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拍卖行为一方面是为慈善事业募款，一方面也是巴菲特对自己知名度的公开炫耀。巴菲特有的是钱，钱对他已经没有太大的激励，他要的是一种自己受景仰程度的证明，以及类似打赌获胜一样的快感。敢于将自己用过的旧东西拿出来拍卖，一次共进午餐的机会也在全世界闹得沸沸扬扬，这种骄傲与自负，只有巴菲特才做得出来。
作为一种资产，名声并非由个人完全独占，而是由个人和公众共同拥有，具有与财富等其他资产不同的属性与生长规律。妥善地管理名声，通过恰当的摆谱使之保值、增值，已经成为知名人士的一项重要任务。
戴上“有才能”的光环
有的人蔑视权贵，有的人视金钱如粪土，有的人默默无闻，甘做无名英雄，然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不重视才能的。其实，金钱、权力和名声都是身外之物，有钱人也可能会一着不慎而破财破产，有权人随着年事已高或者由于对手的竞争也可能落得个门前冷落车马稀，名声再好的人如果不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和道德修养，一旦做了出格的事立刻会臭名远扬。而只有才能才是跟随人一生一世的，才能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金钱、权力和名声也是建立在才能基础上的。古人常用“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来形容一个人的才能之高，同时也表达了对于这样的人的一种敬佩之情，用“郎才女貌”来表明才能对于一个男人的重要意义。就是到了现代社会里，也没有人敢忽视“一技之长”的作用。
有人可能会以为“才能”是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才出现的概念，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才能”不仅仅限于知识和文化的范畴，它更广泛地反映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生存、发展的能力以及自身的综合素质。在混沌初分的原始社会里，人群中没有财富、权力和名声之分，但是原始人类就已经具备了才能，他们的才能就是改造自然、适应自然、如何制造生产工具以及同野兽对抗的能力，可见，人类自诞生以来，就已经具备了独立生存的才能。也正因为有人的“生存才能”高一些，他们能够造房屋、制衣服、尝百草、治理灾害，所以在众人中脱颖而出，最后才拥有了财富、地位和名声。所以说，“才能”对于一个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于是，才能也成为了人们摆谱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纵观古代才能出众的人，基本上都是摆谱高手。
在春秋战国时代，社会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在社会变革的影响下，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法、道、墨等，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广收门徒，互相论战，向社会宣传自己的思想成果。这一时期，每个流派都在展现着自己的才能，他们希望自己的学说能够被广泛认可和接受，同时也为自己“独到而精辟”的理论观念所自豪，所以才会不遗余力地“推销”自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现象。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距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传诵。在这一时期，涌现出太多的杰出诗人，像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对于后人来说已经是如雷贯耳。他们在诗中描绘着山水田园、边塞沙场，抒发着浪漫，刻画着现实，他们把大作挥洒在纸张上、墙壁上、山野间、草堂前，总之，所到之处，都要留下墨迹的印痕，让世人看到他们的才能，欣赏他们的才能。
可见，有才能的人，他会“费尽心机”表现自己，因为才能被隐藏在个人身体内部，不表现出来别人就难以知晓，所以，对才能的炫耀比金钱、权力更加普遍。这种炫耀是对自我的肯定，也是自己给自己的开价。
在现代社会里，显示才能的最常规方式，就是公布获得的学历学位、职称、工作履历、社会职务以及获得的各种称号、奖项。学历、证书是知识的证明，履历、职务、业绩是能力的证明。虽然两者之间不能画等号，但有着正的相关性，人们在不知情的时候习惯于从这些信息中进行推断。在名片上印上博士、MBA、MPA、注册会计师、教授之类的光辉头衔，在对外发送的简介中精心罗列在著名机构的工作经历、重要职务及所获奖项，总能让人眼前一亮。
