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品牌传播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其市场不成熟特征表现得尤其明显，中国市场上的品牌建设需要更多的智慧。
品牌代言人作为提升品牌资产的一种重要手段，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关注，但品牌代言人的使用，对企业而言却好似一把“双刃剑”。首先，从财务角度考虑，一方面，企业为聘请品牌代言人，要支付比以往高得多的费用；另一方面，为了配合品牌代言活动，企业还必须投放相应的配套广告，这些构成了不小的开支。其次，品牌代言人作为企业的营销投入变量之一，其可控性比较差。品牌代言人，作为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个体，其言行举止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被企业所控制。这种不可控性，就为企业营销活动带来了风险。最后，品牌代言人选择是否恰当，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对产品、品牌的感知，甚至影响到其消费行为，就可能为企业品牌建设带来风险。
因此，品牌代言人选择不仅关乎到企业财务意义上投入产出的考量，极端情况下可能会造成“成也代言人，败也代言人”。相关企业有必要通过对品牌代言人特质和品牌特质的分析，确定广告的诉求重点，广告风格、公关策略等，以达到品牌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品牌代言人的选择和使用必须慎重考虑。
6.4.1 品牌发展的不同阶段宜采用不同的品牌代言人策略
在品牌成长的初期，对品牌代言人的选择，主要评价指标就是知名度。一般而言，在品牌成长的初期，品牌知名度比较低，市场认可度也比较低，品牌的个性尚未形成，这个时候，对品牌而言，迫切需要的是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吸引公众的眼球可能就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正如迈克尔·戈赫伯（MICHAEL GOAHBER）在其《注意力经济》一书中写道：“在新的经济下，注意力本身就是财产。”而英特尔公前总裁葛鲁夫也说到：“整个世界将会展开争夺眼球的战役，谁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谁就能成为世界的主宰。”伴随着传媒力量的扩张，这些体育明星、娱乐明星身上聚集了太多的眼球，他们无疑是注意力经济时代下的宠儿。此时，对品牌代言人的选择，主要的评价指标就是知名度。借助于品牌代言人的知名度，不仅可以使品牌本身的知名度得到提升，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从而增加消费者对品牌的再购意向。
因此，对于一些相对弱势或新兴品牌，代言人提供了一条迅速提升品牌资产的捷径。美特斯·邦威在短短十余年时间，先后聘请一线艺人郭富城、周杰伦、张韶涵、潘玮柏代言，大大提升了其在年轻人中的形象。2007年3月，借着签约新代言人张韶涵的机会，在2007年春装发布会上首次推出校园和都市两大系列服饰。实际上是对其品牌策略进行的一些调整，力图使美特斯·邦威这个品牌的整体形象能有所突破，覆盖更广年龄层和不同性别的消费者。
本研究的实验结果发现，美特斯·邦威的品牌强度系数虽略低于耐克，但两者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而被试对美特斯·邦威品牌代言人的提及率为89%，高于被试对耐克品牌代言人50%的提及率；此外，美特斯·邦威的代言人贡献度也高达19%，远高于耐克的7%。数据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品牌代言人策略对于美特斯·邦威品牌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企业聘请品牌代言人的目的就是要借名人光造自己的势，代言人的重要程度应低于产品。由于品牌知名度比较低，品牌代言人的魅力很容易盖过品牌，造成消费者只知有该代言人，而不知有品牌，甚至广告播出后进一步提升了该代言人的名声，对产品销量的提升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在实际的品牌代言人广告中，很多情况下是代言人的镜头数量多，而本该突出的品牌反被放到了一个次要的地位，结果，观众记住了这个代言人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对产品和品牌并没有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
