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他的文章里,首先对当时流行的一些“红学”派别,进行了评论。其中有一派认为《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这派以蔡元培为代表,蔡在《石头记索隐》里说:“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事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又说:“书中‘红字’多隐‘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除此外,还有附会派、隐射派等。胡适认为他们都是牵强附会之说,要了解红楼梦,必先打破这种无稽之谈。由于这部小说是一部个别作家创作的,知人论事,得先从作者下手,考订曹雪芹个人和他的家世,进而研究“本子”问题。他认为:《红楼梦》后40回不是曹之手笔,而是高鹗之续貂。开初只有80回,直到乾隆五十六年后,才有120回本。至于版本他认为当以“程乙”本为尚,他说:“程伟元的120回本红楼梦,即是这130年来的一切印本《红楼梦》的老祖宗。这本子发行之后,程不满意,又作了一次改订,故世有‘程乙’本流传”云云。胡适的考证先后发表五篇文章,自认为:“对红楼梦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蔡元培也说:“今胡先生对于前80回著者曹雪芹之家世及生平,与后40回著作高兰墅之略历,业于短时期间,搜集许多材料,诚有功于石头记,而可以稍释王静庵先生之遗憾矣。”(按:王谓读此书,当知作者及其年代,似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无人考究,则大不可解者也)毛泽东1964年在一次“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关于版本,胡适所考证的还是有问题。最近几年学术界否定了他订的“程乙”本 ,改用了“程甲”本,重新印行。除上述两部小说外,胡适先后对《儒林外史》、《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儿女英雄传》、《镜花缘》、《老残游记》、《海上花列传》、《醒世姻缘传》等十余种古典小说进行了考证。从1920年到1933年,14年之间,他以“序言”、“导论”等不同方式为上述小说写了约30万字的考证文章。他说:考证的目的“并不是教导读者如何读小说;我所要传播的只是一项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便是尊重事实,寻找证据,证据走向哪儿去,我们就跟到哪儿去。科学的法则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由此可见,他研究古典小说还是为了宣扬他的主张:实验主义。从结果来看,成绩是不小的。黎锦熙在他的《国语文学》序云里称赞说:“他的这种考证的工作和成绩,称得起前无古人。”事实正是如此,他的考证,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具有冲击“史家成见”的历史作用,提供了前人和同代人未曾提供的学术成果,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其中也有陈独秀、钱玄同、汪原放等人的功绩。
由于胡适等人的提倡整理国故的风气大开。1921年11月北大成立研究所国学门,沈兼士为主任,招收研究生作专题研究,先后设考古、歌谣、风俗等研究室。次年2月18日开第一次委员会,到会委员有蔡元培、李大钊、马裕藻、钱玄同、胡适、周作人、沈兼士、朱希祖、顾孟余;蔡为委员长。会议讨论成立后之各项事务;图书、规划、人员等问题,并公推胡适为“北大日刊国学号”(后改为“国学季刊”)的编辑主任。编辑部人员除当然委员外,又增添刘文典、单不庵、郑奠等人。会议中讨论研究人员时,蔡提出要有国内外学者;沈认为应打破学系,不应以学系为限;胡提出国学门以文字为别,研究数学史可请数学史家。钱认为只能问程度,而不能问资格;蔡说:照我们未毕业生办法,必须限制有成绩;胡补充说:未毕业之学生及校外学者。(意为只问成绩,不论资格)……3月13日,内部讨论会,出席者有沈兼士、顾颉刚、胡文玉、黄仲良、楼幼静五人。具体讨论购书、管理、书目、报告、告假等问题。后来讨论《国学季刊》出版事时,决定文字要横排、封面请周豫才拟,并请蔡元培题签,标点符号要完备,附英文提要等等。
胡适拟了一个整理国故的计划。他说,我们承认不曾整理过的古书是不容易读的。我们没有做过一番整理的工夫,就不能责备少年人不读古书。因此我们发起邀集一班朋友,想要把有价值的古书整理出来,每一种成为可读的单行本。接着报告他的方案,他说,我们所谓的整理,含有六个最低限度的条件:(一)校勘。(二)必不可少的注释。(三)标点。(四)分段。(五)考证或评判的引论。(六)索引。这是一般整理原则,谈到具体工作,落实到人时,他提出第一批整理书目及人员安排如下:诗经(俞平伯)、书经(马幼渔)、论语(郑奠)、孟子(朱希祖)、诸子文粹(刘文典)、论衡(刘文典)、史通(朱遏先)、韩愈(郑介石)、欧阳修(单不庵)、崔述(顾颉刚)、清代经学大师文选(沈兼士)、唐以前诗(沈尹默)、唐诗(沈尹默)、词选(胡适)、戏曲选(顾颉刚)……共33部书。从上所述,可见其规模之大,但计划容易,付诸实现就不是那么简单了。由于种种原因,《国学季刊》一直拖到1923年才得出版。这其中的过程可由钱玄同给胡适的信看出,钱说:“老实说能整理国故的人,比能研究文学、哲学、科学的人少得多。根本上是由于我们向来不懂得国故,尤其是不会整理国故的缘故。”可见稿源也是个问题之一;但时局动乱,经费欠缺当是主要的原因。
