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众多线索导向一种非洲的肉干，名为比尔通（Biltong），盛产于南非，薄瓜瓜所去的坦桑尼亚也会有售。更有消息灵通者援引了南非Butcher Shop &Grill屠宰部经理Lawrence Emmett证言：比尔通的名称起源于定居南非的荷兰人，当时猎手们需要保存肉类，比尔通肉干就应运而生了。Butcher Shop &Grill位于约翰内斯堡附近的Sandton，供应由牛、跳羚和其他非稀有动物肉制成的比尔通肉干。他说，这种肉干用醋、香料和一种防腐剂腌制，然后挂起风干。
“非常稀有的动物肉”可能是羚羊肉、犀牛肉、河马肉，价钱根据动物属性差别很大，比如跳羚肉制成的肉干一包大概是100美元。
这样的推理至少能得到我的认同，很快，我的一个朋友在朋友圈中发出她在南非吃到比尔通（Biltong）肉的照片，用来搭配南非的葡萄酒。这似乎是许多干肉的天然法则，用来搭配酒，即便是伊比利亚火腿，也往往是做成tapas，裹在一块蜜瓜上，搭配西班牙葡萄酒来食用。
这种肉的确是用来生吃的，风干的肉里往往加入香菜、黑胡椒、辣椒、醋和盐，我能想象其口感应该介乎于西藏产的牦牛肉干和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之间，入口会比牦牛肉干柔软顺滑一点，但是远远不及西班牙火腿讲究细节。所以薄熙来没有选择生吃，而是蒸熟，也没有什么过失。更有人推理，这种肉干的发源可以推及成吉思汗的军队攻陷欧洲，行军方便之用。
很快，淘宝网上也给出了链接，可以花费几百元买到“瓜瓜非洲的肉”，店主介绍时说是：旅行家居之良品，呈堂证供之利器。然而很快这个网址就不能打开，许多人觉得这不过是一个玩笑。
一块肉，在短短一天之内，引发了全民猜想，众多吃货犹如破案，似乎每一个人都是神探，来推测这种神秘的肉的来源，究其原因，并非仅仅是由于一块肉。
人们对高层日常生活的普遍隔膜，使得猜度大范围存在，这说明了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鸿沟。我们很难在其他文字与讲述中，明白无误地了解薄这个阶层的人吃喝日常起居。同时由于不了解，从而加深着想象力的误差，戛纳的别墅尚在想象范围之内，各种特权与便利也在想象范围之内，然而一块“从天上掉下来的肉”，明确存在，又含糊其辞，引发了众人对一个阶层吃喝生活的想象。
同时，在有限的言说空间内，许多问题无法讨论过深，关于一块肉的解构成为了人们“顾左右而言他”的话语空间，进而形成了一次网络游戏。要知道，在一个人人都以吃货自居的国度，吃什么，是最日常也是最普遍的行为，说吃的远远比说法国别墅有群众基础和参与性，人们对吃的敏感很容易就形成了一个“人人在场”的参与空间，这是一次群体猜谜游戏，具体吃什么，这块肉到底是什么，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网民在反复猜测与追问中，完成了一次近乎公民权益的行为。
在昆明
一
昆明的黄昏过于漫长，每天落日时分，中国的城市从东边开始，一座座沦陷于黑暗，云贵高原上的昆明依然还在光芒中。这座原本古老如今簇新的城市要在大多数城市黑下来之后，才黯淡下去。金色的黄昏，闪着光的街道，似乎在这座城市里是永恒的。
于坚经常在黄昏时分出没于翠湖、文林街，他之前工作的地址是在云南文联，就在翠湖边，而他也出生在这里，至今他的父母依然居住在这里。翠湖是个神奇的地方，每到周末，这里就成了一个巨大的舞台，善舞的人们聚集在这里，各自欢乐地跳舞。在冬天，这里阳光也好，比人更多的是红嘴鸥，它们从西伯利亚飞到这里过冬，成群的红嘴鸥密密麻麻遮过天空。于坚有一首诗写翠湖公园，他说：“日日旧落后于新时代/节奏缓慢懒散庸人的拖鞋/先锋派不屑一顾/只是小市民/时不时要进来/脱离斑马线脱离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成为喝茶的人玩扑克的人谈恋爱的人/成为游手好闲的/在野者。”
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于坚更为有名的诗歌是《尚义街六号》，这首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口语诗已经成为昆明隐秘的坐标，有不少人到了昆明便会悄悄寻找。每一个地址上的坐标，其内涵与外延都在文字中存留，比如《岳阳楼记》中的岳阳楼，《滕王阁序》中的滕王阁，在许多年之后，昆明无论如何变迁，尚义街六号依然在《尚义街六号》里活着。
