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终于争取了一笔资金，到温州也到苏南去考察民营经济。这笔资金据说非常充足，来去可以达一个月。平时连差旅费都无法报销，一年五百元包干的研究所，大家的研究都差不多是在书斋里。面对着极好的走出去的机会，面对着仅有的几个名额，大家都在拼命地打通关节以求一去。
我就是研究民营经济的，是民营经济小组的组长。我在想，这样的机会当然非我莫属，关于资金的争取还是我亲自拟的报告呢。
可是在公布名单时竟然没有我的名字。几个年长一些的老同志去了，唯一的一个年轻人却是薛羔。领导说，有些年轻一点的同志，应该发扬风格嘛，还年轻嘛以后有的是机会，再去嘛。可是，薛羔也年轻呀，而且他的研究内容不是民营经济，而是乡镇企业。
大家都沉默着，在我们这些所谓知识人的会上，一般是不会有人发炸的。既不会为自己申辩，也不会为他人说话。大家沉默着，以各自的眼神表达着自己的复杂心情，顶多在会后背地里议论一下。这是知识人惯用的伎俩。
对这种露骨的、肆无忌惮的人员敲定，明眼人一看就看出它的不合理。我的小组里还有一位刚分配来没一年的硕士生小韩。当然比我有成绩得多啦，他在一年内就在中央及省级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五篇关于民营经济的大块文章，是全国民营经济研究会里最年轻的常务理事，并且参加过全国民营经济研讨会，在中央领导面前宣读过自己的论文。我猜想可能不会有他的，他在我们所资历太嫩，他就住在集体宿舍里。那个集体宿舍已经有三个月不通电灯了，这点小事领导也不给解决。这等好事当然不会有他的份啦。但薛羔……这太他妈邪乎了，不就是看他老爷子是上面的处长？什么好事都轮到他。
我在会议结束后来到了所长办公室。我说我希望您能准确地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不能去的道理？是不是就因为我家没一个处长？
领导说你不要朝那方面想。
我说是不是我受到了派出所的传唤而受到影响？我已经跟派出所说清楚了。倒是我们单位有些人，在这件事上说不清楚呢。
领导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没什么意思，我说搞民营经济的不去，不搞的反而去，所里真是出于深入研究和提高我们的科研水平吗？是出于培养人才和鼓励成才吗？
领导说，我们必须通盘考虑。
我说，有些人真的有资格吗？
领导针锋相对说，资格不资格也要群众评说，不能自我鉴定。
对！我说，我看有些人是不是群众评说的很好而又能向派出所说清楚的。
你一定要树立好自己的形象，毛泽新。领导说，你是我们比较器重的，你应该支持我们的工作。名额有限，这个去那个不去是很正常的。不要与同事闹矛盾嘛，要善于团结同志看到他的长处嘛。你说谁不能向派出所说清楚，有些话可不能乱讲，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事就不要说嘛。
可是有人却要盯着我，要讲我，要发誓把我抓到派出所去，判我个十年八年甚至枪毙才解恨呢。所长，我不去可以，我希望你奖励我。
奖励你？
救人，见义勇为，在深秋时跳进刺骨的江水里去救人。这事我本来不想声张的，救人反成了犯罪分子，那我就得讨个清白，郑重向领导提出对我的奖励了。
那个事情派出所自然有结论，你这样一提，就是真的救了人，那你也提得有些不合适了。想想吧，毛泽新同志，你救了人，你要求奖励，于是我们给你奖励，你想，奖给你你于心能安吗？哈哈！
可是有些人……
好了好了，毛泽新，一次两次这样的考察去不去，不影响你成为什么样的研究人才，一样出成果。想怎么出就怎么出，我们决不会压制。这是我内心里跟你说吧，有的人出去了，调查一年，也未必能出成果。科研这玩艺儿，还是得有才。你的才是大家公认的，你怕什么。你就是五年不写文章，别人也赶不上你，你怕什么！
