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死了。
那一天，我和母亲从殡仪馆回到家，走进院子的时候，父亲手里拿着一张刚送到的报纸，端坐在太阳下面看着我们。父亲他一直看着我们，那种目光，就像看着两个贸然闯入的陌生人。我不知道母亲她怎么样，我的脸上肯定没有什么表情，我的心和我的脸一样显得呆滞僵硬，我想，即使是在五月春暖花开的季节里，父亲他也不可能从我的脸上看出什么来。母亲在前，我在后，我们就那么走进院子，穿过落叶稀疏的卵石小径，走上洒扫得干干净净的台阶，拉开大门，走进家里去了。
父亲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我们，直到我们几乎要从他的视线内消失的时候，他才大声地冒出一句：完了？
父亲这句话显得比较奇怪，如果是别的什么人听见，肯定会感到莫名其妙。但是父亲的那句话不是对别的什么人说的，而是对我说的。我是父亲的儿子，我能听懂父亲的那句话，父亲那句话的意思是说，我和母亲回家之前去干的那件事，是不是干完了？父亲的表达总是那么言简意赅，这有赖于他半个世纪生死攸关的战争磨炼。而我具有父亲的遗传，我的回答自然也啰唆不到哪里去。我甚至连头都没有回一下，说：完了。我说完这话的同时人已经走进家里去了。
我和母亲直接走进了厨房。我们家的厨房很漂亮，它宽大得要命，而且它整天都弥漫着让人激动不安的油烟味。在和平年代里，一个职业军人家庭里的油烟味最能代表愤慨、失落和已逝的荣誉感，尤其是这个家庭里还有几个已经长大的男孩子的时候，尤其是这些男孩子们有着军人的血统而没有军人的环境的时候，他们必定会把厨房当成他们另外一个战场。当然这并不是我走进厨房的原因，我想这也不是母亲走进厨房的原因，甚至于我和母亲走进厨房的原因也不是我们的肚子饿了。我们刚从殡仪馆回来，我们的肚子不会那么快就饿了，我们还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我们——主要是母亲——走进厨房，只不过是想要找点事情来做一做，以便能尽快地从那种悲痛之中回到现实中来罢了。我们总不能像父亲一样在失去了一个亲人之后一本正经地坐在太阳下面看报纸吧？
我们很快就如愿以偿，找到了可以做的事情。母亲主厨，我给她打下手，我们母子俩在漂亮宽大的厨房里做晚上要吃的菜。我们要做的是一种叫做食香茄儿的菜。我们选择这道菜当然有所考虑。这道菜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而且在各个朝代有着不同的菜名，比如在明代的《便民图纂》中，它被叫做香茄，而在元代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它却被叫做食香茄儿，前者的叫法客观冷静，后者的叫法主观活泼。其实不管它被叫做什么，它只不过是一道非常家常化的素菜——我们刚从殡仪馆回来，我们对素菜情有独钟——而且，这道菜的做法比较复杂——这是我们选择这道菜的原因——你得先挑选新摘的嫩茄子，把它们切成寸半的茄条，用滚汤焯过，放进纱布里，把水稍稍榨干，用精盐腌一下，再用香油、醋和砂糖拌匀，把姜丝、橘红、紫苏、蒜蓉，泼在茄干上，这道菜才算是完成了。
我们做食香茄儿。我刨着姜皮，然后抬头看母亲。我看母亲，是因为母亲从一大早起床直到现在都没有开口说过话，甚至在遗体火化后，死者的那个儿子表示不愿意把骨灰带回自己的家里去，母亲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开口说话。反倒是我沉不住气，扑过去揪住我那个在大学人文学院教国际政治学的表哥，用力扇了他一个耳光。我不喜欢我的表哥，早就想找机会揍他了，但是我对母亲同样也不能理解，因为死去的那个人，让我们为之悲痛的那个人是她的同胞手足，她们是有着同样血脉的。在今天这个为逝者举行的告别仪式上，好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有的人是从很远的北方或者南方赶来的，这些人，他们每一个都与死者有关，都在逝者的生命旅程中扮演过某一段亲情的角色，而这个逝者在世时为命运所驱，不断地改变着自己与身边人的关系，这使得与她有关系的那些人十分窘迫。