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母亲名叫冯顺弟,绩溪中屯人。中屯离胡家上庄大约有十里路。她生于1873年,因为父亲希望有一个男儿,所以取名顺弟,意思是说顺着而下,要生弟弟了。后来,果然生了一个小弟弟,他爸爸高兴极了。
顺弟的父亲名叫冯金灶,为人忠厚、勤劳,除种田外,还会缝纫,所以生活还过得去。为了盖新房子,他不辞劳苦,每天清早到村外去拣石头,来回挑三担,然后才出工;傍晚也如是。顺弟心疼父亲,埋怨自己不是个男子,不能代父去挑。后来她想既不能挑,助爸爸一臂之力,还是可以做到的。于是每当她爸爸到村外溪头去拣挑石头时,她就到村口去接应,从他筐里取出一两块大石头抱着,减轻爸爸的一点负担,以算尽了一份孝心。
提起顺弟来,村里的人都说她稳重,懂事;圆圆的脸上有点雀斑,头发长得出奇,能拖到地上,貌虽不美,倒也不俗。14岁那年,她到上庄去看“太子会”(当地秋天的一种神会)。在这次会场上,她第一次听到人们在议论“珊先生”:有人说,“珊先生今年在家过会,可把会弄糟了。”另一个人说,“珊先生还没有到家,上庄的鸦片烟馆都关门了,赌场也不敢开了。”又有人说,“7月会场上没有赌场,没有烟灯,这是多年没有的事……”人们如此这般地谈论着,顺弟一句句听在心里,不觉对这位珊先生产生了敬意。说也凑巧,这时过来两个中年人,边走边在议论什么。其中一个面容紫黑,有点短须,目光炯炯有神。这时站在旁边的一个妇女,轻声对顺弟说,那个黑脸老头就是珊先生。顺弟目迎而送,口中自言自语地说道:喔,那就是珊先生
三年后,顺弟17岁了。有一天她们村来了一个媒婆,就是上庄珊先生的伯母,人称星五嫂,她是来给胡传说亲的。在工地上她找到了冯金灶,问过好后便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家大侄儿珊哥今年47岁了,虽然娶过两次亲,但已先后去世,今年写信回来说,一定要讨一个庄稼人家的女儿做媳妇。我们知道你家顺弟是个好孩子,因此到你家来,想开个八字给他们合一合,看到底配不配。”冯金灶听了不假思索地回绝道:“我们种田人家的女儿哪配做官太太,这件事不用提了。”媒婆不理他的话茬,仍继续往下说:“不要客气,顺弟很稳重,是个有福气的人,还是请慎重考虑考虑!”金灶按着性子,又申述道:“这件事是不会成功的:一来呢,我们配不上;二来呢,我们不肯把女儿嫁给人家做填房;三来,珊先生家儿女都大了,他家大儿子、大女儿都比我家顺弟大好几岁,这如何使得?八字是不能开的。”话说到这里,也没有什么好讲的,但媒婆并不就此罢休,进逼一步说:“金灶舅,你莫怪我直言,顺弟今年17岁了,眼睛一眨,20岁到头上,你哪里去寻一个青头郎?填房有什么不好?珊哥信上说,新人过了门,就带她上任去……”上述这些话不无道理,金灶是个老实人,心里有点松动了,于是答应回家去商量商量再说。
冯金灶回到家里,把在外遇见星五嫂为顺弟提亲的话,一五一十地说给妻子听。他妻子听了,大生气,坚决不同意地说:“这不行,我不能把女儿许给一个快50岁的老头子。”可是这时的冯金灶,心里已经有了点同意的意思,他说:“顺弟今年17岁了,许人家也不容易……”双方意见不合,争吵起来,最后决定去征求女儿的意见。二老来到顺弟的屋里,父亲将在外面遇见媒婆的事,又重新说了一遍。顺弟听了,半晌说不出话来。这时她眼前突然出现爸爸每天挑石头的辛苦形象,不停地来回奔跑,这种苦不知何日是个了?另外又闪出一个当官的珊先生的形象,样子虽然模糊,但印象却是深刻的。她想这是帮助父母的机会到了,做填房可以多接聘金,父亲一生梦想盖新房子,这回总可成功了。想到这里,沉默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红着脸,慢慢地说道:“只要你们俩都说他是好人,请你们俩做主。”二老知道女儿愿意,也就不再争吵了。