在品牌成熟阶段，对品牌代言人的选择，主要应考虑与品牌形象和品牌个性的匹配。在品牌成熟阶段，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已经不是品牌管理的首要问题，由于已经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发展，品牌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消费群体，并在他们心目中形成了一定的品牌形象和品牌个性，此时，对于品牌管理者而言，更多地应该考虑如何提升或维护品牌的形象和个性。在这一阶段，选择品牌代言人就应该更多地考虑代言人身上所蕴涵的气质、个性、形象，是否有利于品牌的提升，是否与品牌本身的气质、个性、形象相吻合。
在饮料品牌中，可口可乐属于世界级的知名品牌，但它在品牌代言人的运用上手法也十分娴熟，它不仅采用了多品牌代言人策略，而且对品牌代言人的选择，也颇有讲究。近年来，可口可乐通过聘请刘翔、郭晶晶、SHE等年轻偶像明星，不仅更加贴近本土化，而且这些代言人，有助于其继续保持其一贯年轻、活力的品牌个性。从本书的实验结果也可以看到，有68%的被试提到了可口可乐的品牌代言人，代言人的贡献度高达15%，均高于娃哈哈。在中国市场上，这些强势品牌也借助品牌代言人策略，继续巩固其品牌优势地位。
6.4.2 针对不同产品类别选择不同的品牌代言人
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将产品归属到不同的类别。如产品可以被归为功能性产品和象征性产品；带来使用价值的产品和重视象征价值的产品；消费者购买涉入程度高的产品和消费者购买涉入程度低的产品等。当然，这些划分不是绝对的，而且，同一产品，在不同历史时期，可能带来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如手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身份和地位，但现在，消费者可能更加关注手机的质量、功能、外观、价格等因素。甚至同一类产品，在同一时点，被赋予的意义也有所差异，如SWATCH不仅仅是一个计时工具，它代表了手腕上的时尚标签，哈雷摩托则不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它还代表了张扬的个性。
本书的实验研究发现，在四个类别的产品中，手机类别产品尽管总的联想数量并不低，但是代言人提及率和代言人贡献度最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消费者可能更加看重该类产品的功能、质量、价格、产地等因素。而对购买涉入程度较低（如饮料），或者是自我概念连接性强的产品（如服装），代言人对消费者的影响更加明显。
因此，对于功能性的产品或者消费风险比较大的产品，宜采用专家型或者性格稳重的代言人，以增强消费者的信任感。而对于情感性的产品，宜采用具有强烈吸引力和个性鲜明的代言人。
6.4.3 选择品牌代言人应首要考虑品牌代言人的名气声望
本研究在定性研究和品牌联想实验中发现，知名度高的代言人被消费者提及的频率明显高于知名度低的代言人，而笔者发展的品牌代言人特质的三维度模型中，名气声望是一个重要的组成因子。
目前，有一些文章认为，在选择品牌代言人时，不要盲目迷信品牌代言人的知名度。诚然，品牌代言人的知名度不是取得良好代言效果的充分条件，但笔者认为一定的知名度，是取得良好代言效果的必要条件。只有具备必要的名气，才有可能被消费者所识别、回忆，产生相应的品牌联想，形成一定的品牌关系。
值得提醒的是，本研究之所以用“名气声望”而不是“知名度”作为命名因子，是因为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消费者不仅仅关注代言人名声，也关注代言人在自己行业中的专业成就。这一点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有的所谓“名人”，确实只有名气，而专业成就不明显，甚至是靠炒作取得的名气，商家在选用此类代言人时，一定要慎之又慎。例如某品牌，启用了某“快乐男生”的冠军作为代言人，尽管该冠军在局部消费者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其专业成就至少现阶段还不够突出，因此，代言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当然，一定时间范围内，那些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代言人总是有限的，而他们又面临着众多商家的“瓜分”，他们的代言费用自然水涨船高。商家不仅面对内部资金的约束，也面对着外部资源不可得的约束。这时商家可从两个方面考虑。一种方法是提前锁定品牌代言人，投资“潜力股”，也就是当这些未来之星的名望还不够高时，与之签订代言合同。这就需要商家有独到的眼光，去发掘未来的超级明星，需要商家从战略的高度来思考品牌代言人的运用。在这方面，耐克等公司为我们展现了很好的范例。
