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2)
不断提高文化的竞争优势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讲话高屋建瓴，切中肯綮，对于提高人们关于文化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性的认识，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步伐，抢占世界文化发展先机，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当下这个靠实力说话的世界上，文化力在国家间综合国力对比中的分量越来越突出。而衡量文化实力大小的动态评价机制也开始取代习惯中的静态描述方式，致使传统的文化比较优势正逐步让位于现实的竞争优势。因而，增强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文化话语权，已成为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的时代课题。
近代以前，不同民族间的社会交往相对较少，所以在判断综合国力的强弱时，人们更多地看重文化的比较优势。只要某个国家历史悠久，有世界级的文化巨匠和足够丰富的文化资源，那么，这个国家就可称之为文明古国，就能在世界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彼此的形象好些或差些、声望大些或小些，一般不依重经济的抗衡和战争的较量，而是靠对文化的敬畏之心做出各自的裁决。直到如今，尽管文明古国的文化辉煌大多已成历史陈迹，但人们仍不时在口头上和书本中屡屡提起，言语中充满无尽的向往和敬意。这就是传统的文化比较的魅力所在。
然而，伴随经济全球化快速进展，人类社会走进一个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民族国家在科技进步、知识产权和文化创新能力方面的竞争优势，早已超越了传统的比较优势。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日益在国际间经济、政治、军事竞争中占据着基础性地位，如果一个国家能开发出成熟的竞争优势资源，就可以引领生产力进步潮流，保持较高的生产率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后劲。比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就曾用非凡的文化创意，从核能的研发利用到计算机技术的突破，从博弈理论到高科技支撑下的大众文化风行，迅速扭转了文化的比较劣势，形成了强大的文化竞争实力，演变成一支主导全球的文化力量，使其文化产品风靡世界。与此相比，发展中国家由于缺少这种竞争优势，虽有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却难以形成文化产业上的优势，因而，很难在国际文化竞争中占有足够的市场份额。
令人担忧的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往往沉醉于历史的辉煌，一提起文化就回到过去，历数祖先的卓越超群，历数传统的源远流长，历数本民族文化怎样具有世界影响，而对于如何把自身的传统文化资源变成现实的文化竞争力，既缺乏认识，又缺乏行动。像那位永远沉湎于过去唠叨不休的祥林嫂，甚至是那个“老子也曾发达过”的“精神胜利”的阿Q。岂不知念叨多了，在博得几多同情和叹息的同时，也会收获不少的可怜和不屑。
面对群雄并起、全球竞争的历史格局，任何满足于已有历史辉煌、躺在祖宗功劳簿上自我陶醉的做法，都是没出息、没出路的行为。赢得别人尊重、赢得自身话语权的惟一途径，就是要变传统的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用融会中外、贯通古今、标领时代风骚的崭新文化创造，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掌握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
实现与时俱进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历史性创造，需要一种海纳百川的恢宏气度和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需要站在全新的时代高度上实现民族文化长足发展的战略设计。在这里，祖宗的遗产需要保护、继承和弘扬，但不能一味地在文史典籍的博大精深、古代园林的超尘脱俗、丝绸瓷器的绰约风姿、绘画戏曲的绮丽隽永上孤芳自赏。一切优秀的外来文化精华都要勇于接受，但接受不是顶礼膜拜式的自我臣服，不能在亦步亦趋中成为别人文化的二传手。既不重复古人，也不重复洋人，在寻访历史胜迹，解读先贤智慧之时，善于从民族文化资源和传统文化遗产中开掘新内涵；在采取“拿来主义”，感悟外来文化魅力的时候，善于从别人的经验和教训中找到自己创新的路径，意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实施文化的超越。
而赓续历史文脉，创造更加辉煌的民族文化，更需要脚踏实地的辛勤劳作和系统而务实的自我定位。要增强文化的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信心，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最大限度地把原有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文化创造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全社会的人文素养和健全人格，培育全民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独立思考，大胆开拓，在文化宽广领域里探索尖端知识，营造最新创意，建立学术规范，引领时代潮流。从思考人类的现状与未来、解决面临难题、拓宽发展思路的创造活动中展现的智慧火花，创造出属于既能为13亿人民所认同又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产品，让世人了解一个冉冉升起的新一代文化人充满活力的创新成果。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善于跨越一切人为障碍，敢于用自己独具感染力与亲合力的方式树立人类公认的文化标准，用全新的民族品牌推销国家的竞争实力，用崭新的文化形象展示中华民族迈向新世纪的文化风采，奠定一个和平发展的文明古国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应有地位。