他们爱她、恨她，他们因为自己的生命中有过她的痕迹而自豪、痛苦和伤感，他们没有办法不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中一想到她以及她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五味俱全。逝者无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她太多地改变着她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她似乎一点儿也不在乎这个，她把一切都弄乱了，弄得不可收拾。但是她从来不曾弄乱过和我母亲之间的关系。从她来到这个世界，到她离开这个世界，她和我母亲的关系一直不曾改变过，她们永远是同胞，永远保持着那份血液的纯粹，半分都没有让它有过杂质。我站在味道怪怪的殡仪馆里想，夫妻也好，母子也好，那种关系，它们都太具有利益性，它们只不过是人们在张狂或者悲观时固执地做出来的一种样子，是做出来给人以奉献和索取的充足理由。只有同胞这种关系，比如我的母亲和逝者，她们没有那种利害关系，她们只不过是一根藤上摘下来的两只瓜罢了。如此，逝者已逝，即使所有的人都无动于衷，我的母亲也应该为之动容，作为两个瓜中间的一个也应该动容的。但是没有。母亲她很平静。她是有点太平静了。她就像平时那样水波不兴。她的手脚像平时那样麻利。她很快做好了食香茄儿。她站在那里看着盘子里醋香四溢的食香茄儿，样子安静而且投入。
母亲说，今天的事很顺利，对不对？
我说，是的，很顺利。
母亲说，幸亏有老干部证，要不就得排队了。
母亲的意思是殡仪馆的业务很忙，办丧事的人很多，就像办签证出国或者去中英街买金子的人那么多，多得排起了长队，不预约根本就没法租用到告别室，幸亏逝者有老干部证，她在生命结束的时候，就给别人省下了不少麻烦。
我说，没想到，老干部证还真能派上用场，要这么着它还是有意义的。
母亲说，也好，总算了了一件事。
母亲这么说。她说也好。她说这句话时神态安详。她的嘴角甚至还露出了一丝笑意。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母亲。我不知道母亲说也好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为母亲总算了了一件事的说法感到难过。我的意思是不管怎么样，她们毕竟是同胞，她们的血是一种样子的，她们没有什么也好不也好的。我站在那里不做声，而母亲却显得很轻松，至少从外表上看来她是那样的。她把做好的食香茄儿放进冰箱里贮藏着，用揩手布擦了擦手上的糖稀和香醋，很惬意地叹了一口气，显得有些夸张地四下里看了看。
母亲说，怎么回事儿？今天做起事来真是快。
我说，是吗？很快吗？
母亲说，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说，我没有看时间。我把表弄丢了。
母亲说，什么时间？什么表？这与时间和表有什么关系？
我说，的确没有什么关系。
母亲说，我们再来做一道菜吧。我们不能这么闲着。
我说，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再做一道什么菜呢？
母亲说，可以做的菜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道名字叫做百果冻的菜。
我说，百果冻是什么菜呢？它是怎么做成的呢？
母亲说，这是一道很爽口的菜，是我自己发明的，它的辅料是皮冻粉、白醋、白砂糖、胡桃仁、松仁、白芝麻，它的主料是时鲜水果，比方说，苹果、蜜梨、脆桃、菠萝、香瓜、橘子……
母亲这么说着，突然止住了，身子往微波炉上一靠，用手蒙住了脸，嘤嘤地哭了起来。她原先握在手上的青豆洒了一地，但她一点儿也不想去顾及它们，她的双肩急促地抽搐着，泪水顺着她的手指缝流淌下来，那一刻，她显得从来没有过的软弱。
我站在那里。我想这就对了，这就是我的母亲了，这就是逝者的同胞了。我朝母亲走过去，伸出双臂，把母亲揽进怀里。母亲她把牙关咬得很紧，像一个无辜又无援的孩子，蜷缩在我怀里，啜泣得差一点儿就背过气去。
