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于社会现实持改良主义的态度：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旧文化学术则反对盲从，主张以科学的态度整理国故，并以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为榜样，否定日趋没落旧文明，要求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创造新价值。人们说的新思潮，在他看来莫不过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是他对“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解释，同时也是他的行动准则、理想和希望。所以他说：“这两三年来新思潮运动的最大成绩，差不多全是研究问题的结果，新文学的运动便是一个最明白的例”。在对待过去文化遗产方面，他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他说，学问是平等的，为真理而求真理，以此标准去批评各家，“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除了整理古代经典，写出一部《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又着手整理了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古代通俗小说：他首先选择《水浒》、《儒林外史》这两部书，作为整理对象，出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负责。整理的办法是：（一）本文中一定要用标点符号；（二）正文一定要分节分段；（三）正文前一定要有一篇对该书历史的导言。前一、二项由亚东去做，后一项胡适自任。这个计划，后来亚东经理汪原放同意了，于是各自开始工作。
1920年夏，经过亚东图书馆汪原放等人日以继夜的奋斗，一部《水浒》传不到半年功夫，分段、标点的工作已经完成，所差就是排版付印了。而胡适写的《水浒传考证》已于7月27日脱稿寄出。这时他正在南京高师暑期学校讲学，为此，他还专程到上海去察看此书的印刷情况。在看的过程中，他对汪等的标点、分段的工作很满意，所差就是一篇后记之类的东西，于是他要汪再写一篇《校读后记》与《句读符号说明》补上。这些汪都一一答应做了。一天，亚东请客，在吃酒时，胡笑着站起来说：“原放，来，敬你一杯。你做的工作很好，很有意思。”汪忙答道：“不敢当。我起初以为标点、分段不很难，现在才知道很不容易做。今回是尝试尝试，以后还要请你多多的教教我。”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几天后，胡适仍要回南京高师教课，行前，他要汪为他准备几页分段、标点的《水浒》，及“校读后记”等资料带走，拟到南京后讲课时散发给学员参考。最后汪提出要到南京去卖，胡适说：出书的时候，可以去。如果去，可以到南京梅庵找我，我住在那里。事情就这样决定，胡适按计划离沪返宁。
8月中旬，经过整理的亚东版《水浒》传出版了。胡适写的《水浒传考证》作为该书的导言。他对这部书的历史进行了考证。称《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得多；这部书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他做一番考证的工夫。很当得起一个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番训诂的工夫。我虽然够不上做这种大事业，只好让将来的学者去做——但我也想努力一努力，替将来的“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由此可见他对古典小说的重视，评价之高，非同凡响。其次，他在考察这部小说时，密切联系它产生的时代背景，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把它提高到学术的地位。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新的见解。他说：“不懂得南宋的时代，便不懂得宋江等36人的故事何以发生。不懂得宋、元之际的时代，便不懂得水浒故事何以发达变化。不懂得元朝一代发生的那么多的水浒故事，便不懂得明初何以产生水浒传。”胡适对这部书的考证，前后有近5万字的论文，结论是：这部小说是经过长期演变出来的，属于历史小说一类，开始时是数千字的《宣和遗事》，后来经过多少无名作家、说书、演唱的不断修改补充，才成为现存的这个形式：其作者74回本为施耐庵；100回本为罗贯中。上述这些成绩，他说是用历史方法得出来的。这在当耐研究古典小说还是一片荒芜之地的情形下，是有其筚路蓝缕之功。此外，陈独秀也为该书写了一篇短序，对这脍炙人口的小说作了简介，并指出：“《水浒》传的长处，乃是描写个性十分深刻，这正是文学上重要的。”所以他说，许多人爱读它，正是因为文学的特性重在艺术的表现之缘故。