全球文化的趋同与求异
全球化时代，信息的数字传递将人类重新部落化，现场缺席的文化传播通过时空压缩的虚拟空间达到 “在场”效果，使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空前加速。由于全球化兴起是以率先进入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为主体向世界扩展的过程，是其受利益驱动而谋求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新秩序的过程，经济技术实力支配下的严重不对等，决定了发达国家在文化传播中的强势地位。这其中某些强势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企图以西方价值观一统天下，主导文化倾泻式地向发展中国家单向流动，文化大幅度趋同导致弱势国家不同程度的文化依附。世界范围内文化一体与多元的强烈冲突，让各国有识之士对文化同质化的忧虑日渐加深。
全球一体与本土认同的张力，催生出全球化时代特有的文化景观：如果后发国家不考虑自己的文化利益，全盘接受西方主导的文化交往规则，则可能陷于没有殖民地的文化殖民状态；但如果因为起点和前提的不平等而拒绝进入全球文化的交往体系，后发民族则会因为自我封闭而拉大与世界文明的距离，使自己处于更加不平等状态。发展中国家在这种两难的选择面前，既要捍卫本土文化尊严，又不能把坚定的民族文化立场变成群体的焦虑和单一的排斥冲动；既要摆脱对于全球化的浪漫幻想，从制造西方人眼中的“他者想象”，到关注当下本土社会的生存经验，又要立足本土文化立场，努力保持民族价值系统与文化身份的独特性，不断在世界上发出属于自己的更加响亮的声音。
出于对文化融合导致民族认同的衰微和由此产生的文化单调乏味的恐慌，世人开始懂得文化丰富多样的可贵。环顾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正是各个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以及文化融合中艰难的同中求异和个性深化，才使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斑斓多姿的色彩，为整个人类文明的赓续和发展打下了坚实根基。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表明民族文化中渗透着世界性内容，表明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无论对民族日常生活道德准则的理解，还是对人类近代以来形成的价值共识的理解，全球文化都是求同存异的整合过程。交融中的学习借鉴不是步人后尘的同义语，相互碰撞和启发有利于不同民族发现他人的优势，在交流中将过去不被外界所知的民族文化重新激活，并以此成为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契机，成为人类文化共生的资源共享机制。因而，只有从差异的统一性原则出发，才能真正实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转换，消除全球语境中文化发展的不均衡，以各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呈现，共同建构全球文化“和而不同”的新格局。
“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深刻地揭示出人类社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客观规律，不仅是人们处世行事的一条重要准则，也是人类社会不同文化协调发展的真谛。这是一种对不同文化尊重和理解的宽容精神。“和”是惺惺相惜、平等交流的原则，表明决不以强权加之于其他文化；“和”是交往方式，是自发的自然的交流融合过程；“和”也是奋斗目标，让不同文化在平等交流和融合中达到理想的完美境界，使每个民族和个人都能享受到人类共同的文化创造成果。这是一种“求同存异”的文化策略，是一种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原则和理念。“不同”就是承认文化差别和个性，肯定不同民族、地区和国家文化的特点和价值，在相互宽容和了解的基础上实现不同文明友好对话，保持并促进文化的多样性，使不同文化在竞争中实现合作共赢，在互补中激发创新活力。
构建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人类文化，首先必须互体互用、体用结合。在中国，自洋务运动以往，关于中西体用之辨争论了上百年，其实体用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命题，二者向来是统一的，因为大量的“用”是不可能脱离“体”独自存在的。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构成，本身并没有一个非此即彼的法定模式。所谓东西文化差别只是相比较而区分的，而区分本身也是一种模糊描述而不是科学的界定。抛开具体政治制度赋予文化的特殊意识形态特征，不同民族国家无论空间上相距多么遥远，文化上的共同性肯定大于异同性，差异主要来源于各自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思想感情的表达方式。钱钟书有“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说。在不同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客观环境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完全以外来文化为体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如果不涉及具体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笼而统之讨论体用无疑是个伪命题。中国文化近百年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清晰地告诫人们，闭关锁国和全盘西化都是行不通的。