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暑假，郁达夫曾回国探亲一次。这次回国，并非出于本意，主要是奉母之命回家订亲。
奉双方家长之命与他订亲的，是富阳县宵井一位姓孙的大户人家的少女。根据郁达夫的后来记述，这位比他小一岁的少女，小名潜媞，自幼生长在穷乡僻壤，不曾进过学校，也不曾呼吸过通都大邑的空气。她既不知女人的娇媚如何装作，又不知时髦的衣裳如何剪裁，只是在私塾里念过《烈女传》《女四书》之类的旧籍，于是便奉了“柔顺”两个字，作为一生行动的规范。
很显然，对于在东京见惯了那些千姿百态、风情万种的女人，并且又特别富于幻想和浪漫情调的郁达夫来说，像孙家少女这样的一位旧式女性是不能令他满意的。但是，母命难违，正像很多处于时代转换途中的人们一样，他也不能不屈从于旧式的包办婚姻。
在与这位天真无邪，虽然因视野和教育的局限不免有些守旧，但却聪敏、贤淑且带有一些书香气的少女相见以后，郁达夫也渐渐对她产生了一些依恋之情。
1917年9月初，在返回日本的船上，他欣然命笔，写下了《奉赠五首》寄赠给她：
许侬赤手拜云英，未嫁罗敷别有情。
解识将离无限恨，阳关只唱第三声。
梦隔蓬山路已通，不须惆怅怨东风。
他年来领湖州牧，会向君王说小红。
杨柳梢头月正圆，摇鞭重写定情篇。
此身未许缘亲老，请守清闺再五年。
立马江浔泪不干，长亭诀别本来难。
怜君亦是多情种，瘦似南朝李易安。
一纸家书抵万金，少陵此语感人深。
天边鸿雁池中鲤，切莫临风惜尔音。
这些情意绵绵的诗句，流露了郁达夫对她的一片依依惜别和重重关切之情。
到达日本后，郁达夫又于10月16日写了一首《赠名》诗：
赠君名号报君知，两字兰荃出楚辞。
别有伤心深意在，离人芳草最相思。
在诗中，他为这位孙家少女改名曰荃，字兰坡，并特意说明，兰荃两字均出于楚辞，意为芳草，表达了离人香草的相思之情。
自此以后，两人鸿雁传书，并时有诗篇来往唱和，互诉衷肠。
1918年初，孙荃在给郁达夫的信中附寄了两首诗，这两首诗经郁达夫修改后为：
在给孙荃的回信中，郁达夫也依原韵回赠四首：
谙尽天涯飘泊趣，寒灯永夜独相亲。
看来要在他乡老，落落中原几故人。
未有文章惊海内，更无奇策显双亲。
论才不让相如步，恨煞黄金解弄人。
十年海外苦羁留，不为无家更泪流。
鬼蜮乘轩公碌碌，杜陵诗句只牢愁。
何堪岁晏更羁留，塞上河冰水不流。
一曲阳关多少恨，梅花馆阁动清愁。
（《寄和荃君原韵四首》）
作为一名从闭关守旧的封建社会向开放革新的现代文明过渡时期的人物，郁达夫的身上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一些特定的时代色彩。特别是对女性的态度，他常常带有一种泛爱主独在异乡为异客，风霜牢落有谁亲！
纵然欲试心中事，其奈阳关少故人。
年光九十去难留，怜尔杨花逐水流。
海上仙槎消息断，雪花满眼不胜愁。
义的倾向，这种多梦时节的浪漫情怀在他与孙荃订婚以后，依然有增无减。
自从与“相逢道左，一往情深”的后藤隆子分手以后，郁达夫又先后对名古屋大松旅舍一侍女筿田梅野（即梅儿、梅浓）、京都旅舍一侍女玉儿奉献了自己的热情，并多次以诗相赠。
1919年2月至5月，郁达夫先后写了四首赠给梅儿的诗：
淡云微月恼方回，花雾层层障不开。
好是春风沉醉夜，半楼帘影锁寒梅。
（《赠梅儿》）淡云微月旧时盟，犹忆南楼昨夜筝。
侬未成名君未嫁，伤心苦语感罗生。
（《留别梅儿》)莫对菱花怨老奴，老奴情岂负罗敷。
一春燕燕花间泣，几夜真真梦里呼。
（《留别梅浓》之一)苏武此身原属汉，阿蛮无计更离胡。
金钗合有重逢日，留取冰心镇玉壶。
（《留别梅浓》之二）一年以后的1920年4月，他又为京都旅舍的侍女玉儿写了一首《西京客舍赠玉儿》：
玉儿春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
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
对于郁达夫这种“感情投资”过于随意的做法，后人尽可以责备，甚至大加挞伐，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并不鲜见的现象。关于这一点，曾华鹏、范伯群合着的《郁达夫评传》有着十分精辟、透彻的见解：
郁达夫对女性的这种泛爱态度是有其异常复杂的原因的。
从社会根源来看，这是旧社会一夫多妻合法化的婚姻制度在爱情观上的反映；同时，我国古代市民文学中才子名士恃才放达、不拘小节的风流韵事，西方文学中浪漫主义以至颓废主义的思潮，五四前后在我国广泛传播的个性解放的主张，日本社会存在的男尊女卑的普遍现象，以及弥漫在当时中国留日学生中间的不良风气，所有这些，也都错综交织地对郁达夫的思想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形成了郁达夫的极其复杂的思想性格。当然，从我们今天看来，郁达夫对女性的这种泛爱态度是不足取的，甚至是可以责备的，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由于这种现象的出现在当时是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的、思想的原因，所以我们对它还须作具体分析。如果我们只强调郁达夫对孙荃感情的真挚，而忽视另一面，那是不全面的；如果只看到郁达夫的恃才不羁，而不承认他对孙荃曾有过真挚的感情，那也不实事求是。事实上这两个侧面正是异常复杂地统一在郁达夫的身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