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刘治国对儿女的事一向不大关心，但对老家刘家大院却情有独钟，村里的收成哪，灾情哪，点没点上电灯哪，谁家的孩子出息了，考取了农机技校哪，谁家的儿子不出息，有两个钱就去赌博哪，总之凡是老家的事，他都很上心。他还很欢迎老家的亲戚来城里住上一段时间。他在搬进干休所的时候，亲自指挥着在六间正房里辟出三间客房，安置了十二张客床，并且盖了一个很大的伙房，把家里弄得像个招待所，以便老家的人进城来的时候有地方吃住。老伴何素芝对此很有意见。何素芝有意见不是别的，不是老家的人能吃，家里每月都得叫公勤员大袋大袋地往厨房里背米背肉。何素芝的意见主要是洗被子的事。老家的人来，有时候来一个两个，有时候来一大群，十二张客床上，每张睡两个人，好像半个生产队来刘家出工似的；来了吃了喝了不说，又不爱干净，随地吐痰，乱扯牙刷，大白天站在院子里往月季花上撒尿，一边撒尿一边大声喧哗；这还不说，连脚都不洗，住上两天，被子黑得什么似的，何素芝等人走了，就得又拆又洗，泡上一大堆。家里虽说有洗衣机，十二张床二十四床被子絮子，何素芝一个人，怎么干也得干上两三天，光洗出来的被单晾晒，就得在院子里扯十二条绳子。何素芝洗被子絮子洗烦了，对刘治国说：“我给你们父子当保姆当了一辈子，我总不能到老了，再给你们全村的人当保姆吧？”刘治国对何素芝的觉悟很不满意，批评何素芝说：“何素芝，你自己是什么出身你忘了？你们家当年就没人穿过露腚的裤子？你才吃了多少年城里饭？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有点贵族的感觉了？我看你是忘了本！”何素芝就没话可说了。
刘大伟从小就习惯了家里是个招待所的样子。刘大伟不光习惯了家里是个招待所，还习惯了在这个招待所里，所长是父亲刘治国，采购员兼炊事员兼服务员是母亲何素芝，自己则是身份复杂的办事员。每当家里来了乡下的亲戚，刘大伟就要身兼数职，接站送站、带人逛商店逛公园、介绍城里新鲜的事情、替人送信、带人上医院、陪人看电视，等等。到了晚上，他还要给来人一一介绍家里的洗漱用具、卫生间的位置、怎么用抽水马桶、怎么开热水器，以及冷了或者热了怎么摆弄空调，等等。这样的等等一多，刘大伟就觉得非常委屈。有时候他觉得父亲的做法有点奇怪，有点让人想不通，有点弄颠倒了，好像村里的那些人才是父亲的儿女，而他和哥哥姐姐不是，是身份暧昧可疑的人；村里的人被父亲寄养在外面了，想回家的时候就可以随时随地回家，随地吐痰或者冲着月季花撒尿，而他和哥哥姐姐却是被人寄养在了刘家，他们就是待在刘家也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这个招待所散了伙，大家都得走。刘大伟每当这么想的时候，就忍不住心里酸酸的，想哭。但是刘大伟很快地就不想哭了，他被一个问题纠缠着，很困惑，还很紧张。他想，如果这样，如果事情真的被弄颠倒了，谁又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呢？
刘大伟还清楚地记得刘有灯到家里来那一次的情景。那是十二年前，刘大伟十八岁，正面临高中毕业考大学的紧张时刻。刘有灯蓬头垢面，提了一只印有飞机图案的脏兮兮的旅行包走进院子，怯怯地问：“这是刘厅长刘治国的家吗？”刘大伟说：“是，这是刘治国家，请问你是谁？”刘有灯露出一口黄黄的牙激动得笑着说：“我是有灯！我是有灯啊！”刘大伟弄不清楚有灯是谁，反正他知道，来人肯定是乡下的亲戚，或者是亲戚的亲戚，这种事情他经历过很多次了，已经习惯了。他把纱门拉开说：“进来吧。”
当天晚上，母亲按照习惯加了两个菜。刘治国坐上座，自己倒了一杯酒，让刘有灯也喝一杯。