信息社会把人类文化交往带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代，各种优秀文化成果理应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从当下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按照民族自身需要，拿来和借鉴外来的文化成果，绝不可用既定的思维模式框定哪些为体，哪些为用。体也好，用也罢，完全根据民族文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决定。多种文化交汇中民族文化不是相关构成因素的油水分离，也不是马赛克式的拼盘式堆合，而是一个水乳交融的完整的结构性系统。凡是符合文化发展内在规律、对民族文化进步有利的东西都可以大胆拿来，为我所用，只不过对异质文化的接受转换需要一个分解、化合、滤除、吸收的复杂过程。其中的分析与鉴别是以民族文化的审美趣味和文化价值观念作标尺的。亦体亦用、互体互用实际上就是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沟通与融合，其结果将是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相互转化和同步提升。
其次要尊重差异，拓展优长。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和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心甘情愿，还是痛不欲生，都难予改变既定的事实。强势文化依仗其经济科技实力对外扩张，弱势文化同样需要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文化扩张与拓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不能靠强制性灌输，它不仅需要有自己独到的新颖的审美魅力，而且也要有适应他者的接受心理和审美习惯。如果不以差异为前提，势必失去新颖独特的号召力；如果把追求同质的一体化作为终极目标，文化无疑也会丧失其不断出新的内在动力，变成没有内涵的文化躯壳。在现代科技高歌猛进的今天，弱势一方如企望靠简单拿来而实现其历史性的超越，豪气固然可嘉，但操作中的难度和实现梦想的现实希望却是比较渺茫的；如一味仰人鼻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亦步亦趋，甚至不惜丧失民族文化自尊拼命作践自己，以求扮演强者意念中的“他者”，同样不可能让自己走出被殖民化的危险，更不可能争取到与强势文化同等对话的位置。在整体不平等的恶劣竞争条件下，弱势文化应采取积极主动、攻守并举的发展战略。文化的真正优势在于不同民族国家文化的差异性。拓展优长，发展自我的前提是尊重差异。只有对不同文明、宗教和信仰有足够的宽容、理解和尊重，才能用清醒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知己所短，取其所长，才能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主动自觉地利用一切优势文化资源去拓展和延伸民族文化的菁华。坚守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在勇于学习，大胆借鉴的同时，不贪大求全，从一点一滴的局部突破，以全新的世界眼光和新锐的当代意识，科学诠释民族文化历史，深入开掘本土文化资源，把民族文化特长发挥到极致，用人所未有、人有我特的文化重新建构起与时代相适应的民族文化模式，真正让民族文化在多元共生的世界文化体系中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一步一个脚印地在世界文化市场上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
第三要另辟蹊径，综合创新。一种文化吸收他种文化和自我更新能力的强弱，决定着该文化的命运。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构成民族性与世界性、现代性的相互关系。首先，民族性是基础，是民族文化创新之根。历史传统是文化延续传承的种子和根须，深深地浸润在族群的血脉和骨子里。文化的民族性作为民族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情趣、人格追求等方面本质特征的集中反映，是文化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表现，是民族共同体在漫长历史过程中自觉适应外在生存环境，适应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是无数实践经验的凝结。不立足于民族土壤，开掘民族文化的富矿，想在多元文化激荡中发展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将成为无本之木，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其次要努力推进世界优秀文化的本土化。瞄准世界文化发展前沿，追踪世界文化发展新趋势，尽快缩短与世界先进文化之间的差距。积极吸收现代文化新成果，加强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互释与重构，激活那些最能体现民族精神、叩响国民心灵的传统文化资源，使外来文化通过民族化的转化和吸收变为本土文化的组成部分。再次要努力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做到与时俱进。文化盛衰与其创新和守旧互为因果。现代化之“化”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精神统摄之下的转型与创新，是根据时代精神与时代需要，以现代的文化理念对传统文化优异资源进行创造性重释与重构。全面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尽快跟上当今世界文化快速发展的步伐，目的是重新塑造民族崭新的自我，让真正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昂然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在继承借鉴基础上的综合创新，是文化的生命和源头活水。创新不是说对于中西文化可以东取一点、西取一点，勉强拼凑起来，而是经过一个复杂的清理、加工、批判、改造的过程，是一个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创造过程，是一个扬弃旧文化、创建新的文化体系的过程。说到底，就是一个全球化语境下，不同民族文化重新构建的过程，是民族文化“全球化”和民族文化“化全球”的对立统一。
