真正收到奇效是在英国，他发现英国的左翼人士比右翼人士更愿意听他的话。他对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成功公关就是个典型例子（实际上，恰恰相反是托尼·布莱尔在对默多克进行公关）。
托尼·布莱尔的新闻秘书阿拉斯泰尔·坎贝尔在自己的日记中披露，他向布莱尔介绍该怎样一步步接近默多克的艺术，他告诉布莱尔可以让步多少，又可以保留多少。这在布莱尔保全自己的候选人资格和在新工党彰显自己政治倾向的过程中，是相当艰难而又屈辱的一段记忆。在坎贝尔的日记中，默多克就像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你要低三下四地向他求情，而且只有当你给予他的比他给你的更多，他才会作出让步。这本日记的开篇部分就记录了布莱尔1995年来到澳大利亚的度假胜地希曼岛，在新闻集团的会议上作演讲的情形。
这次会议之所以与众不同，不仅仅是因为布莱尔对默多克说了一堆好话，也是因为澳大利亚的很多政治家提醒布莱尔说默多克很难缠。得到默多克支持、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保尔·基廷（Paul Keating）对布莱尔说：“默多克是个很难搞定的大恶棍，你对付他可得想个好办法。”坎贝尔还在日记中描述了和默多克独处的不容易，他说：“我想让他坦露一些想法，他的眼中会闪过几丝冷光，脸上浮现温和的笑容，但什么想法都不会跟你透露。不管你想跟他谈论什么重要的问题，他都会把话题引开，和你聊起家常。”这本日记还进一步描述了默多克手下的总编们在听大老板发言时的景象：“全场气氛似乎凝固了，所有这些成年的男主编，还有几位女主编，他们都全神贯注地聆听老板说的每个字眼，生怕弄拧了某个词的意思就会影响自己的前途。”
这就是和默多克的媒体打交道经常会遇到的情形，“最后，默多克的总编们都会按照大老板的旨意办事，”当回忆在《太阳报》的一次开会经历时，坝贝尔写道，“后来，布莱尔说这次会议办得不好，那里的人也不善良……我提醒说，你看到我们吃午饭的房间里挂着默多克的肖像了吗？这样的房间还有很多个，你会发现有一双眼睛在紧紧地盯着你看。真是很好笑！肖像画上的眼睛画得很像弹珠。”
默多克有一个他自己很喜欢的悖论：让默多克在美国公众心中树立起最具右翼和“罗织罪名”特征的形象（克林顿夫妇日后就会因此而吃苦头）是福克斯新闻频道，但这又是默多克最没有花心思经营的生意。
当福克斯新闻网揭开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丑闻的真相后，用粗暴、张扬、褊狭、下流而又保守的口气大肆评论的时候，默多克自己却和一个年轻的职员好上了。默多克这次的爱人要比自己年轻很多、开明很多，而且很快就会取代安娜·默多克。现在，为了平息新的家庭纷争，默多克必须要向反方向运转，也就是要变得更开明才行。此外，新闻集团总裁彼得·彻宁也是一个开明派人士，他在新闻集团的影响力日益提升，而且日益得到默多克的赏识。
福克斯新闻网恰恰说明了默多克那种“市场自然会适应”的政治观，也体现了默多克式的批评挞伐加道貌岸然的小报风格。
从很多方面来衡量，福克斯新闻网都是默多克心血的最终产物，默多克把自己的各种经验都运用于此而且都发挥了作用。默多克终于成功打造出了电视版的美国小报。福克斯新闻网和规模更大、历史更悠久、更受尊敬的竞争对手CNN电视台互相竞争，播出更具竞争力的节目来争夺观众。福克斯新闻网是一家针对低端市场、言语粗鲁、聒噪、主观性很强的电视台。这体现了低端新闻市场的特点，这种电视台的运营成本也要比竞争对手更低。缺少尊敬要比赢得尊敬更省钱，这就是小报哲学。
这种小报哲学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不断地折磨别人。市场营销的基础就在于你要不断地去打压别人，直到从中获利。上流社会的存在使得反上流社会的行为成为可能，这个道理很简单。CNN是基思·默多克风格的，而福克斯则是默多克风格的。这是默多克学到的经验教训。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默多克一个人也无法运营福克斯，因为他太有名望，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或许也过于开明了。