刘有灯很礼貌地欠了欠身子，说：“三爹，你家喝，你家慢慢喝，我不喝。”
刘治国说：“怎么，你不会喝酒？”
刘有灯老实承认：“喝是会喝，但是平常不喝，下井伤了腰腿，淋雨落了寒，过年时有下酒菜，就喝两口，平时喝糟蹋不起钱。”
刘治国很赞赏地点点头，对刘大伟说：“你看你有灯侄儿，都是同样的年轻人，人家多有觉悟，你呢？看电视里踢皮球还抱一瓶啤酒喝，把自己弄得没章没法，你以后多向有灯侄儿学习学习。”
刘治国说了就自己喝酒，一边喝一边问一些村里的事，刘有灯一一地回答他。刘有灯很拘谨，低了头往嘴里扒饭，很少拈菜，刘治国叫他吃红烧肘子，他说唔唔，却不拈肘子。刘治国又说了一次，他伸出筷子去，绕过了肘子，拈一小片黄瓜放进嘴里，埋了头又扒饭，饭也不多吃，只吃了两碗，刘治国要刘大伟给他添饭，他死也不肯，把碗紧紧抱在怀里，说：“我够了。我真的够了。”等刘大伟坐下后，他觉得没有危险了，才松开怀，把筷子头在半空中划拉了一圈，说：“三爹你家慢用。三奶你家慢用。大伟叔你家慢用。”说完，把干净得不沾一粒饭的碗筷放下，用巴掌抹一下嘴，把凳子挪开半步，人并不离开，两只手搁在磕膝头上，挺了腰板坐在那里，脸上露出谨慎的笑容，陪大家吃饭。
刘治国夸奖道：“这孩子，到底是念过两年书，外出闯过社会，懂礼貌。”
刘大伟一直没有弄清楚刘有灯是他家里的什么亲戚。刘治国给他解释，说：“怎么不清楚嘛，他的祖爷爷，管我的爸爸叫堂兄，也不是五服内的堂兄，他的祖爷爷的祖爷爷，管我爸爸的祖爷爷叫堂兄，这个堂兄就很亲了，是五服内的堂兄弟了，总之也就是说，他们共一个祖宗。这个你就不用记了，你就记住，他是我们刘家的人，他管你叫堂叔，你把这个记住就不会搞错了。”
刘大伟还是会搞错。刘大伟搞错，主要是他不像父亲刘治国想得那么简单，只记总之也就是说这个逻辑，只记共一个祖宗这个事实。刘大伟当时正复习考大学，考大学的思路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弄清楚，要不弄清楚，到时候卷子上给你变点花样，或者要你放开思路来个阐述什么的，那不就傻了眼了？刘大伟这一代已经和刘治国这一代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了，他们在记住什么事情，不记住什么事情，对什么事情在意，对什么事情不在意这些问题上完全不一样，甚至是相反的。刘大伟和他的四个哥哥姐姐是清清楚楚一个妈养出来的，刘大伟自哥哥姐姐离开家之后很少和他们有什么联系，有时候哥哥姐姐写信回家，刘治国要刘大伟替他回封信，刘大伟都不太情愿。除了三姐萌萌在报社当记者，已经成家单过了，只是三天两头回家来看一看，其他的三个哥哥姐姐偶尔回家过个年，刘大伟和他们也没有太多的话说。有时候何素芝要刘大伟陪哥哥姐姐去变化万千的城市里走走，刘大伟也老大不高兴，能找个理由不去就千方百计地找理由，刘大伟对自己的亲哥哥亲姐姐都这样，何况一个隔了那么多代血缘的亲戚？刘大伟心里想，他和我就算共一个祖宗，那个祖宗共着有多遥远呀？要按这个道理，人类的祖宗本来就是一个，都是猴子，理论上还没有听说有哪一个人能跑掉这一规律的。如果按照生命起源的理论来说，不光人类了，连生命都起源于藻类细胞呢，是不是说，我们也该管螳螂叫祖宗，管水蛭叫祖宗呢？
刘大伟虽然这么想，但他想是想，并不把这种想法说出来。他还是给刘有灯添饭，给刘有灯倒茶，在刘治国说“你看一看，人家书没有你读得多，人家道理却比你懂得多”时，他也不撇嘴，表示父亲的话他是在听着。刘大伟在一边观察刘有灯，他看洗刷了一遍、换上了他的一套李宁牌运动装的刘有灯，其实是眉清目秀的，人坐在那里或站起来走动很自如，没有一般乡下人的手足无措和小气；在和父亲讲起乡下的事情时，他的口才也很好，思维很敏捷，经常有一些极妙的点评，并且对父亲礼貌却不毫无原则地附庸，有时候他也会客气但很坚定地表示他的不同意见。刘大伟就想，要是把自己和刘有灯换一下呢？比如说，不考虑祖宗的事，也不考虑辈分上的事，让刘有灯成为这个家庭里的一员，说不定像刘有灯这样的农村青年，真要比自己有出息得多呢。刘大伟还想，也许刘有灯的出生和自己的出生真的搞错了呢？