新时期文艺：风起云涌30年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革，当代文艺同样也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历史变迁。
回眸中国当代文艺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30年，无论是指导思想和文化观念上的革新，还是艺术创造上的探索实践；无论是文艺创作上题材的拓展和思想的开掘，还是艺术形式上的探索创新；无论是文化事业和产业上的发展壮大，还是文艺各门类的持续繁荣以及这种繁荣为全社会文化消费带来的极大丰富，都大大超过了建国初期的第一个30年。尽管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困难和挫折，尽管我们还有许多这样那样的不满足，但什么都不能影响我们对这30年成就的充分肯定，并毫不犹豫地将它视之为中国历史上文化繁盛的一个最重要时期。
评价当代文艺30年，头绪繁多，概括很难，首先，文艺思想和观念的变革无论如何都应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
文化观念作为源自实践的理论抽象和经验归纳，既有历史文化的传承，又有他者成果的借鉴，更有自身艺术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因而，某种文化观念一旦形成，必须会对艺术实践发挥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甚而改变并导引着文化发展的趋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从突破“文艺服从政治、文艺从属政治”的思想禁锢，到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确立，真正开启了文艺思想和艺术观念解放的先河，标志着党在文化建设上的一次重大理论突破和创新。这一指导思想的巨大变革，让包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内的党的各项文艺方针政策的具体落实获得了现实的可能和制度的保障。从此以后，中国当代文艺裹挟着整个时代变革的巨潮进入了一个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变革的真正意义上的“新时期”。
改革开放30年，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指导思想和文化观念上不断革故鼎新，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论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崭新而科学的文化发展观。主要体现在这样一些方面：比如，坚持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是文化创造的惟一源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强调既要注重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又要注重文化产品的产品属性，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强调以改革为动力，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推动文化创新的必由之路。强调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强调把繁荣作为文化工作的中心环节。要继承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结合时代的发展和需要进行新的革新和创造，以更多更好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髙度，标志着我们对文化发展规律以及在遵循规律基础上繁荣发展当代文艺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境界，同时也引导着新时期文艺的发展航向，成为当下文艺繁荣进步最有力的制度保障和精神推动。
其次，30年间，文艺各领域全方位的探索创新和文艺各门类的佳作迭出，迎来当代文艺创作全面繁荣的新时期。其突出特点有三：
一是当代文艺同社会发展进程紧密相联，在与社会同步发展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文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精神，不是指原来创作方法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手法，而是指文艺在与社会现实的有机联结中，作家对于社会生活变迁和人民大众疾苦痛痒的倾心关注与精神关怀。其中既包括文学反映客观生活现实，也包括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主观参与，即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精神的方式融入文艺创作活动之中去，并成为当下文艺的一大亮色。伤痕文学始于卢新华同名小说《伤痕》，作品通过知青王晓华和她母亲的矛盾冲突，描写了“文革”在两代人心灵上造成的沉重创伤。这种沉重的创伤是文革带给广大群众最为普遍的心理伤痛。同期的《班主任》、《小镇上的将军》、《内奸》、《月食》、《李顺达造屋》、《灵与肉》等等，都直接把控诉和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用强烈的义愤和鲜明的爱憎直面人生，唤起了亿万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共鸣，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序幕。文学在这个时期走到了时代思想解放的最前列。而接下来的反思文学就是对现实主义精神进一步深化。从反思文学之后，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一直在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向前发展。延续伤痕文学直接触及现实问题的创作风尚，改革文学乘着社会变革的东风迅速走上文坛。