“尚义街六号/法国式的黄房子/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喊一声，胯下就钻出戴眼镜的脑袋/隔壁的大厕所/天天清早排着长队”……这是这首诗的开头，不过2013年的尚义街六号已经见不到了，那座法国式的黄房子消失了，就像消失在路边的一棵法国梧桐。这里成了花鸟市场，1985年的尚义街六号，不在了。
对于于坚来说，不在了的东西很多。昆明的金马碧鸡坊不在了，老街不在了，夕阳时分反射在光滑的青石板上的光辉不在了，翠湖边上法国式的黄色小房子不在了。这是一种割裂式的纠结，不断地跟自己的记忆告别，以至于自己成为这座现代城市里的“流放者”。
还好，无论昆明如何变化，日常生活依然存在于民间。随便的一个傍晚，于坚和朋友们从茶馆出来，准备去一家餐厅吃饭，可以选择的种类很多，傣族菜或者版纳菜，红河菜或者腾冲菜，走进一家菜馆，进去就有一张刚刚空掉、杯盘狼藉的桌子，伙计马上收拾干净，摆上几套新的碗筷，又沏上好茶，就点菜。点菜也不照菜谱，而是直接到厨房里去，那里各种生菜熟食已经摆好，想吃什么点什么，就点了：腌莲花白炒小蜡肉、蒸茄子芋头花、炸曝腌白鱼、大理雕梅扣肉、清水苦菜、豆花鲤鱼、老奶洋芋几样。够啦，老板娘说，莫浪费，不够再点。
当其时也，昆明到处在吃，有的地方，一条街都是桌子，灯红酒绿，跑堂的都搞不清自家的桌子是哪几张。吃什么的都有，宣威老火腿、广东烧蜡、湖南毛家菜、四川乡巴佬、山东大饼、过桥米线、小锅米线、饵丝、烧烤、小吃、烧豆腐……各种食物像是茂盛生长的植物，在昆明的街道上郁郁葱葱。
于坚，诗人，1954年出生在昆明，光头，敦厚的身材，穿着黑色的风衣，有时候戴着黑色的墨镜，看上去像是帮会里的教父。走在街上，经常会被别人认出来，跟他亲热地打招呼。
于坚小时候的昆明是金黄色的，建筑，阳光，还有梧桐叶子。在他小时候似乎还有一些日常生活的印迹，他的奶奶每天下午三点都会准时拄着拐杖去街角的燕鸿居吃“晌午”，这类似西方的下午茶，每次都会点红油水饺，在童年于坚的印象中，红油水饺的皮有点脆。奶奶保持着旧时代的风范，头发梳得很亮，胸襟上别着一块干净的手帕。他父亲是四川人，擅长做回锅肉，回锅肉是大菜，用郫县豆瓣炒制，一点点猪肉搭配上新鲜的蒜苗，他也会做蛋卷，蛋卷是一道隆重的菜，他需要反复揣摩父亲的眼神，蛋卷做了几层，其中包裹着各种配料，蒸熟，切成小块。
60年代之后，日常生活以革命的名义消亡了，或者转入地下，美食不存在了，厨师不存在了，一个城市只有几家国营餐厅，做着八个样板戏一样的菜品。风雅，气度，闲适，都成了改造的对象。革命的生活不是日常，革命的目的是摧毁日常。厨师的厨艺只能在夜深人静的厨房里偷偷显露，植物年年生长，滇池里的鱼年年丰收，后来人们围湖造田，滇池不在了；昆明程式化扩张，周边的农田也没有了。
一个缓慢的城市，在于坚看来，只能在内心存在。昆明是朝向南方的，是朝向东南亚，那里有一个意义分明的境界，而并非朝向东方，这一直是被遮蔽的现实。这是个一年四季温暖如春的城市，也是一个“不时不食”的城市，这城市的目的简单得很，就是为了过好每一个日子，按照季节和蔬菜，春捂秋冻，夏天吃菌子，中秋尝宝珠梨（昆明古代就有名的贡梨），春天吃阳春米线，冬日吃火锅。于坚也会在家里做两道拿手菜宴请朋友，他不会做一大桌子菜，每次制作一两道菜，每道菜都做得足够吃，“菜上得太多，人们就不知道哪个好吃了。”
于坚试图用文字挽留昆明的慢，这如同挽留黄昏的太阳，叫它多在此地多一份照耀。他也用文字还原日常生活，他的文字从土地上升起，冒着一点炊烟。那时，我们从文林街的布拉格咖啡馆出来，去了翠湖边上的一家傣味菜馆，点了稀豆花、烤鱼、牛肉汤、鬼鸡，还要了米酒，外面的夕阳似乎停滞，车流缓慢，人群嬉闹。
我问于坚，你去过那么多地方，有没有想过离开昆明？于坚说：我每次想到昆明种种原生态的食物、温暖的天气和灿烂的阳光，我就叹一口气，又回到了昆明。
二
