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有灯发誓说，他第一次到刘大伟家的时间不是刘大伟说的那一次，他第一次到刘大伟家的时间要比刘大伟说的要早得多。那一次，他坐在刘大伟家的客厅里，被电视画面上正播着的打仗场面吓坏了，他先是忐忑不安地绷着腿坐在那里，紧盯着一个劲乱扭的屏幕，然后他看见一群当兵的端着长枪气势汹汹地朝他扑过来，他吓得叫了一声，扭头朝外面跑，跑又没能跑好，在台阶上摔了一跤，差点儿没把一口牙齿摔出来。
刘有灯和所有生长在山里的农村人一样，对已经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情永远记忆犹新，对已经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情的日期永远记忆犹新，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固执地用阴历计时的方式把它们说出来。刘有灯穿一套笔挺的美尔雅西服，头发剃成一把抓的锉子，皮鞋擦得锃亮，手里捧着眼下最时髦的那种健身口杯，坐在刘大伟家客厅的沙发上，是一副好架子。刘有灯旋开杯盖，响亮而心满意足地喝了一大口茶，说：“我第一次到家里来，是庚辰年正月十八日，整整十九年了。十九年哪，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刘有灯一边说一边感慨地摇摇头，然后又旋开口杯的盖子，响亮而心满意足地喝了一大口茶。
刘大伟有些怀疑地问：“有十九年了吗？不会吧？”
刘有灯笃定地说：“怎么不会？就是十九年嘛。那一年我十一岁，有点发育不良，个头还没有桌子高，跟着德庆二叔，来给三爹送肉糕。你怎么就忘了？”
刘有灯那么说着，口气里有一些埋怨，好像这么重大的一件事，刘大伟是不该忘记的。
刘有灯这么一埋怨，刘大伟就隐隐约约地回忆起来了，好像是有那么一回事，是在很久以前，快过年了，有一个什么亲戚，带了另一个亲戚家的孩子，背了一尿素袋子年货，来给父亲拜年。刘大伟不敢肯定是不是那一次，那个亲戚家的孩子是不是刘有灯，因为他们家在乡下的亲戚太多了，并且老是不断地到家里来，老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来，送肉糕、新米、花生、粉条或者是别的什么。刘大伟从小到大见过很多这样的亲戚和这样亲戚家的孩子，他们和肉糕、新米、花生、粉条以及别的什么混在一起，被长途汽车拖进城里，乱七八糟地堆放在客厅里，让他说不清那里面谁是刘有灯。刘大伟只是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他觉得那些乡下亲戚的孩子，他们全都长得一个样，全都灰头土脑的，剃着瓦片头，穿了浆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牙齿黄黄的，积着牙垢，指甲缝里黑黑的，藏满了泥污，身上满是青草和太阳的味道，一看见新奇的东西就赶紧往大人身边躲藏，大人就把他们往外推，笑骂道，没见过世面的东西，只知道玩泥巴，一辈子都没有出息。
只有一次是例外。有一个亲戚家的女孩，那个女孩小名叫柳芽儿，她长得很清秀，目光有如两潭泉水，脸蛋儿嫣红得像是一朵火鹤花，人收拾得干干净净，坐在那里既大方又安静，那种清秀干净和安静大方是刘大伟从来没见过的，刘大伟一下子有了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他在富裕的生活中长期养成的良好状态消失得无影无踪。柳芽儿和带她来的亲戚大人在家里住了两天，刘大伟忐忑不安了两天，表现不正常了两天，到走的时候，一家人送亲戚出院子，柳芽儿在院子门口转过身来，眼睛和来的时候一样明亮，小辫和来的时候梳得一样整齐，怀里抱着刘大伟的姐姐刘萌送的一个布娃娃，绽开一口桃瓣似的牙，莺啾燕啭地大声说：“三爹再见，三奶再见，萌萌阿姨再见，大伟哥再见。”一家人站在院子里笑，说：“这丫头，萌萌是阿姨，大伟怎么就成了哥了？是不是大伟亲近一些，该叫哥？”说得刘大伟脸红得要命，想装恼，却怎么也装不出来。
那以后，刘大伟再也没见到过柳芽儿，他总是想起柳芽儿来，他用柳芽儿为主人翁写过一篇作文，那篇作文在年级里示范过，老师给批了大大的红字“优”。他还在梦里梦到过柳芽儿，都是一些美好的梦。刘大伟的个人问题处理得不太顺利。他其实很早就被班上的女同学追过，他也懵里懵懂地和两个女同学约过会，干巴巴地摸过一个女同学的手，后来他就觉得没劲了。等到他该恋爱的时候，人老是走神，注意力集中不了，一直东挑西拣，到二十八岁才结婚，婚姻淡泊如水，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别人不知道，他自己认定和那一声脆生生的“再见”有关。刘大伟一想到二十多年前的这一幕，由不得心里“酸酸的，甜甜的”，他能记得柳芽儿，却怎么也记不住刘有灯和别的亲戚家的孩子。