“亚东”按原来计划：书出版后便由汪原放将第一批装订好的大约400部《水浒》带到南京，且找到了胡适，于是在高师校门外设了一个售书摊。这期间，胡适在暑期学校讲过“研究国故的方法”，曾提出四个方法，大意是：（一）历史的观念，把旧书当历史看，知他好到什么地方，或坏到什么地步，这是研究国故的起点。（二）疑古的态度，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三）系统的研究，无论研究什么书，都要寻出他的脉络，从历史方面着手，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四）整理，整理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理解的。就小说来说，形式方面，要加上标点符号、分开段落；内容方面，需加上新注解，并要有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的历史和价值等等。在讲课时，胡适以《水浒》为例，作了讲解。学生们早就盼望此书出版了，而今送货上门，机会难得，于是争先恐后去买这部经过整理的《水浒》传。汪原放带来的四大包书，不多一会儿就卖完了。他感到很兴奋，及时赶回上海，追加印数，结果初版就印了5000册。
同年11月，《儒林外史》又出版了。这是一部很有批判精神的讽刺小说。人们争着去买。“亚东”初版印了4000部，但只卖了三个月便卖完了，接着赶快再版。可见“亚东”生意之兴隆！此书出版时，胡适原计划要写一篇序言的，但他自从南京返回北京后就病了，来不及写，而“亚东”积极性正在高涨之际，很快就把书的标点、分段做完，等着付印。为了不延误出书，胡适寄去一篇《吴敬梓传》以代之为序。他说，“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魁，也不是姚鼐，是全椒县的吴敬梓。”并指出：《儒林外史》这部书之所以不朽，全在他的见识高超、技术高明。这部书首先借王冕的口气，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道：“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胡适认为这是全书的宗旨，明了于此是很重要的。接着又说：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看他写周进、范进那样热衷得可怜，看他写严贡生、严监生那样贪吝得可鄙，看他写马纯上那样酸，匡超人那样辣，又看他反过来写一个戏子的鲍文卿那样可敬，一个武夫肖云仙那样可爱。再看他写杜少卿、庄绍光、虞博士诸人的学问人格那样高出八股功名之外。这些见识，在200年前，真是可惊可敬的事。这部书在最后写一个裁缝，每日做工余下的工夫，不是弹琴写字，就是读书做诗。别人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何以不与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回答说：我不是要做雅人，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不图富贵、不看人家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对此，胡适大加赞美说：“这是真自由、真平等，——这是我们安徽的一个大文豪吴敬梓想要造成的社会心理。”
此书除胡序外，陈独秀、钱玄同也作了序文。陈序云：《儒林外史》之所以难能可贵，就在他不是主观的、理想的，——是客观的，写实的。这是中国文学书里很难得的一部章回小说。最后他提醒大家说：“国人往往鄙视小说，这种心理，若不改变，是文学界一大妨碍。我从前在《新青年》里说过有几句话，现在把他写在后面作一结束：喜欢文学的人，对于历代的小说——无论什么小说——都应该切实研究一番。”陈在此特别强调了写实文学之重要，这是他过去一贯的主张。钱玄同的序首先说：“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因为我平日是主张白话文学的……尤其爱读《儒林外史》，于是就来叫我做一篇《儒林外史》的新序。”接着谈其读书心得。他说，此书有三层好处，其一为《儒林外史》与《水浒》、《红楼梦》所共有，其他两层为《儒林外史》所独有。（一）描写真切，没有肤泛语、没有过火语，这是三书共有的。（二）没有一句淫秽语，这是《儒林外史》的大特色。其他那两部书，文学虽好，但是也还有几段淫秽的话；这部书不但没有一句描写淫秽话，就是中国文人照例要说的肉麻话也没有。接着他以问句的形式肯定地说，这不是他的大特色吗？（三）是国语的文学。他补充胡的论点说道，适之先生的《水浒传考证》中说，“这部70回的《水浒》传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我以为这话很对。但是白话文学之中有“方言的文学”和“国语的文学”之区别。《水浒》还是方言的文学，《儒林外史》却是国语的文学了。什么道理呢？他自问自答地说：《水浒》和《儒林外史》之间，并没有国语的文学之大著作，所以《儒林外史》出世之日，可以说他是中国国语的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这部书经过上进三位新进人物的评论，身价百倍，轰动一时，成为畅销书，“亚东”主人的积极性更提高了。
次年5月《红楼梦》出版，胡适作《红楼梦考证》为序。这时陈独秀在广州也写了一篇，他主张《红楼梦》的书名，应改为《石头记》，但没有申述其理由，只是着重告诉读者，读此书时，应该领略他的善写人情，而不应该领略他的善述故事。陈认为写情属于小说范围，而写故事则属于历史。所以他说，今后我们更应该觉悟，我们做小说的人，只应该做善写人情的小说，不应该作善述故事的小说。因此他希望：“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