《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等，既感奋时代进步，又触及生活时弊，用一种激昂豪放的声音，奔腾向上的气势，为改革摇旗呐喊、大声疾呼，表现了一种急于改变现状的良好愿望和迫切心情。而伴随着对外开放和文学反思的深入，借鉴国外文学表现手法，以顾城、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和以王蒙《春之声》为发端的意识流小说走红起来。他们借用外来形式或形式的变型隐晦地表达着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到了新写实主义的出现，文学开始了新一轮的现实主义回归，当代文学再次找到了与现实社会的契合点。新写实小说长于描写生活的原生态，追求原汁原味原色，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简单重复，而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互激荡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风景》、《塔铺》、《烦恼人生》、《单位》、《分享艰难》等都采用传统的全知视角、顺时序的结构形态叙写底层社会人生，它们所展示的琐细的逼真的甚至有些残酷的生活现实，虽然在不动声色中娓娓道来，没有太多的典型化处理，但它却深切地揭示出芸芸众生当下的一种活生生的生存状态，给人以强烈的心理冲击。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大众化平民化的追求，其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态度与现实主义精神都是一脉相承的。
影视创作从《泪痕》、《孽债》、《天云山传奇》等反思“文革”伤痛的作品开始，在关注着当下社会变革现实的同时，也注重回顾和反观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像《高山下的花环》、《中国神火》、《士兵突击》、《西圣地》、《戈壁母亲》，还有包括《长征》、《延安颂》、《井冈山》、《历史的天空》、《亮剑》等一大批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既谱奏出一曲曲普通人献身理想和事业奉献精神的雄浑交响，也塑造出一批血肉丰满的开天辟地的领袖人物和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描绘出中国历史上诸多仁人志士们的悲壮人生。这些作品关注社会与人生，不仅是个社会功利问题，更是文艺审美观念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的本质需求。无论是对英雄人物和牺牲精神的颂扬，还是对丑恶势力和不良行为的批判，无论是对社会进步的礼赞，还是对历史痼疾的反思，新时期文艺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的起点和归宿都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沉思和探索，都怀有一腔变革现实、强国富民的热望。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说到底是源于文学贯穿着的现实主义的精神。
二是新时期文艺在恢复和发展“人学”的过程中始终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人性的发掘和开拓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新时期文艺界正本清源的结果，“阶级斗争的工具”被放弃，“文学是人学”的概念重新提出，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苏醒与恢复得到社会广泛认可。“人”成了新时期文艺创作及其理论批评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成了作家艺术家创作中首先考虑的重要因素。文学一开始就从造神（不食人间烟火的完人）与造鬼（牛鬼蛇神）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谢惠敏（《班主任》）、王晓华（《伤痕》）笔下的被扭曲了的心灵和情感；因失手倒放了领袖镜头而长期蒙受政治冤屈的女放映员（《记忆》）；一代知青痛苦的下乡回城经历（《生活之路》、《调动》）；在逆境中受新贵奚落且也重新赢得人民群众尊敬的老将军（《小镇上的将军》）等,都在展示人物曲折命运时，刻画了人性在特殊的岁月里经受的磨难和痛苦。如果说早期的作品大多还只停留在人物悲剧命运的表层描写上，到八十年代之后，随着反思的深入，人们开始了对国民性严肃的自审与自省，开始研究人性和历史深层的东西，摒弃善恶好坏二元对立的人的复杂因素得到重视，人的意识进一步觉醒。《芙蓉镇》、《三生石》、《盖棺》、《人生》、《爬满青藤的小木屋》、《人到中年》、《杂色》等都较好地把握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物所处的特殊社会关系，触及到人性的内在底蕴，展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一大批反映经济变革以及商品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变化的作品问世。像小说《商界》、《抉择》、《大厂》、《年前年后》、《分享艰难》、《中国制造》，以及电视剧《渴望》、《蹉跎岁月》、《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奋斗》、《金婚》等，都毫不掩饰地尖锐而又真实地揭示了当下人们的生存境况，关注社会转型期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写出了经济困境中人们的迷茫、苦闷和潜能发掘以及与命运抗争的奋起与突围，张扬了人们重构人生价值观的困惑与执着，显示着当代作家对普通劳动大众最为直接的人道关怀。
通过两性关系的实际状况来探究人生人性的价值和意义。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人啊，人》，到《玫瑰门》、《长恨歌》、《情爱画廊》、《金婚》、《中国式离婚》等，都注重突破人性和性爱描写的禁区，透过人情、人性以及欲望宣泄表现两性之间的情感撞击、灵魂交流和思想纠葛，折射人生命运、社会风尚、伦理道德和心理意识的变化，深刻描写了普通人性的真善美，开掘出凡俗生活中的深情蜜意。尽管一些作品也存在宣扬抽象人性，或着意描绘生理的快感和动物性本能，渲染畸变的性爱，甚至把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视为人性的标尺，使人性的探索走向反面，但真正宣扬人性论和色情的文艺作品只是极少数，探索人性的作品总体上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所揭示的人性深度应予以充分肯定。