刘大伟说：“你说的那一次我记不起来了，但我说的那一次我记得很清楚。”
刘大伟说到这里就忍不住笑。他是笑他想起了刘有灯来时的那种样子。
刘有灯也笑，说：“你说的那一次我也记得，那是丙申年冬月间的事。管理区毛主任喝了酒，对我说，你这个样子，书没念两天，地没种两年，也就是敢想，还想当干部，还想当管理区的干部，简直没有名堂，你还是老老实实回家种地去吧。我一气之下，对他说，你不让我当干部，我去城里找我三爹去，我不但要当干部，我还要去城里当干部，我不当上干部我就不回家来。我说了这番话，回家背了一床被子就来了。”
刘大伟就笑，说：“你这也不算幼稚，当年不少人都是这么出来的，受了有钱人的气，气没处消，认准了当兵的路，想着熬上几年，当上了班长，就能带上两条枪回家去报仇了。”
刘有灯说：“我现在的样子不比班长强？我也没回去报什么仇。”
刘大伟想了想，还真是，刘有灯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大，资产上千万，各种各样的头衔也不少，他现在的样子，比几百个班长也强，他还真没回到老家去报什么仇。
刘有灯不像别的乡下人，进城用不上两年就脱胎换骨，没有一点乡下人的样子了。刘有灯如果从正式进城那一年算起，到今天已经有了上十个年头，他如今有了一家有模有样的农贸公司，公司做得不错，下属好几处门面和仓库，业务网遍及全国，甚至做到了韩国，公司在武汉市解放大道最好的地段上有自己的写字楼，楼下的停车场里有专门的泊车位，写字间里挂了不少金晃晃的牌子。刘有灯的脑袋上也顶着一些说起来很牛气的头衔，比如区个协委员市优秀青年企业家之类，甚至他和别的成功商人一样，也给自己配了漂亮的女秘书，每周去专门的理发店剃半寸长的板寸头，并且习惯了再热的季节也穿西装、打领带、定期换衬衫、不随地吐痰这些德行，但他却坚持乡音不改，肚子不往外挺，说话不嗯嗯啊啊，吃饭不说埋单而说算账，洗澡不说桑拿而说泡一泡，就连在对人的称呼上，他也顽固地沿用了乡下人的习惯，比如说，他从不管自己的女秘书叫咪死陈或者达令，而是叫丫头。他说：“丫头，记着给我的提兜里装上两包手纸。”女秘书忍不住捂了嘴笑，说：“刘总，提醒您多少遍了，不能叫丫头，得叫小姐，提兜不叫提兜，叫手机包，手纸也不兴叫手纸，叫面巾，您就是改不了。”刘有灯就认真地说：“我干吗要改？我改了是不是第二天就能做比尔·盖茨？我不改是不是明天就叫我卷起铺盖滚蛋？”他从来不忌讳自己乡下人的来历，对公司的任何重要客户，他都直言不讳地告诉对方，他是从鄂东农村的大山里来的，他是一个乡下人，他祖宗十八代都是乡下人。刘大伟见过不少和刘有灯不同的乡下人，他们进城后，有本事在下一个周末就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并且操持着速成的普通话，用不屑一顾的口气轻慢地说起乡下的事，让人完全弄不清他们的来历。刘大伟有好几个同事就是这样的人，以至于同事小蔓有一次对他说，你要是想知道一个人是不是乡下人，只要看他是不是最不像乡下人，最不像乡下人的，十有八九是地道的乡下人，这种方式适用于百分之九十二以上的乡下人。刘大伟听了这话一下子就乐了。
刘大伟说：“你今天怎么有空来？”
刘有灯说：“刚往广东发了一批货，随货车到门口下了，来看看三爹三奶。”
刘大伟说：“你不是有本田吗？怎么不开你的本田来？”
刘有灯说：“货车是不是车？货车我也得付车钱，驾驶棚里空着位子，我再坐本田在后面跟着，那叫三头骡子拉辕，辕后带着三匹马，合共拉上一个六斤半的孩儿，去茅坑拉屎——烧的。要讲排场，货车还是奔驰呢，货箱里装实在了，能装下四辆本田，不比本田排场？”
刘大伟笑，说：“你那都是什么理论。”
刘有灯说：“屁理论，理论是你们这些城里酸人说的，我一个乡下人，我没有理论，我就讲办事，怎么能把事办了就怎么办，事要办不了，你理论再多也白搭。”
刘有灯将茶杯放在茶几上，再将先放在脚边的一提兜亮晶晶的富士苹果放到茶几上，说：“三爹呢？三奶呢？怎么没见他们人？”
刘大伟说：“我妈去老干局了，我爸刚才还在这儿，你进门之前他还给我说清理暂住人口的报纸新闻呢，是不是听你进门了，回他房里待着了，还是老规矩，你得先进去请个安？”
刘有灯笑道：“这个三爹，当了三年半厅长，前三年还是个副的，正规了叫，得叫人民的副公仆，其实并没舒舒服服坐上几回红顶轿子，老了老了，干不动了，退下来都快二十年了，还讲三叩九拜那一套呀？好好，我还是依了规矩，去给他老人家请安。我去了啊？”
刘有灯说着，就起身风似的往里屋走，一边走一边大声喊：“三爹，三爹，有灯看您来了！”