刚刚走出校门的应届毕业生往往在这一点上做得最充分，他们没有财富、没有权力和地位，也没有工作经验，那么，就只能把学生时代的光环摆在头上了，他们会把在学校里的各种头衔拿出来炫耀一番，如某某大学学生会主席、某社团创始人、校级三好学生之类的，这些经历，统统在表明这个学生“才能出众”，有了这些重要的砝码，才可能得到用人单位的重视。相反，如果一个毕业生的求职简历上空白一片，没有任何出彩的地方，那估计他的简历投出去也就相当于石沉大海了。
不过，学历、工作经历、头衔都是抽象的，自我夸耀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能通过某种具体的事例、细节性的行动展现才华。无疑是更有说服力的，效果更好。这样不仅可感(让人记得住并印象深刻)、可信(真实性强)，还能让对方产生进一步的联想和期待。起到放大光环、提升形象的作用。最多被采用的方式是讲述成功故事。这是所有的经理人求职、服务性企业承揽业务都少不了的做法。唐骏最乐意给别人讲的故事，是他在日本留学时发明卡拉OK评分器并把它成功卖给三星公司的故事，这样的事例有力地说明，他不仅是一位管理者，本身还是一位技术发明的天才。有的专家学者，在某一领域有所建树后，通常都要通过发表论文、出版专著来展示自己的学术理论，而他们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也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背景”展示给大家看。当然，他们的方法是十分有效的，因为他们的“背景”越深，别人对其的评价就越高。如果一位专家在自己的专业内刻苦钻研几十年，而最终连一篇文章都没有发表过，那么有谁会相信他是“专家”呢？
总之，炫耀才能是人类最普遍的一种摆谱行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优点，而且每个人都会在潜意识里把自己的优点升级为自己的才能，并将其进行夸张渲染。客观来说，多数人是没有值得炫耀的财富、权力和名声的，但是每个人都不承认自己是无能的，每个人都渴望别人能看到自己这样或那样的才能，进而给予肯定和认可。即使我们表面上保持谦虚低调的态度，实际上，在我们的骨子里，都是有或多或少的自恋情结的，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报喜不报忧”呢？
做人为本，道德至上
道德是基于承认和保证人类社会存续的理念，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发挥着旨在限制或倡导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也可以说，道德是初始的具有柔性特征的法律，是社会意识形态长期进化而形成的一种无形的制约机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道德有效地调节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人的行为。
具体地说，道德具有认识、调节、教育、评价以及平衡五个功能，它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到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然而，不同时代与不同阶级，其道德观念都会有所变化。从目前所承认的人性伦理观点来说，道德，是对事物负责、不伤害他人、不损害别人利益的一种准则。
道德在大众的心中是一个很神圣的概念。千百年来，有多少人为了追求道德的真谛而孜孜不倦地钻研。道德是一种社会评价尺度。一个人如果违背社会道德，比如不仁不义、不忠不孝，那么人们就会给他负面的评价，从而对他形成一种来自周边人群的社会压力，约束他的行为。另一方面，对很多人来说，道德是个人良心的自觉遵守，无需周边人群的社会压力制约。人们对一个人的道德评判，主要来自于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言行。所谓“有言者不必有德”，口头上标榜仁义道德的不一定真的有仁义道德，因此人们往往“听其言而观其行”，然后作出评判。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道德准则的约束。不管是正人君子还是黑帮地痞，在台面上，道德总是占据着价值的制高点--尽管他们的道德标准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在道德上走在前列的人一般都会受到广泛尊崇，并获得显著的话语优势；另外，由于道德主体不分贫富贵贱，任何人都能够拥有，标榜道德成为人们内心普遍的欲望。