三是当代文艺审美的回归和文艺自在意识的觉醒，艺术本体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张扬。康德把审美引入文艺，认定人有知、情、意三种心理结构，其情是指情感判断力,其产物就是合目的性的艺术。拨乱反正伊始，尽管当时的创作充满了政治内容，但却也不再是政治斗争的宣传品，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自足体，自觉承担起了久违了的审美功能。重视文艺的审美让一度盛行的题材决定论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对于生活的审美认识方式成为艺术家们的一种自觉追求。在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反映论”继续为大家采用的同时,文艺对生活的表现、感应、幻想和变形在创作中有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像《减去十岁》、《全是真事》、《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蝴蝶》、《高女人与她的矮丈夫》、《孕妇与牛》、《那五》、《黑骏马》、《老井》、《迷人的海》、《小鲍庄》、《古船》、《芙蓉镇》、《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等，这些作品无论是内容的表达还是形式的创新，都是极为明显的。在这里，似曾相识的文学共性成为作家有意识回避的东西，美文学越来越成为作家主动追求的目标。
注重从中学习吸收其有益营养，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和自身成功经验，灵活运用外来艺术中的创作技巧，大胆创新，勇于探索，改写了当代电影的发展篇章。特别是艺术审美被高度重视，使导演艺术个性的追求开始在电影创作中广泛呈现。电影市场上既出现了一系列像《开国大典》、《周恩来》、《大决战》、《血战台儿庄》这样再现中国革命历史的重大题材电影，也出现了像《邻居》、《心香》、《人到中年》、《本命年》、《背靠背脸对脸》等表现现代普通百姓喜怒哀乐的影片；既出现了像《芙蓉镇》、《巴山夜雨》、《黑炮事件》这样表现灾难性历史境遇中人性的挣扎和坚守的影片，也出现了《老井》、《野山》、《秋菊打官司》这样表述了当代人在社会转型状态下的生存体验的影片；既有像《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英雄》、《投名状》、《集结号》这样的国际化大制作商业影片，也有《喜盈门》、《男婚女嫁》、《甲方乙方》、《疯狂的石头》这样完全本土化的通俗电影；还有那些诸如《城南旧事》般感伤而抒情的散文诗电影，《黄土地》、《一个和八个》那样富于象征性的探索电影，《爱情麻辣烫》那样的组合形态电影……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电影的内容、风格、类型、样式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具备盛世气象。
同样表现在话剧舞台上，种种现代观念和戏剧因素的吸收也引起了新的艺术表达方式变革，催生了一批意蕴丰瞻、样式新颖的剧目。比如像《绝对信号》、《车站》、《对十五桩离婚案的剖析》、《街上流行红裙子》、《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魔方》、《天边有一簇圣火》、《同船过渡》、《商鞅》、《地质师》、《岁月风景》、《父亲》、《虎踞钟山》、《生死场》、《我在天堂等你》等，都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舞台上，以其独特个性受到关注，支撑起艺术舞台的一方天地。
总之，新时期文艺不仅在热情讴歌人民群众以诚实劳动创造幸福美好新生活的生动实践，展现人民共和国奋进发展的壮丽画卷，记录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抒发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人民在科学发展、和平发展的坚定信念和时代风采方面，同时也在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和文艺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断为人民大众提供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无论就其思想深度广泛开掘，还是就其艺术表现力的巨大进步都是有目共睹的，在各种思想观念和形式的多元互补中逐步走向了繁荣。
再次，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齐头并进，文化成果的全民共享，正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发挥着积极推动作用。
30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对文化艺术发展倾注了极大热情。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国家对文化的投入屡创新高。“八五”期间，国家财政对文化系统的文化事业费拨款为55.61亿元，“十五”期间达到133.82亿元。加上地方财政的文化事业投入，“十五”期间全国文化事业经费达到495.22亿元。2007年国家财政拨款20.5亿元，其中仅文化事业财政拨款就达13亿多元，为历年之最。全国人均文化事业费由上年的11.91元增加到15.04元，增长26.3%。国家对公共文化投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文化事业费的持续增加，有力支持和保证了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国家在不断增加文化事业财政投入的同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积极发挥文化产业在带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文化生活，提高国民经济的质量，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的重大作用，产生了切实的文化成效。