1889年3月12日是冯顺弟与胡传结婚的大喜日子,婚事仍按乡俗办理。婚后不久他们就离开家乡到河南去了。胡传公务之余便教顺弟读书,后来也认得近千个方块字,夫妻生活倒也美满。但是好景不长,相聚不过六年,胡传便去世了。遗下孤儿寡母,好不悲惨!这时顺弟才23岁,胡适刚4岁,家庭重担就要落在她的肩上了。当时胡传的大女儿比她大7岁,大儿子大她两岁,第二第三是孪生,比她小4岁。在这样一个人口多而杂的家庭里,一个年轻的寡妇出来当家,其难处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情况没有把她吓倒,她忍着巨大的悲痛,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乡里人都称赞说,她气量大,性子好,凡事包容,把一个大家庭维持下来,真是不容易!胡适的大哥从小是个败家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没钱时把家中的锡茶壶、铜香炉偷出去卖。他欠下的烟债、赌债是没有个完的。每到大年三十晚上,债主就不约而同地上门来讨债,遇到这种情况他就逃之夭夭,不知去向。可是当胡适母亲帮他把债还清,送走了来人,不多一会儿他又敲门回来了。胡母从不骂他一句,为了过好年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至于他那三位嫂嫂难为他母亲的事,那就不胜枚举了。胡适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先母内持家政,外应门户,凡十余年。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其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先母一一处之以至诚至公,子妇间有过失,皆容忍曲喻之。至不能忍,则闭户饮泣自责。”这时胡家的收入,主要靠上海与汉口两处的茶叶店来维持,经济由他二哥掌管,而家中的一切来往应酬,全靠他妈妈支撑着。
顺弟操持家务,自奉菲薄而宽厚待人,对儿孙如亲身所养,饮食衣着无不一致;来往账目一清二楚,以便胡适二哥回家时查看。尽管她能勤俭持家,但外面生意每况愈下,家用入不敷出,已负债累累。1908年上海的茶叶店归并为他人所有,只剩下汉口一处,家用更是艰难了。次年,胡适诸兄回绩溪要求分家,胡母不能阻止,只得同意,于是决定把汉口的店业分给老大,家中产业弟兄们平分:每户分得田数亩、屋三间。之后,虽已各家单过,但亲友往来、各项应酬,仍是胡适的母亲在继续维持着。
1911年辛亥革命时,武昌起义,胡家在汉口的茶叶店被烧了,店业荡然无存,他大哥只身而归。胡母遭此巨大打击,病情日益加重。其后一二年,病几乎不能起,但她宁可自己忍着,也不愿将此病情告诉时在美国留学的儿子,怕影响其学业。另方面她却在私下作安排,请照相的人来家照了一张相,保存起来,告诉家里的人说:“吾病若不起,慎勿告吾儿,当仍请人按月作家书,如吾在时。俟吾儿学成归国,乃以此影与之。吾儿见此影,如见我矣。”由此可见,她对儿子之爱是多么深切
1917年胡适学成归国,回家探母。他母亲高兴得流泪,口中不停地说:“回来了!好了!”胡母望穿秋水,儿子终于回到身边。但常言说得好,“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胡适母亲因长期劳累、营养不良,病已深入膏肓,不幸于1918年11月23日与世长辞,享年46岁。胡适闻讯,由北京回家奔丧,流了不少伤心泪。
在悲痛之余,他观察到来悼念他母亲的人,无论是男的女的,或是老的少的,对他母亲的去世,都表示了无限的悲痛,而且怀有崇敬的心情。因此他在想,母亲的活动从未超出家庭间琐屑细事,而她的影响力,却能清清楚楚地从来吊祭她的男男女女的脸上看得出来,这是为什么?后来反复思之,并回顾了母亲生平事迹,以及父亲对她与她对自己的教育和影响,于是得到一个认识:“一切事物都是不朽的”。后来他以“不朽”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公开发表。他在文章里说:“社会是有机的组织,那英雄伟人可以不朽,那挑水的、烧饭的、甚至于浴堂里替你擦背的,甚至于每天替你家掏粪倒马桶的,也永远不朽。”胡适过去崇信《春秋左氏传》书上说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这时他的视野扩大了。他不仅看到了英雄,而且还看到了社会下层的广大劳动人民,承认他们的辛勤劳动也是不朽的。这种见解,无疑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