对于有钱人来说，道德，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比权力和地位更加耀眼的光环。因为道德往往能够造就一种好名声。当一个人拥有了财富、权力和地位后，就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如果有人说他不光有钱有势，还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那么，他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欣喜若狂，因为终于有人承认了他的精神魅力，这是很难得的，也是有钱人所希望看到的现象。当然，前提是这些有钱人必须做了一些“体现道德”的事情。
于是，很多富豪们开始热衷于慈善事业，其目的就是为自己树立一种有道德、有爱心的形象，并以这种高尚的形象向世人“摆谱”。因为慈善家们深深地明白，慈善的力量就是一种道德力量。
著名企业家李春平被人称作是百年慈善“第一人”。他名下的基金会有李春平博爱基金管理委员会和李春平慈善基金管理委员会，目前，李春平已经向中国各界及世界受灾地区捐献过135亿元人民币。2009年，他被中华慈善总会评为最具有影响的“慈善楷模”。
当年，北京市福利院有一位103岁的老人过生日，李春平特地让司机们开来自己的三辆劳斯莱斯为这位老人祝寿。他让老寿星和其他老人坐着劳斯莱斯车逛京城，自己叫了一辆出租车跟在后面，从中他享受到了快乐。这就是李春平所倡导的“博爱精神”，他的慷慨义举传遍海内外，爱心洒遍中华大地。由此，我们可以深深地体会到这位大富豪崇高的道德情操，而他自己也是以“慈善家”的头衔为极大的荣耀，他对“做人为本，道德至上”这种人生境界展开了不懈的追求，并以此为乐。
还有一类人也是道德忠实的标榜者。不过，这类人多数属于贫穷落魄的弱势群体。正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在其他方面拿不出任何东西来炫耀，所以，只能以自命清高的“道德家”自居，来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他们虽然没有金钱和权力，但其“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的风格也是一种摆谱的资本，同样能让自己在人群中挺直脊梁。
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及鉴别的困难，口头上标榜道德是一种相对安全的行为。不过，正如中国古老的格言所说，“衣食足而知廉耻，仓禀实而知礼节”，“无恒产者无恒心”，成功者的道德标榜更容易让人相信。事实上，不管是因为手中已握有大量的资源，还是出于赢得更多的机会和利益，成功者更愿意在道德上进行投入，为道德追求而牺牲其他利益。
道德有不同的领域，如政治道德、商业道德、公共道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道德等，又有高中低不同的层次。当一个社会某种道德要素最匮乏、公众关注度最高时，炫耀这种道德要素最能引起人们的正面反馈。这样的做法也最普遍。在中国传统社会，淡泊名利、超凡脱俗具有极大的道德正当性，这培养了一大批著名与非著名的隐士。像赫赫有名的陶渊明先生，六出六隐，数番折腾，一会儿称贫出仕，一会儿因酒归隐。
在崇尚竞争的现代商业社会，归隐已显得不合时宜，道德标榜也不断转换它的主题。由于当下社会还有欺诈行为，还有商业行贿，诚信、公平、社会责任就成为成功人士和企业家们争相炫耀的焦点。
王石公开宣称自己“不行贿”，“不做暴利项目”的商人。在行业论坛和大学演讲等多种公开场合，他一再表示这是自己多年的底线，“我做万科20年了，别的大话不敢说，‘不行贿’这句话我敢说，这条底线我是把持住了。万科的项目赢利不超过25％，拿到的地都不好，逼迫经理人在产品、营销、服务上创新。”这种说法尽管遭到很多人的怀疑，但也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一点，敢于公开站出来说自己不行贿、不做暴利，毕竟也是需要勇气的。
王志纲说得更“直白”：“下海10年了，我可以自豪地讲，我们工作室从来没有收过任何人的回扣，也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回扣。
“很多人都问，到底老板们向王志纲工作室买什么?老板们的回答是：买信心，买方向，还有买公信力。我们向老板推荐规划设计、园林景观、广告代理等下游公司，从来不要任何中间介绍费，如果哪个员工敢这样做，不管是谁，我一定要他走人。
“我们的做法恰恰相反，‘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比别人高尚，只表明我们彼此之间算账的方式不同。”
在各种财富排行榜纷纷出炉，贫富悬殊引起社会热议的时候，同情心、社会责任也成为老板们的口头禅。比如在《福布斯》2006年度全球富豪榜出炉时，曾连续三度上榜的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我不在乎富豪榜，但想进入慈善榜和纳税榜。创造财富是一种责任，使用财富也是一种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