据统计，2006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5123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45％。文化产业的年增长速度高出同期GDP年增长速度6.4个百分点，快于同期第三产业年增长速度6.8个百分点。北京、上海、浙江等地文化产业增加值都占GDP的6％以上，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通过转企改制，重塑和打造有活力、有实力、有竞争力的文化市场主体，我国培育出一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文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不断涌现。文化产业集约化、规模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积聚效应初步显现。在长三角、华南、华北等地区形成了若干个动画产业集群带，2007年17家国家动画产业基地自主制作完成国产动画片132部，约占全国总产量的79％。同时，随着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步伐加快，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发展格局正在形成。截止到2007年，全国国有艺术院团2886个，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已超过7000家。共有民营或民营控股的出版物发行网点近11万个，占出版物发行网点总数的78％以上。
社会主义文化把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全力以赴为大众提供文化服务，将文化变为人民大众的智慧泉源和精神家园作为自身的基本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表现在“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之上。30年来，我国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1978年全国共有博物馆349座，群众艺术馆92家，文化站172个。到2006年底，全国有公共图书馆2799个，文化馆3217个，文化站40608个，博物馆1722个，村文化室9万多个，基本实现了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的目标。初步形成了以大型公共文化设施为骨干、以社区和乡镇基层文化设施为基础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一个以基层和农村为重点，充分发挥现有文化设施作用的实用、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初步形成，普通百姓的公共文化生活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
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广播电视无论是规模总量还是覆盖人口，都居世界前列。到2007年底，我国共有广播电台263座、电视台287座，分别比1978年增长2.83倍和8.97倍；开办公共广播节目2477套、公共电视节目1283套，分别比1980年增长16.62倍和32.08倍；付费电视138套,付费广播17套。全年共播出公共广播节目1127.24万小时，公共电视节目1454.67万小时。有线电视用户达1.53亿，已居世界首位。截至目前有线数字电视用户已超过4000万户，用户数呈逐年快速增加趋势。收音机、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分别达到5亿台和4亿台，千人平均拥有量居世界首位。全国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达到95.43％和96.58％，分别比1982年增长了 48.88％和68.55％。
截至目前，全国拥有电影国有制片单位38家，民营制作企业近300家；全国共有34条城市电影院线，拥有影院1510家，银幕3923块；城市数字院线3条，拥有高端标准（2K）数字银幕近600块；全国共有股份制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120余家，数字电影放映队1万多个。农村数字电影经营新格局初步形成，16个试点市已组建15个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2161支新型数字放映队，可覆盖157个县、2004个乡镇、39036个村。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各院线公司已经成为繁荣发展农村电影放映的主力军。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每年以25%到35%的速度递增，远远超过了同时期国民经济的增长幅度。故事片的生产数量从2003年的140部、2004年212部、2005年260部，增长到2006年的330部、2007年的402部，年均增长率达到30%以上，不断创下中国电影的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业已成为世界电影生产大国。2007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突破33亿，其中本土电影拿到了55.3%的市场份额。
所有这些无不充分表明，中国当代文艺经过30年的不懈奋斗，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文化财富，也为今后进一步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于下一个30年，我们有理由也有信心给予更加美好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