母亲说，你的小姨，她终于死了呀！
没有人通知鲁辉煌，他不知道打哪儿听说了小姨去世的消息，自己赶到了殡仪馆。
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了武斗，手头上有人命案，鲁辉煌在“文革”结束后坐了七年牢。从牢里放出来后，他失去了公职，一度靠着到处混嘴上饭过日子，人变得有些神神道道的，越来越猥琐。据说他混得最好的时候是改革开放以后，他给一个从纺织厂辞职出来开服装厂并且发了财的女老板当公关先生。那个女老板年轻的时候爱好过文艺，做过演艺梦，属于怜香惜玉一类的。顾念鲁辉煌过去正经唱过戏，是本市有名的演员，有点身段底子，女老板让他在一群粉头小生中做领班，领导一群服装架子，每月能挣两千来块钱的薪水。另外公司里若是来了重要的客人，而客人若是喜欢听个戏什么的，就招他来酒宴上唱上一段，凑个热闹，顺便混个吃喝，如果哄女老板和客人高兴了，说不定还能得到两个赏钱。
鲁辉煌在这样的日子里过了好几年，渐渐学会了喝酒，而且酒量越来越大。他没有再结婚，单身过，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有几次结了婚又离了婚的原京剧院青衣演员王环来找他，他和王环去酒吧里喝酒，两个人说一些过去的事情，慨叹几声，落几滴泪，再相对无言地喝闷酒，喝得大醉了，谁兜里有钱谁就付账，没有钱，鲁辉煌就把手上的潜水表抹下来，往柜台上一放，说，下次一块儿结，然后出门，招手拦计程车，各自回家睡觉。酒店的老板熟悉鲁辉煌，也不是第一次见他喝成这样，笑一笑，让吧台收了鲁辉煌的表，放好，等他下次带了钱来赎。
有一次，鲁辉煌的女老板签下一大笔单，高兴了，自己开着车，带上鲁辉煌，去了一家夜总会，开了一间包房，要了几个清淡菜、一瓶酒，庆祝一番。几杯下肚，女老板人有些微醺，半躺在沙发上，要鲁辉煌坐到她身边去。鲁辉煌不敢怠慢，连忙从餐桌边起身，坐到女老板身旁。女老板醉眼蒙眬，伸手捏起他的下巴，在他脸上摩蹭着，说，可惜，你要是年轻二十岁，凭你这副皮肉，我就把你包起来了，何苦秋霜满面的还在道上混？你说说，你早些年干什么去了？
那天鲁辉煌将女老板送回了家，又回到了夜总会，大醉一场。在以后的几天时间里，他不断泪流满面地对人说，我没有遇到好时代，我真是亏得慌呀！
……
没有人答理自己找到殡仪馆来的鲁辉煌，他非常殷勤地和所有的人打招呼，别人都不理睬他，他也不怎么在乎，是一副死了脸皮的样子。在排队等待火化的时候，他黏到我身边，找我讨了一支烟，叹了一口气，说，你知不知道，当年我和你小姨结婚的时候，我正经是个童男子呢，我从来没和一个女人睡过觉。看我脸色不对，他又马上转了话题，很知心地对我说，你小姨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实在是一个悲剧，她害得我也成了悲剧，她当年哪怕是灵活一点儿，通融一点儿，又何至于有今天呢？
叶灵风是除了我们自己家人之外来的老人中我唯一见过面的。
叶灵风是直接从机场赶到殡仪馆的。我们家给何同志发了一份电报，他从何同志那里了解到电报的内容，在最后的时刻赶来了。按照租用告别室时留下的登记，他很快在殡仪馆里找到了我们。我走过去和他握了一下手。他立刻认出我来了，对我点了点头，然后把一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阴着脸一声也不吭。
那次在北京看了那场试验话剧之后，我没有给他打电话，我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回到自己的城市。我的女孩骑一辆本田赛车到机场送我。她骑得太快，在路上被道路检测仪测出来了，让警察追上开了代理单。女孩后来不思悔改，仍以那种追星超月的速度飙车。出了三环后，她把风镜严了严，猛轰油门，突然对我大声说，那个临风，他算个爷呢！风太大，我没有听清。我大声说，什么？你说什么？！她说，他在这条道上名气忒大，是个生杀予夺的主儿，昨晚我才知道，我妈就是他二十年前给勾兑成大牌的！她那么说着，一偏身，带着我从一辆奔驰的里道超越过去，差点儿没把那辆奔驰逼上护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