因此，他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代理人罗杰·艾尔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福克斯的成功纯属机缘巧合，几乎全是因为默多克赏识一位电视行业的人才，罗杰·艾尔斯这个人傲慢自大、易怒、快言快语而且信奉独狼主义。默多克一下子就看中了他。长期以来，对默多克而言，和罗杰·艾尔斯共进晚餐一直让他感觉非常兴奋，这让他觉得自己离电视圈很近，会有一种纯粹的享受。默多克给予罗杰·艾尔斯的权限也超过了手下任何一位总编，包括伦敦《泰晤士报》总编在内的重量级人物。尽管默多克承诺过要保证《华尔街日报》采编系统独立性，而且这种承诺也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在现实中要让默多克作出这种让步并不容易。而默多克和罗杰·艾尔斯之间签订的合同则约定，默多克在没有和罗杰·艾尔斯交谈之前，不能背着他和福克斯新闻网的其他高管和工作人员谈话，福克斯新闻网已经播出的节目也不能撤回。
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在于这是电视新闻，而非报纸。默多克对电视新闻一窍不通。如果在一家报社，默多克会很有把握地去插手管理；而在一家电视台，他就不那么有信心了（他甚至都不太喜欢看电视）。这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决定，他希望有人能推动福克斯新闻网前进，而且要比在他领导下的进步更大。
实际上，福克斯新闻网在开明派人士中引起的狂怒在新闻集团旗下的其他部门也时常出现。在默多克看来，这却是衡量福克斯新闻网和罗杰·艾尔斯工作成效的一项指标。他会关注他们的报道惹怒了多少开明派人士，其中自然包括彼得·彻宁和金斯伯格。
（金斯伯格让默多克体会到和开明派人士在一起有多好玩。尽管金斯伯格向来沉默寡言而且坚忍克己，但他也是最适合告诉默多克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的人。有一年的圣诞节，默多克为了让新闻集团里包括加里·金斯伯格在内的犹太教开明派人士感到难堪，就自己掏钱在新闻集团的每个接待台都摆上耶稣出生时场景的雕像。马上，默多克就不得不和加里·金斯伯格以及两位犹太教拉比一起开了个批斗会。加里·金斯伯格并不是傻子，他会使用两样能对抗默多克的武器，一件武器是雅俗共赏的高雅，另一件武器就是忠诚，这两件武器也是核心的报纸价值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罗杰·艾尔斯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反叛精神，而非政治艺术。新闻集团的每个高层都对罗杰·艾尔斯视而不见，桀骜不驯的艾尔斯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要不是默多克欣赏他，新闻集团里可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不过，默多克必须要倚重艾尔斯，因为艾尔斯播出竞争性节目的手段已经取得了成功。
随着福克斯新闻网在美国的崛起，天空新闻频道也成了英国天空电视台的支柱，它就像是福克斯新闻网的翻版。如果你习惯了收看福克斯新闻，那么你在收看天空新闻频道时，也会看到节目主持人直言不讳、无拘无束地嬉笑怒骂。
这也正是《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的编辑和记者们所担心的问题，默多克根本没有成型的政治观，他的政治观点并不成体系，而且缺乏坚定的政治信仰。他的世界就像一部警匪片，其他人在里面只能扮演跑龙套的小角色。默多克会把社论也看成是警匪打斗的一部分。默多克在一次接受我的采访时，言辞煌煌地说：“我是一个很有好奇心的人，不过却没法静下来写一篇关于中东问题的学术文章，但是要让我写一篇好的社论，一点问题都没有！”
2007年6月