1938年，滇缅公路通车，从昆明到瑞丽，再经瑞丽到缅甸，长度超过1000公里，这是一条抗战生命线，昆明成为大后方，国际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滇缅公路进入中国。在那个时候，蒋彪的父母都还在逃难的路上，他的父母都是北京人，他的父亲蒋助成，出生在北京西直门外的蒋养房胡同，满族，祖上曾经辉煌显赫。蒋彪没有出生在北京，而是出生在贵州，他出生之后不久，一家人举家迁往昆明，他的父亲开始了在西南联大教书的生涯。
西南联大，算是近代昆明历史上最辉煌的过往，中国最顶尖的学者教授文人汇聚于此，开创了一个传奇时代，可以随便罗列一些人名：钱钟书、陈寅恪、钱穆、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吴宓、梅贻琦、华罗庚、冯友兰、金岳霖、叶企孙、周培源、吴大猷、陈省身、吴晗……他们如灿灿星辰，点缀在昆明的天空之下。
蒋彪的家在昆明钱局胡同，与闻一多是邻居，至今他还记得闻一多的样子，高高瘦瘦，穿长衫，戴眼镜，他管闻一多叫“闻伯伯”。
与西南联大的师生一起迁往昆明的还有众多餐饮名店和知名厨师。在上世纪40年代，昆明最繁华的一条街是晓东街，街上有一家南屏电影院，这里上映的都是好莱坞电影，那个年代流行戴礼帽，在电影院座位底下还有一个专门放帽子的柜子。影片都是没有经过翻译的，于是现场会有人同声口译，把影片中的英文对话翻译成为昆明话。
当时有许多著名的餐厅，比如北京的东来顺、广东的冠生园，街头有大量的咖啡馆，其中著名的一家叫白宫，专门卖冷饮冰淇淋，后来改成了白云咖啡室。陈纳德和他的飞虎队驻扎云南，大量的美军在此生活，让昆明多了一些美式的风情。美军招待所里有不少中国厨子，蒋彪的两个师傅都曾经在美军招待所工作：一个叫郭瑞，北京人，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是一个字也不认识；另外一个叫冯汉生，香港人，做西餐，也说着流利的英语。
抗战时期，昆明是大后方，与重庆陪都遥遥相望，英国、德国、美国等许多国家都在昆明有领事馆，这个时期是滇菜最为繁盛的时期。
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汪曾祺后来写过不少美食文章怀念当时的昆明风貌，在一篇《昆明菜》的文章中，汪曾祺细细怀念昆明的街道与食物：“原来在正义路近金碧路的路西有一家专卖汽锅鸡。这家不知有没有店号，进门处挂了一块匾，上书四个大字：‘培养正气’。因此大家就径称这家饭馆为‘培养正气’。过去昆明人一说‘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听话的人就明白是去吃汽锅鸡。昆明的白斩鸡也极好。玉溪街卖馄饨的摊子的铜锅上搁一个细铁条篦子，上面都放两三只肥白的熟鸡。随要，即可切一小盘。昆明人管白斩鸡叫‘凉鸡’。”“华山南路与武成路交界处从前有一家馆子叫‘映时春’，做油淋鸡极佳。大块鸡生炸，十二寸的大盘，高高地堆了一盘。蘸花椒盐吃。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七八个人，人得三五块，顷刻瓷盘见底矣。如此吃鸡，平生一快。”“东月楼在护国路，是一家地道的昆明老馆子。除锅贴乌鱼外，尚有酱鸡腿，也极好。听说东月楼现在也没有了。昆明吉庆祥的火腿月饼甚佳。今年中秋，北京运到一批，买来一尝，滋味犹似当年。”……
回忆的滋味，化作美食的文章，其中精彩的却是青春味道。这些店都已经不存在了，1956年的公私合营敲碎了这一切。蒋彪说，老板一下子变成资方，成了资本家，其实那些老板都是很好的师傅，辛辛苦苦开一家小店。紧接着是大跃进，各种运动，文革……美食的文化，就此终结。
1960年，蒋彪入行做了厨师，60年代的昆明，只有少数几家餐厅了，其中有一家叫国营食堂，里面的套餐10块钱一套，还需要加上4两粮票，菜单的内容是：米饭二两，馒头一两，花卷一两，红烧肉，炒肉片（有时候是回锅肉），金钩白菜。
1966年，文革开始，昆明文攻武斗厉害，两方对峙，这边高声喊：“严正抗议823牛鬼蛇神！”那边喊：“严正抗议炮兵团！”晚上不敢出门，能听得到枪声和炮声四处响起。饭店里的生意也不做了，之前做饵块和米线，有许多大米放在仓库，蒋彪被派去守仓库，发一支枪，两匣子弹，不至于挨饿，大米有的是，可是没有菜，每天只能蒸米饭。
等到滇菜再次复苏，已经是80年代的事情了。一直到现在，轰轰烈烈，也算是波澜起伏。在蒋彪看来，滇菜很难恢复了，因为食材不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