当天晚上，刘治国和刘有灯聊天聊到很晚。刘治国要刘大伟在一边坐着听一听，听一听乡下的事，了解国情，了解民情，受一受教育。
刘大伟对粮改款哪、白条哪、种猪哪、超生哪这些事不感兴趣，再说这些事他也听得太多了，有些犯困，坐在那里老是打哈欠。
何素芝进来了几趟，拿眼睛示意儿子。后来何素芝实在忍不住了，就说：“大伟你要实在不行就先去睡。”
刘治国兴致不减地说：“让他听听，听听对他有好处。”
何素芝说：“大伟明天还得复习，人家功课很紧张。”
刘治国不高兴了，说：“国计民生不了解，你复习得再好又有什么用？你就是考上了清华大学又有什么用？都培养成书呆子了，都离老百姓十万八千里了，我们这个国家还有个屁呀？”
何素芝看刘治国有些生气，不说话了。倒是刘有灯，这时出来解围，说：“三爹，你让大伟叔去睡，大伟叔考大学，也是很重要的事，乡下穷和没有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大伟叔要学好了文化，就可以为乡下的脱贫致富作出贡献，远的不说，院里最有钱的福学家，他们是靠种板栗致的富，原来刨去化肥人工，一年能收七八百块钱就算不错了，前年请了农技站的王农艺师，去年一下子就收了毛利两万多，你看这是不是赚的文化钱？”
刘治国很欣赏地对何素芝说：“你瞧瞧人家有灯，看问题就是能看到关键的点子上去。”
刘治国对刘大伟挥了挥手，说：“行吧，你去睡吧。”刘大伟就得了大赦似的，打着哈欠去洗了睡了。
何素芝对刘有灯感激地点了点头，说：“有灯，你陪你三爹聊，我也先去睡了，到时候你们别忘记洗脚啊？”
刘有灯起身说：“三奶，你家先去睡，我陪三爹聊，我会记得洗脚，我在煤矿上还洗澡呢。”
刘大伟洗了脸脚去自己房间，路过父亲的房间，听见父亲在里面说：“有灯，这回来是怎么打算的呀？”
刘有灯说：“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打算。”
父亲说：“没有明确的打算，先在家里住一段时间再说吧。”
刘有灯有一阵没说话，停了一会儿他说：“好吧，那我就住两天吧，但我只能住两天，陪三爹聊聊天，我不能住太长了，我得尽快找事情做。三爹你家知道，我们做活的人，闲不住。”
刘大伟忍不住又打了一个哈欠，进了自己的房间，倒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三
刘有灯在家里住了两天，这两天他一直陪刘治国聊天，从一大早起床开始，一直聊到半夜三更。刘有灯先睡客房，后来刘治国图夜里说话方便，干脆让刘有灯搬进他的房间，两个人关了灯在被窝里聊，有时候聊着聊着睡着了，刘治国有打鼾的毛病，他打着鼾，突然鼾声止住了，问：“和圆家的老二，那年在水库炸鱼，把水库炸崩一块，判了三年刑，该出来了吧？”或者问：“院子里的完小，胡老师嫁走以后，再请了老师来没有？”问完后也不等刘有灯回答，立刻又开始打鼾。
家乡有一段时间没来人了，刘有灯在家里住着陪刘治国说话，刘治国算是过了一次瘾，解了一次馋，刘治国那两天精神都比平时好不少。
刘有灯在家里住了两天，但两天以后刘有灯并没有走，不但两天以后他没走，两个月以后他也没走。
刘有灯没有走的原因，主要是刘治国留他。刘治国说：“有灯，你再住两天，你也难得来一次，你还是第一次来三爹这里吧？”
刘有灯说：“不是，三爹，我是第二次了，庚辰年正月十八我还来过一次，是跟着根堂五爸来的，你家忘了？”
刘治国说：“你不管来了多少次，你把三爹这里，就当成自己的家。”
刘有灯说：“我还要创业。”