当刘翔在18岁那年参加全运会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时，耐克公司的人就注意到了他。那时刘翔的成绩只有13秒34，但他们坚信刘翔非常有潜力达到更高水平，耐克总部派专人对刘翔的比赛进行实地考察，最后得出结论：刘翔绝对是明日之星！耐克中国当年便与刘翔签下合约。
2004年，刘翔获得雅典奥运会110米栏冠军，胜利的不仅仅是刘翔和中国的田径，还有耐克。
另外一种方法是退而求其次，选用在某些细分市场上具有高度影响力和声望的代言人。
例如，摩托罗拉曾经有一款手机A6288，就没有采用诸多手机品牌惯用的娱乐明星代言，而是选择了房地产巨头万科的董事长王石。王石兼具商业领袖、知识英雄与公众人物三重角色，颇有传奇色彩，虽然其总体的知名度不如很多娱乐明星，但是他在商界精英中却具有较高的人气。该款手机主打商务＋运动的营销诉求，为追求事业成功同时兼顾多彩生活的商务人士设计。在这个细分市场上，以王石作为品牌代言人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恰当的选择。
6.4.4 选择品牌代言人还要考虑品牌代言人的产品关联性
不同的产品具有不同功能、特征、价值，甚至被赋予了不同的个性和象征意义，不同企业生产的同类产品，也存在着价格、档次等的差异。这就要求商家在选择品牌代言人时，要寻求与产品的品牌个性、形象、档次等具有某种关联的代言人。品牌代言人和产品的关联性，有助于增加消费者对该代言人的信赖感，有助于增加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有助于实现品牌代言人象征价值的转移。
现在，有很多文章强调品牌代言人必须和被代言产品相关，这固然比仅仅强调品牌代言人的知名度进了一步，但是对于何为相关，则语焉不详，没有更进一步阐述。笔者认为，品牌代言人和被代言产品的关联性，有明显相关和潜在相关之分。在营销实践过程中，对这两者要加以区别对待。
当品牌代言人的职业、个性、外在形象、身份地位、内在气质和被代言品牌的特性比较容易被消费者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品牌代言人和被代言产品的关联性是明显的，容易被消费者所感知的情况下，本书称其为明显相关。如姚明代言某知名运动品牌，张曼玉代言某知名化妆品品牌，或如前面所述的王石代言某款商务型手机，都是属于明显相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广告活动中对品牌代言人和被代言品牌之间的关联，不需要进行特别的挖掘。
但有的时候，品牌代言人和被代言品牌之间的关联表现却不明显，这种情况，笔者称其为潜在相关。此时，在广告活动中，就需要去深刻挖掘品牌代言人的职业、性格、气质、形象等因素，寻找这些因素背后的隐喻和象征，将其与品牌的某种特征或喻义结合起来。当潜在的关联被创造性地挖掘出来，并进行适当表达，形成了消费者可感知的关联，笔者将这种关联称为“创造性关联”。创造性关联的产生，不仅需要理性的分析，更需要创意的表达。这种关联一旦产生出来，往往能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强化观众对广告的记忆。
在营销实践中，我们尤其需要关注潜在相关的情况，并充分发挥创造性关联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具笔者观察，不少品牌的广告在品牌代言人的使用过程中，仅仅是将品牌代言人和被代言品牌简单地放在一起，将此代言人换为彼代言人，似乎也没有太大差别。这些广告，除了发挥名人的影响力外，消费者无法在品牌代言人和被代言品牌之间建立内在的联系，大大影响了代言的效果。
姚明和联通新时空之间的关联，是潜在的。但是，这种潜在关联并没有被很好地挖掘出来。据说，联通签约姚明的时候，联通的市场营销经理把联通新时空CDMA的产品特征写在一张纸上，姚明的经纪人则把姚明的特征写在另一张纸上，然后把两张纸拿到一起进行对比，发现两者具有“时尚、活力、向上、未来”等相同的特质。我们且不论双方各自是否具备这些特质，如果我们观察新时空的广告，分析其是否强调了这些特质，或者以某种方式表达了这些特质时，得到的结果却是否定的。大量的广告仅仅是将姚明和新时空简单地放在一起，无法看出其内在的联系。
2007年8月，东芝签约郭晶晶作为品牌代言人。这也是东芝首次在中国启用代言人。郭晶晶和东芝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也是潜在的。在该品牌的系列广告中，使用了“有梦想，有明天；有梦想，我更强”，“挑战极限”等广告语，可以说是一语双关。同时，将郭晶晶跳水的运动之美与产品之美不露痕迹地结合在一起，充分释放了双方的特点，这种关联是创造性的。
6.4.5 要充分评估代言人的可信赖性