我的老婆对我的气愤表示不以为然，我的老婆跟我的领导的观点是一样的。不过我的老婆又说：看来上天硬要把你和薛羔搞成对立面了，他把你们捏在一起，是让你们尽快找理由把事情捅出去。我的老婆的话是在激将我。她的话不能正面听。但是我觉得老天有一种故意为之的指向。
在晚上我梦见了我的那两条红鲤，那两条红鲤在江中沉浮遨游，那红鲤跃出水面，吐出一串串的水泡。后来它们不见了，我寻找着，红鲤再跃出时变成了一个穿红兜肚的孩童，孩童圆脸大眼，脑门上留了一绺头发。孩童在水面上疾走着，然后孩童不堪重负，沉下水去，那水又散成了霞色，条条缕缕，漫江红遍。
孩子的冤魂是不会使我安宁的。我的灵魂在暗暗地谴责我。谴责我和我的老婆，两个目击者。我的老婆在寻找着时机，其实我认为她正在向罪责投降。如果母性之爱都不能唤醒她的义愤的话，我以为她无可救药了，虽然她十分大度，不想与人为敌，但这件事必须果断。因为正义总是果断的。遗憾的是，我们正在把目击者的道德忽略掉，而盯住肇事者在这之前的个人品质及其它，以便找到下口的位置，而这种对正义的维护并不是良知的发现，仅仅因为你要把他指认为自己的仇敌，以泄私愤。于是，一桩命案，一条道德法则，成了庸俗的复仇。我们就是这样把社会的庄严的情感，用我们的那点聪明，慢慢篡改成一种卑鄙的个人生存的喘息。使一切都变了味，变得那么低下，那么难以启齿，那么山重水复。
薛羔走了。
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看到他和他新婚的妻子郭玲依依不舍地道别。薛羔简直像出国访问一样地那么一副派头，背着很大的包，手上拿着子弹头高压杯，一身休闲衣裤鞋。
事实上就是这样了：薛羔将成为我们省关于民营企业的最有权威的发言人，因为这是一次省委的活动，这些人写的调查报告，将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省委政策的研究刊物上发表，它代表省委的声音，而且还极有可能参予制定本省民营企业的发展计划，进入省委的智囊团。
似乎替天行道的机会来了，当然也不掩盖我的一点私心。但是，关于“告发”的这种举动，在老婆的面前我也没有勇气“大张旗鼓”，只要一想起告发的这种小人心态和叛徒嘴脸，我就心痛。只要有这种冲动，就会牵绊到我那根隐秘的神经，产生一种深远的痛楚。当然，这件事已经完全不同于那年幼无知时对父亲的告发，这一次应该是见义勇为。可是，对于我，这样的见义勇为为何几近成了一种卑鄙的行动呢？至少，我觉得简直做贼一样地偷偷摸摸。
那张报纸在我的兜里，已经捏出水来了，捏成了一张手纸，已经很有些时候了。就在我像龟一样露出我畏缩的脑袋的时候，情况又有了一些转机，这便是薛羔父亲没到退休年龄却被靠边站了，免去了处长职务，风闻他在男女问题和经济问题上都有不清。最新鲜扎实的细节是，这个老革命在上班时，总是无缘无故地口鼻流血，数次去医院检查都没查出问题，最后是有人发现了他在大量吞食一种叫“久战王”的含有大量的鹿茸的壮阳药品。又有人细细地侦察到他经常到厅机关右侧的发廊一条街去洗头。他的那两根快掉完了的花白的头发有啥好洗的，还不是去找又骚又脏的按摩女郎去了。这事就成了公开的秘密。为这些事添油加醋、眉飞色舞的人，当然是我手下的那些民营经济研究专家和一些住在板壁房的大学生啦！
这很明显，大家都知道，薛处长的下台，就预示着薛羔霸占的半栋豪宅要拱手交出了。中国的事情就是如此，由台上到台下，一撸全撸，所以当官的都有紧迫感，知道好梦不长久。而且研究所内百姓心知肚明的是如今这所里的所有当权人物，皆不是前薛所长之提拔，因此没有谁会感激他，保护他的利益，这下正是墙倒众人推的好时候，新来的大学生们终于有房住啦！
这是一种怂恿的气氛，一种落井下石的气氛，一种搞土改分田地的气氛，简直大快人心。到如今人们才知道薛羔的父亲并没有为研究所做什么好事，而且还豢养了一个杀人犯的儿子。当然了，只有我才能将这件事公之于众，看来事情已经水到渠成了。
可是，我的老婆却替我出了个馊主意。