刘治国就夸奖说：“好，有志气，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就是要创业。”
刘有灯在家里住的时间长了，和刘治国聊的时间长了，能聊的话题聊得差不多了，就不大愿意聊了。刘治国饱餐了一顿乡情后，也没有先前的兴奋了，开始把刘有灯丢在一边，回过头来把先前刘有灯来时忽略了的报纸找出来看。刘治国有看报纸的习惯，他订了好多份报纸，在没有家乡人带来的活生生的国计民生可了解的情况下，他就把目光转向那些让人有点犯疑的报纸写的国计民生上。刘治国自己看报纸，也不忘了安顿刘有灯，叫刘大伟陪刘有灯去城里转一转，看看城市建设新气象什么的，感受一下时代发展的脉搏。
刘有灯对转一转很感兴趣，对时代的脉搏很感兴趣，对有刘大伟陪着也很高兴。他用力系紧球鞋鞋带，一副万里长征前的准备。刘有灯对刘大伟说：“我觉得还是年轻人在一起有共同语言。”他还感慨地说：“我发现城市能给人带来很多启发作用。”
刘有灯在刘大伟房间里等着，等刘大伟收拾好了带他去街上逛。刘有灯对刘大伟房间里的布置和摆设很新奇，那些地球仪、AC米兰队的队旗、四管球迷喇叭、旱冰鞋、滑板、影碟机、满墙贴着的NBA球星巨幅照片，一样样都五彩缤纷着，弄得刘有灯东看西看的头转不过来，眼睛累得慌。刘有灯不敢到处乱走动，怕有什么东西会在他的走动中突然一下飞起来或者砸下来，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坐在床上，等刘大伟。他把两只手放在膝盖头上，拘束地摩擦着。摩擦了一会儿，他突然用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站起来，走到刘大伟身旁，把握在一起的手伸出去，对刘大伟说：“大伟叔，你猜猜我的手指头。你猜猜哪一根是我的中指。”
刘大伟换着鞋。刘大伟把皮鞋换成旅游鞋。刘大伟抬头看一眼刘有灯伸到他面前的手，觉得有些好笑。刘大伟说：“这是孩子的游戏，你都多大了，还玩这种游戏。”
刘有灯认真地说：“谁说这是孩子的游戏？这是一种智力游戏，孩子可以玩，科学家也可以玩，科学家还未必能猜中呢。”
刘大伟说：“我既不是孩子，也不是科学家，我不玩。”
刘大伟不理会刘有灯，刘有灯反而来兴趣了，把握着的手伸得长长的，恳求刘大伟说：“猜猜吧，猜猜吧。”
刘大伟心不在焉地瞟了一眼刘有灯伸在他面前的手，一看就乐了。刘有灯的手指头和别人的手指头不一样，刘有灯的手指头几个一般粗，圆圆滚滚的，像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肉桩子，根本分不出哪根手指头是哪根手指头。刘大伟说：“你这哪是手指头，你这根本就是一把肉蒲扇嘛。”
刘有灯有些得意地说：“怎么样，我这样的手指头，你猜不出来吧？”
刘大伟说：“怎么猜不出来？一猜就中。”
刘有灯说：“那你猜。”
刘大伟说：“你把手松开。”
刘有灯说：“我把手松开还要你猜，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刘大伟说：“你把中指头藏在下面，你要我猜你的中指头，你要我怎么猜？”
刘有灯脸红了，松开鼓鼓囊囊的手，果然露出藏在下面的中指。
刘有灯不明白地说：“大伟叔你就看了一眼，怎么知道我把中指头藏在下面了？”
刘大伟说：“很简单，外面只有四个指头。”
刘有灯恍然大悟地说：“哦，原来是我自己暴露了。”
刘有灯转过身去，在背后鼓捣了半天，很费劲地捏住手，转过身来，说：“大伟叔你再猜一猜，这回我五个手指都全了，这回保证你猜不中了。”
刘大伟系紧了鞋带，立直了身子顿了顿脚，试了试鞋带松紧，说：“算了，咱们该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