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下坡走去的时候脸上有生以来带着轻松的笑意，我真是轻身下山，如拘禁已久的囚犯，获得了自由。
我来到了派出所。
从拿身份证第一次开始，这是第三次进这个在山坡上的派出所了。热闹的半山坡上，有人在唱“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餐馆在爆炒麻辣牛肚，几家发廊里人头攒动，卷起香风迷雾。
面色无华的发身份证的女警察坐在那儿发身份证。我径直上了二楼，我要直接找那个曾审问我的谁谁。我就去找。在二楼找了个遍，没见到那个谁谁，我又在每个屋子里细瞧了一遍。这引起了一个横眉冷对的警察的注意，这个横眉冷对的警察问我：“你有什么事？”
我说我找谁谁。
他说谁谁不在。
我说你们所长在吗？一把手？我的心依然热切，我想那些叛徒、内奸、工贼的告发嘴脸也就像我这样吧。
他说：“你有什么事？”
“当然有事。”我说。
“他不在。”他说。
“都不在吗？”我说。
“都不在。”他说。他说完就走了。
我说我能不能等一等。
他说那谁知道他们上午回不回。
“我很难来一次，”我说，“我有重要的事要对谁谁或者你们所长谈。”
那个横眉冷对的警察在进厕所时指了指一间屋子，说“你在那里等”。
我又走进了那个空荡荡的办公室。一桌二椅，对面还有个凳子。
这就是曾审问我的地方。
我又坐了进来。
我有了一点冷静，一冷静就发现头疼起来，血压肯定在往上窜，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种缓释进口降压药“易顺脉”，干吞了一颗到肚里。没有水，没有谁为我倒一杯水，在派出所，好像没有倒水待客的习惯。他们不需要人们检举吗？他们不需要发动人民群众吗？他们是怎么破案的，他们脸上为什么不带笑意？这些疑问困扰着我，使我的这次风萧水寒的奋起告发和见义勇为有了些摇头的无聊。
我坐在那里，降压的丸子好像卡在喉管里不得下行。我去找水，我到厕所找到个水管子，我洗了手，从水管子里捧了点自来水把丸子咽了下去。我又小便了一下，然后我复回到那个审讯嫌犯的地方。
有个人进来了，那个人正是审讯我的谁谁。
我还认识他，遗憾的是他不认识我了。他好像是刚从发廊出来的，头发弄得油光水滑，一身的香风迷雾。他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说你曾在这儿审问过我，是为什么事什么事，在哪月哪日。
他用挑衅的口吻说：“那又怎么样？”
“其实，”我说，“当我成为被你们调查的嫌疑人时，我的真实身份应该是目击者。我的确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人把那个孩子推下水去了，我只是因为思想斗争非常复杂，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的哲学，对此事守口如瓶，明明自己遭到了误解也不想去得罪别人，现在我想通了，对维护这个社会的治安我们应该人人有责，应该见义勇为，应该不怕报复打击。惩恶扬善，让犯罪分子无立锥之地。这个事我本想打一个匿名电话来的，现在我豁出去了，我不在乎你们保不保密，如果让我出庭作证，我也会像今天这样挺身而出……”
“你说，究竟是什么事吧？”警察说。
“就是那件事呀，一对年轻男女把一个小孩推下水去。”
“啊。”他说，“啊。那件事早已经了结了。”
“什么，了结了？”
“当然了结了，你不知道。”警察站了起来。他原本就没想在这里坐多久。他站起来了，他想吐痰。
我赶紧说：“我能否知道是怎么了结的？是怎么处理的吗？”这怎么处理呢？薛羔还参加了省委温州考察。
“那个孩子患有癫痫病，孩子的家长隐盖了这个事实。想趁机找人赔上一笔。”
“也就是说，没人犯罪。”
“当然有人犯罪，不过不是这一次。”警察幽默地说。
“没有谁推那个孩子？”我希望不是这样。
“是他自己犯病，而有人想去拉他——那个女的你认识吗，你单位的？”
“不，不，不……”
“那么你……”
我逃出了派出所。
我来到了江边。我看着那些不舍昼夜奔流的江水，从心底里发出了一阵宽慰自己的笑声。没有这些笑声，我的灵魂会十分尴尬地暴露在这大气之中，受不动声色的江水冲刷。另一些船还泊在那里，而这件事情究竟有多少真实程度，从那江边的惊叫开始，到报纸，到被传讯，到今天的“自投落网”“自作多情”，它寓言着什么？究竟谁是罪人，谁代表了正义，谁是冤魂？我好像被千千万万的各种思想绑缚起来，一团乱麻。
我的梳理是我的步履。一个人慢慢吞吞地走回山坡上的研究所。当我梳理完毕行走完毕之后，我的心已经像水洗过一样了。
我没有仇人，没有负疚，没有壮举和告密，我既不是小人，也不是英雄，一个有自己的工作，有房子住，有工资，比千百下岗工人强一些的、介乎于中年与青年的小知识分子。
我想抽自己两个嘴巴，以此来快活地嘲笑一番自己：
——活着，你要沉得住气哟，你已经不年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