事情是这样的：在薛羔回来时，他给他的新婚妻子郭玲买了一箱子来自苏南的丝绸衣物，听说薛羔为此将同去的几个老家伙的钱都全部借光了。连公家的差旅费都被他借空了，差一点这个考察团被困在温州不能返回。
我的老婆说，郭玲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女人，你其实没有必要用上帝之手把他们送进监狱，以郭玲的贪婪和薛羔的实力，他们会演出一场人生好戏。薛羔这小子最后会身无分文，被郭玲一脚踢开；而薛羔会以他的好色同样来折磨郭玲，这两个人的互相折磨，比双双入狱更让他们难受的。老婆说：“我比较喜欢这么一种折磨之美，而且我真的是想欣赏一下这种美。”我的老婆肯定已经变态了，难怪他在与我行房时喜欢咬我的肩胛。
而对我的老婆的变态我是不能应允的，这绝对不可以。我与老婆的想法完全不同，我不会欣赏那种残酷的美，我在想我自己，我所遇到的这件事对我自己生命的一种撞击。我在想我这一辈子，我这辈子是不是太卑微了，甚至有点委琐，可怜，我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来，我幻想我有一身强健的肌肉，能够掌握一套可以应付几下的拳脚。可是我却瘦弱不堪，简直没有任何抗击这个社会的能力。有一次我在中山公园游玩，竟被卖冰棍的老头啐了一口；还有一次，只因为我穿得光鲜一点，被几个挖路的乡下民工甩了一裤腿稀泥。我捏着拳头，却拿那些挥锹的民工们没一点办法。另外，我没有当过官，连副科长都没有当过，所以总是不停地揣摩领导的脸色，时常想讨好他们，因此从没有挺起过腰杆来。而我的这个狗屁研究所除了工资便什么也没有，住房条件恶劣，住在山上像些穷和尚，那满院的松毛虫直往你脖子里、你锅里掉，人从头至尾都散发着一股与时代脱节的霉气。连一般的考察也轮不到我，你说这研究有什么光亮？能研究出诺贝尔奖或一辆私家车或者领导们住的四室两厅吗？见鬼去吧。老子不怕谁，我是流氓我怕谁？你就是太怕了想得太多了患得患失最后还是一贫如洗。与其这样还不如去搞非法集资去造假冒产品去搞拦路抢劫去像薛羔夫妇杀一个人玩玩。与其蔫不拉叽地活，不如轰轰烈烈地死。什么事都宽慰自己：“我忍了。”他妈的知识分子就学会了一个“忍”字，我看孔老二要枪毙，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都被他的忍耐精神给毁了。还美其名曰：沉住气。算了吧，老子就是要揭发，要与小流氓薛羔和老流氓薛处长对着干。老子不要打电话不要匿名信，老子直接去派出所。
一路上我的心情是风起云涌，充满着悲壮的感情。我一路上看着那些人，那些车，有一种革命者奔赴刑场的昂然气势，人显得那么高大，不可侵犯，万物都在脚下，理想高入云天。我深深理解了毛主席的敢向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诗意，我原以为这是不可能的浪漫主义的情绪，现在看来，人到某一个时刻，完全有比这更浪漫更豪迈的精神气慨。我感觉到我的精神在升华，由卑琐到崇高，由孱弱到坚强，由无穷无尽的恍惚到大彻大悟大清醒。
在离开研究所的时候，我带着留恋而又鄙视的目光看着那一切，我是向派出所走去的，堂堂正正，拿着身份证与工作证。我看着这阳气全无的研究所，研究着最前卫的经济而又与这世界不搭界的破院落，一帮子闲人，研究员副研究员拿政府特殊津贴的好像十分神圣高不可攀的落拓秀才们，所长副所长等七八个煞有介事的所长，书记副书记五六个煞有介事的书记，科长副科长十多个煞有介事的科长，还有司机还有煞有介事的车，还有门卫还有煞有介事的清洁工，还有会计出纳等煞有介事的财会人员整天煞有介事地在算盘上算来算去，全算的是一些零零碎碎的数字，拖欠工资，拖欠医药费，为中秋节每人发两个月饼的福利问题慎重研究了两个夜晚。面对着当官的多占房子只会私下议论而平时一声不吭，开会时还是大唱颂歌说到改革开放声泪惧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