可信赖性，是消费者将与代言人相关的各方面的信息汇聚到一起，对品牌代言人形成的一个综合评价，它会受到名气声望的影响，也会受到产品关联的影响，但名气声望和产品关联并不必然导致高的可信赖性。因为，除了这两者之外，还有一些因素会影响到可信赖性，如品牌代言人的专业性、负面报道等。
品牌代言人的可信赖性并非是随着时间递增的，某些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到消费者对品牌代言人可信赖性的感知，进而影响到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程度。而品牌信任，是影响消费者再购意向的主要因素。对于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来说，品牌信任可以认为是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保健因素”，需要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程度。尤其是当消费者感知的产品风险增加时，消费者就需要获取额外的信任来支持自己购买的理由。此时，尤其需要评估品牌代言人的可信赖性，选择高信赖度的代言人。
在品牌代言人营销实践过程中，通常影响品牌代言人可信赖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情况是品牌代言人代言了过多的品牌，甚至是同类别产品的品牌；另外一种情况是品牌代言人出现负面消息或不利报道。
如何处理第一种情况呢？可行的做法是商家在选择品牌代言人时，应该尽量选择以前没有代言过其他品牌的名人，名人和品牌最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在消费者心目中构建代言人和品牌之间清晰的联系。不过，现实情况是，具有强烈号召力的名人，一般会代言多个品牌，在这种情况下，名人的效应会降低，严重的甚至会引起目标消费群体大脑信息识别的混乱和对名人广告的不信任。退而求其次的做法是规定已为某一品牌代言的名人，在代言其他品牌时，其他品牌的形象、内涵尤其是产品类别不能和现在代言的品牌有冲突，这是一个底线。
第二种情况，即品牌代言人出现负面消息或不利报道。对于此种情况，不少学者（TILL AND SHIMP，1998；KLEBBA AND UNGER；王怀明，1999、2004）已经进行过研究，他们检验了名人卷入负面信息的情况，发现负面信息导致受众对品牌评价的下降。
名人不是完人，更不是圣人，但他们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当某些不当行为发生时，其负面影响会被迅速放大。当品牌代言人受到较大负面信息的影响时，在很大程度上就会降低该代言人的可信度。企业要想办法降低这些负面信息的不利影响，如果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最佳的选择就是迅速结束双方的合约，以减轻可能对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当然，在代言合同中，有必要和名人签订有关条款，以确保当名人出现对企业不利的或不当行为时，企业有权随时终止合同，甚至保留追索赔偿的权利，以减少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鉴于名人可能出现的负面事件，对于采用品牌代言人作为营销手段的企业，最好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事先建立一套危机处理及应对机制，方能在面对品牌代言人的危机事件时，处变不惊。
因品牌代言人出现负面消息而更换品牌代言人，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曾经一度，由于伏明霞穿的裤子上印有脏话而导致的“脏裤子事件”，以及赵薇因身穿日本军国国旗图案的裙子而导致的“军旗装事件”，都闹得沸沸扬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消费者对此名人的判断，进而可能危及到品牌的利益。
最近发生的轰动亚洲甚至全世界的“艳照门”事件，更是一个鲜活的事例，诸多本由相关明星代言的品牌纷纷和涉入明星脱离干系，不仅结束了代言合同，而且迅速撤下所有代言广告，唯恐避之不及。
名人代言中的“虚假广告”，则不仅直接影响该代言人的可信赖性，对该品牌也造成了直接的不利影响。如巩俐代言的盖中盖口服液广告，以希望小学作为卖点，讲述一个小学生感谢巩俐寄来的口服液。广告发布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青基会）却表示从未收过巩俐捐赠的口服液，并认为该广告利用希望工程搞噱头，要求对该制药厂和广告公司所做的违法广告进行查处。最终，药厂被迫主动撤下“巩俐阿姨”代言的广告。笔者且不去判断捐赠活动的真假，而仅仅是判断这一事件本身对代言人和品牌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当然，名人代言中出现“虚假广告”，主要责任应归于企业方，不少企业不是踏踏实实提高产品质量和改善管理水平，而是希望借名人效应走捷径，往往却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这已经超出了本书所讨论的范围。但是，名人对所代言的产品和企业应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对所扮演的广告也应该进行必要的审核，因为一旦出现“虚假广告”被报道的情况，就会直接影响该代言人的可信赖性，从而波及到其代言的其他品牌，并且使该名人为后续其他品牌的代言，处于不利的地位。