罗伯·坎德勒是一位来自摩根士丹利的口若悬河的投资银行家，他坚持认为摩根士丹利应该同高盛一道被聘请为道琼斯的联合顾问。从一开始，罗伯·坎德勒就毫不留情地批评道琼斯的顾问们，指责他们有意地将谈判引向把公司出售给默多克的结果上去。
罗伯·坎德勒说自己从来都没有见过哪个公司听到第一个报价就要出售的。在没有人出更高的价格来和默多克叫板时，坎德勒一直这样指责着。
他这番不算晦涩的话的意思是说，道琼斯请来的顾问公司高盛、美林、瓦切特－利顿律所、盛信律师事务所心里都是向着默多克的，或是都想讨好默多克的。
这4家公司虽然感到困扰，但是也能够保持克制，他们把班氏家族的目光吸引到每股60美元的收购价上。这些顾问和班氏家族掰开指头数了一遍，却找不到其他真正有诚意的竞购者，这些顾问们又能怎么办呢？
让罗伯·坎德勒感到怒火中烧的是他觉得有一群人想要围着默多克转。这些人对班氏家族感到有些不满，他们的潜台词似乎在说“上天想要撒手不管了”以及“自找的，活该”。
莱斯莉·希尔和克里斯托弗·班克罗夫特不仅在全美到处撒网，四处奔波，想要找到救星（他们向《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胡扯一通，说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迅速地加以报道），但他们却在采编独立性问题上拖了后腿。
道琼斯的董事们每隔两分钟就给首席托管人迈克尔·埃莱凡特打一次电话，询问他协议的进展情况。班氏家族开始这次谈判的方式使得道琼斯的董事们在达成采编独立性协议之前，无法和默多克就交易本身进行深入的交流，因而谈判陷入了僵局。然而，商界所有人士的目光都在盯着他们（以及买入公司股票的套利者）。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会能做的就只有消极等待了。
瓦切特－利顿律所的律师以及埃莱凡特开始怀疑，莱斯莉·希尔和克里斯托弗·班克罗夫特是不是故意用采编独立性的问题来作为谈判的绊脚石。
摩根士丹利的银行家斯图亚特·爱泼斯坦（Stuart Epstein）联系了克里斯托弗·班克罗夫特，在汤姆森公司和路透社合并的交易中，爱泼斯坦就担任首席顾问。班克罗夫特不辞辛苦地飞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为的是拜访为汤姆森家族打理投资业务的负责人W·杰弗里·比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把英国《泰晤士报》出售给默多克的汤姆森家族和多伦多的汤姆森家族都属于一个大家族。杰弗里·比提告诉班克罗夫特，美林证券公司悲观地预测汤姆森公司和路透社合并对道琼斯是利空消息，这种说法纯属一派胡言。班克罗夫特得到保证，如果班氏家族能够撑到汤姆森公司和路透社合并之后，那么就可以得到合并后的公司开出的远远高于每股60美元的报价。
就这么说定了。
而实际上，道琼斯的董事们开始越来越担忧，如果他们不好好合作的话，默多克可能会一生气就拍拍屁股走人了，对收购案也不会再感兴趣了。这种权衡考量使得这一收购案的参与者不得不厘清自己的喜恶偏好：他们不得不承认，在内心深处还是偏向于默多克的。
对于道琼斯聘用的律所和投行以及《华尔街日报》报社中信奉自由市场的人士而言，默多克就代表着自由市场，他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终极成就。包括通用电气公司在内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会完全张开臂膀拥抱自由市场，对自由市场也不会爱得那么纯粹、那么投入。如果你也喜欢自由市场（尽管罗伯·坎德勒说这个市场也并非是完全自由的），那么你就是偏向默多克的。他的政治观和政治成败就决定了你的政治观和《华尔街日报》的政治观。
6月21日，因为没有从道琼斯以及班氏家族的顾问那里得到什么进一步的消息，也震惊于默多克开出的高价，加之也没心思再和班氏家族玩心理游戏了，培生集团和通用电气公司宣布不再考虑收购案了。
显然，最后只剩下默多克一家了，道琼斯所能做的就是接受他或是让他走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