刘治国的房里立刻就有了响动，是藤椅划动木地板的声音，好像早已准备好了似的。然后是刘治国的声音：“谁呀？是有灯吗？”然后是纱门拉开的吱呀声，然后是纱门关上的轰隆声，有点强盗进屋的动静。很快的，刘治国和刘有灯说起话来，两个人的声音都很大，间或有刘有灯哈哈的大笑，笑得惊天动地，不明白的，以为是两个人在吵架，其中一个人吵高兴了，笑。
刘大伟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想了一会儿二十年前那个清秀的干净的安静的大方的脆生生的女孩柳芽儿，想不明白，又听屋里父亲和刘有灯说得兴高采烈，大约是在说今年乡下的麦子收成情况，两个人都用的是家乡方言，刘大伟不大能够听懂，觉得没意思，突然想到，刘有灯乡音不改，其实是和父亲一样的，是一种顽固，这么一想，更加觉得没意思，就起身回自己的屋里去了。
二
刘有灯比刘大伟大三岁，但辈分却比刘大伟小一辈，是刘大伟的堂侄，按照排行，管刘大伟的父亲刘治国叫三爹，也就是三爷。刘有灯和刘大伟家其实并不太亲，同一个祖宗，同一个祠堂，同一个家谱，要算起来，得往上面数七八代，才能勉强现出祖宗来。刘有灯这样的亲戚，如果耐心了算，差不多老家刘家院所有的人都能算上。
刘有灯读过中学，因为家里穷，没毕业就辍学外出打工了，先到河南新乡养鸭子，再到平顶山挖煤，在刘家院里，算得上个走南闯北的人。
刘有灯的父亲刘大毛病重那年，刘有灯回家来，把养鸭子挖煤积蓄的两个钱都掏出来买了药。大概因为有了那些药，刘大毛又挺了半年，最后才心满意足地闭了眼，让家人把他埋到祖坟里去了。
这期间，村里出了点事，把刘有灯牵进去了。京九铁路要修建，勘测时，划去刘家院的一大片好地，本来国家给赔了一笔钱，管理区把划地的钱贪了一大半，村里人知道了，推举刘有灯带人去管理区闹。刘有灯真的去了，而且他在煤矿上就有闹工资的经验，比如说怠工呀，破坏设施呀，守在主子的锅灶边吃大户呀。他把那些经验运用运用，真的把管理区闹得收不了摊子。管理区毛主任看刘有灯是领头的，想收买刘有灯，把刘有灯拉到一边，说只要刘有灯不闹，管理区就让他到水库当做饭的厨子，管吃管喝管住，每月净拿二十块钱的工资。刘有灯不干。刘有灯不想做一个烧饭的。刘有灯提出，如果让他当干部，他倒是可以考虑。管理区毛主任说：“烧饭的有什么不好？烧饭的可是一个肥差，自己吃饱了，泔水还归你，能养一头肥猪。”刘有灯说：“我养猪干吗？我要养猪我就不当干部了，你当管理区主任，你家里从不养猪，你什么时候少了猪肉吃？你家猫都吃剩猪肉呢。我要当就当你这样的干部。”毛主任气坏了，指着刘有灯的鼻子说：“刘有灯，你也不撒泡尿照一照你那张脸，你照一照你那张脸正不正，是不是当干部的料，就你那个样子，当个卵子干部也没人要，你还是回家种地去吧！”刘有灯也气坏了，他是个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大世面的人，他不是什么卵子，他的脸也不比管理区毛主任歪，管理区毛主任这么说他，是对他的侮辱。他对管理区毛主任说：“好，这话可是你说的，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等着瞧吧，我非混出个样子来给你看看，我不但要当干部，我还要当城里的干部。”等他把父亲刘大毛埋了后，就扛着被子进了城。
刘家大院地处鄂东大别山的深山老林，每到春天的时候，院前院后开满了紫红色的酸枣花，酸枣花好看，也能掺和在麦面里摊饼吃，但不管饱。几十年前这一带曾经是鄂豫皖苏区根据地，当年有不少人因为日子苦，生活过不下去，外出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没死，刘治国就属于没死的人之一。刘治国解放后转业到了地方，战争时期他在军队里搞后勤，转业到地方以后也干本行，在商业部门工作，70年代当上了省商业厅厅长，然后就到了年纪，退下来休息了。
刘治国本名叫刘土地，刘治国是后来改的名字。刘治国虽然把名字改了，但他的本色一辈子都没有改。比如说，他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在1968年到1976年这八年的时间里，他先后把三个儿女送到了农村，让他们在那里安家落户，当上了社会主义新式农民。差不多每隔三年，只要某一个儿女年满16岁，他就把他们送走，送到最根本的土地上去。那三个儿女，后来都没有回来，他们中间有两个在县里参加了工作，有一个嫁给了大队民兵连长，并且生了三个女儿，真正做了土地的女儿。幸亏刘大伟和姐姐刘萌年满16岁的时候，政策上已经不主张城市里的人再跑到农村去了，刘大伟和刘萌这才留在了家里，没有做成土地的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