6.4.6 经纪公司（人）的作用
经纪公司（人）应有意识地培养和管理代言人的可信赖性和象征意义。
由章明基等七人组成的“姚小组”，对姚明的形象进行了成功塑造和包装，他们的专业管理使我们看到了国内经纪人与国外职业经纪人的差距。事实上，不仅仅是企业在选择品牌代言人，代言人本身也是一个品牌，这个品牌也需要有意识地培养和管理，也需要不断地积累品牌资产。代言活动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什么品牌可以代言，什么品牌不可以代言，代言的方式如何，对个人来说，也是需要慎重考虑的。
作为经纪公司（人），首先，应该对签约人员履行一定的教导责任，对签约人员的行为应加以适当约束，防止出现负面信息并扩大，影响到代言人的可信赖性。其次，在与代言品牌签约前，应代表该代言人对被代言品牌的公司状况、产品状况、代言广告内容等加以严格审查，综合评估被代言品牌对代言人的影响，确保不会对代言人的形象造成负面伤害，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防止出现虚假代言的情况而影响到名人的可信赖性。
事实上，不仅在国内，国外一些名人的代言活动中也充满了败笔。如乔丹曾经为内衣做过广告，也为世界上最烂的热狗做过广告……这些对他自身的品牌都有着负面的影响。而像泰格·伍兹代言的别克汽车，也被认为是不恰当的合作，因为他本身并不开别克汽车，这对他个人的可信赖性就会形成伤害，而这种打击是会转嫁到他代言的其他品牌中的。
用符号学的观点来看，一方面，名人的符号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他本身，而成为一个他者的代表，也就是说，名人身上具有某些超越他实体的一些象征意义。但是另外一方面，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名人具有独特的个性化特征，其所指和能指的结合是独一无二的。受众对名人的感知，既有具体层面的感知，也有抽象意义层面的感知。
毫无疑问，具有某些独特、个性甚至代表了某种消费价值的代言人更容易获得目标市场的认可。但是，名人的象征价值不完全是自发生成的，作为经纪公司，应在对市场消费心理深刻洞察的基础上，结合不同签约人员的个性特征和能力专长，对每一个签约人员的形象、气质、个性进行定位，然后有意识地对旗下签约人员的形象、个性和气质加以引导，并对其所唱的歌、所演的角色，所参加的商业活动类型、公益活动类型等事先有所设计。通过培养和包装，将名人具体的能指，上升到抽象的所指，使其具备特殊的象征价值，为个人品牌赋予特定的内涵。当这种象征价值转化到品牌中时，会大大提升该品牌的象征价值，同时会增加消费者和品牌的情感联结，这两者都有助于实现品牌的溢价。
6.4.7 充分发挥品牌代言人的作用，构建稳固的品牌关系
品牌资产的关系范式在品牌研究领域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有利于我们站在更加长期的立场来思考品牌竞争优势的来源，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品牌的本质，对于指导我们进行品牌营销实践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关系范式更加具有战略导向。
品牌关系更多强调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强调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连接，品牌关系作为品牌认知的后向结果，体现了品牌营销活动的终极目的。品牌关系的构建，是品牌建设的高级阶段，构建良性的消费者—品牌关系，有助于企业同顾客保持长久的关系，实现品牌溢价，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
品牌关系的构建，是一个长期、复杂而互动的过程，它可能会受到消费者的自我概念的认知，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服务的满意程度，品牌的象征意义等的影响。在品牌关系的构建过程中，物化的品牌本身是很难和消费者形成品牌关系连接的，这就需要借助于品牌个性，将品牌拟人化。品牌代言人，作为有血有肉的个体，其一言一行、喜恶好憎、喜怒哀乐，更容易被消费者所感知。因此，在品牌关系的构建中，品牌代言人就具备更大的优势。所以，合理利用品牌代言人，可以提高消费者的感知价值，进而在构建品牌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当前的环境下，由于整个社会的信任程度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平，品牌代言人的使用，可大大提高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程度。例如，现在不少商品的销售说辞是“我们这个产品是某某代言的”，其言外之意无非是想表明商品的可信任程度。
品牌代言人所具备的独特个性、气质，或者一些符号性的价值，当与被代言品牌发生关联时，就可能转移到品牌中，成为消费者消费的理由。因此，有远见的商家有必要和代言人及其经纪人（或经纪公司）一道，挖掘和培养代言人身上蕴涵的独特象征价值，将品牌代言人的象征价值有机地转移到其代言的品牌上。
通过消费者与品牌建立的情感关系，能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品牌溢价。在体验经济时代，消费者情感需求的比重增加，消费者在注重产品质量的同时，更加注重情感的愉悦和满足。人们购买商品的目的不单纯是出于生活必需的要求，而是出于满足一种情感上的渴求，或者是追求某种特定产品与理想的自我概念的吻合。人们更关注产品与自己关系的密切程度，偏好那些能与自我心理需求引起共鸣的感性商品。商家在使用品牌代言人时，可以有意识培养消费者与代言人的情感连接。
6.4.8 提升广告创意能力，将品牌代言人与营销相融合
本书主要研究的是品牌代言人对品牌资产的影响。但实际上，一个品牌代言人要产生有效作用，离不开特定的广告场景，离不开企业的整合营销传播策略。选择了合适的品牌代言人，只是代言人营销策略走出的第一步。
很多时候，品牌代言人在广告中扮演的角色、穿着打扮、语气语调、广告中故事的趣味性、广告语的易记性……都会成为影响代言效果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因素。围绕品牌代言人进行广告创意，就成为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它既不能过分突出代言人，而忽略了品牌，又不能将代言人和品牌僵硬地组合在一起，它必须在代言人和品牌之间寻求一个相对的平衡和恰当的结合，将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最终目的是为了借助代言人来突出品牌，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态度。
耐克有一则广告，使用著名钢琴演奏家李云迪作为形象代言人。钢琴演奏家怎么和运动品牌耐克结合起来呢？在这则广告中，睡过头的李云迪为了及时赶到北京紫禁城太庙参加一个重要演出，幻化成著名自行车手阿姆斯特朗，最后及时赶到演出现场，这个故事很好地诠释了耐克在奥运期间“你能比你快”这一核心广告创意，实现了品牌代言人和代言品牌的有机结合。
中国移动旗下动感地带品牌，力求为年轻一族创造一种时尚、新奇、即时、快乐的生活方式，使用周杰伦作为品牌代言人，在年轻人尤其是学生中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动感地带在广告宣传中，突出其品牌口号“我的地盘，听我的”，表达了品牌本身的个性并结合了周杰伦的歌曲《我的地盘》，产生了良好的代言效果。此外，动感地带还赞助了一系列相关活动，如“‘动感地带———我的音乐地盘’2008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将品牌代言人和自己的品牌主张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因此，要提升品牌代言人的代言效果，不仅需要有好的广告创意，还需要将品牌代言人有机地整合到企业的营销传播活动中。
由葛优代言的中国移动旗下品牌神州行广告，不仅出现在电视广告中，也出现在诸多平面广告中。广告制作与词句朴实简单，一句“神州行，我看行”，获得了极高的回忆度。不仅如此，在电影《命运呼叫转移》中，葛优扮演了戏分最重的角色，其中也为他设计了一句“我看行”的台词。作为置入式营销手段的运用，虽然这部电影还显得有些粗糙，但商家整合营销的努力却值得称道。
企业不仅要选择好合适的品牌代言人，还需要围绕品牌代言人产生好的广告创意和广告表达，更进一步，还应该将品牌代言人整合到企业事件营销、公共关系等其他传播活动中，与传统广告相结合，把品牌代言人纳入到整合营销的框架下，将分散的品牌传播统一起来，形成“一种声音”，这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品牌认知，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