1923年1月《国学季刊》终于出刊了,封面由鲁迅设计,字是蔡元培写的。这期刊载了:马衡《石鼓为秦刻石考》、陈垣《火袄教入中国考》、沈兼士《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朱希祖《萧梁旧史考》、顾颉刚《郑樵著述考》、王国维《五代监本考》、袁复礼《记新发现的石器时代的文化》等文。胡适在“发刊宣言”里,对近300年来研究国学的工作进行总结,认为在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和古物方面很有成绩,但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因此,这300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对此现象,胡适说:我们的意思并不要菲薄这300年的成绩;我们只想指出他们的成绩所以不过如此的原因。前人上了当,后人应该学点乖。于是他提出三点意见,谈国学的整理方法:(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研究范围,包括过去的文化历史。(二)有系统的分门别类进行整理。(三)用比较的研究帮助材料的整理与解释。上述是他整理国故的经验,成绩究竟有多大?后来他回忆说:“收获多多,耕者寥寥。”所谓多多者,从他个人的收获来说,在他口述自传里他总结了如下几条:(一)揭穿认真作假的和尚道士,神会和尚是个大骗子。(二)老子比孔子更“老”,孔子确向老子学习过。(三)并不要打倒孔家店,宣称自己是尊孔派。(四)双线文学的新观念:一条是古文文学,另一条是白话文学。(五)再谈谈中国思想史。在《诗经》里写训世诗的诗人们是真正的思想家。(六)中古期宗教。道教抵制佛教,犹如“提倡国货,抵制洋货”一样。(七)骈体文有欠文明。骈文是文人学士们不愿与平民同起同坐的死文字。(八)现代的中国文艺复兴,北宋以后称为“现代阶段”。事实确是如此,收获不小。就从北大范围来说,参与整理古书的教授也不少,而且都有不同的成就;当时还择优录取了校内外的本科毕业生入研究室,继续深造;并设助学金与奖学金以资鼓励。第一批研究生有罗庸(有奖学金)、张煦(有奖学金)、郑天挺、段颐、曾载,及高师的高荣魁、王道昌等八人。第二批有容庚、陈锡襄等五人。第三批有商承祚、董作宾、周怡然、杨定宇四人。指导教师,本校之外聘请了罗振玉、王国维、陈垣等人担任。这份《国学季刊》由于时局和经费人员变动等原因,中间曾停过几次,但仍坚持下来,一直办到1950年。在该刊七卷二号上,郭沫若还发表了他的大作《中国奴隶社会》一文,这时的主编为罗常培。由此可见,这个作为北大的代表刊物,对发展我国的学术文化无疑是有巨大贡献的。其次,在整理国故的旗帜下,开展了考古学的研究、民间文学的研究、风俗学的研究,这些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工作,而且还培养了一批研究生,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这些学科的带头人,为我国学术的发展立下了大功。然而,由于形势的发展,时代的要求,不允许人们去钻故纸堆。从这方面来说,整理国故也有其不良的影响。当时,吴稚晖也说:“照他那样整理(国故)起来,不知要葬送多少青年哩。”又说:“别人可以整理国故,适之先生却不当整理国故,这怪他自己不好,谁叫他给自己创造出来一个特殊的地位呢?”陈西滢那时还是个青年人,他也说:《胡适文存》引他走上新路,可胡适自己又回头去编哲学史,整理国故去了。他认为胡的地位不当在这里,应该引导青年前进才是。由此可见,胡适提倡考证在学术上虽有一些成绩,但却误使许多青年跟着他走,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而把国家大事置之脑后,这种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同年,北大教授刘文典承诺整理的《淮南鸿烈集解》先后完成。他想请胡适作一篇序,并要求用文言文来写,但不知胡适答不答应。于是他写了一封信,征求同意。他说:拙著“淮南子集解”已经全部完成,现在就因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总要请你从速才好。“至于文体,似乎以文言为宜,古色古香的书上,配上篇白话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头上戴着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话也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做文言,也只得就是白话罢。”胡与刘是同乡,又是同岁的人,看到他人成绩,自然高兴得很!于是破例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序,略谓,整理国故,约有三途: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总账式整理;一曰专史式整理。而吾友刘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鸿烈〉集解》,乃吾所谓总账式之国故整理也。总账者,向来集注、集传、集说之类是也。辨各家之同异得失,去其糟粕,拾其精华,而省后人无穷之智力;若商家之终岁结账然,综观往岁之盈折,正所以为来日之经营导其先路也。胡并表扬说:刘治此书,最精严有法,与前人之说,乐为之助证,而不欲轻斥其失。后来,刘又致函胡适,请他向蔡元培推荐一番。他说:典想请你把拙稿送给蔡先生看一看,并且代典吹几句。因为我之做过校勘的工夫,素来无人晓得,淮南子虽是汉朝人著的书,却比先秦诸子还难弄些。典去年初做时,就有人听了冷笑的。你现在“逢人说项”当时“冷笑”的人,见了我也热笑着问长问短了,所以我想蔡先生如果不看一看,未必就能相信典能办得了这件事。这是“不出名”的人的苦处,你总该不会见笑罢……从这封信里,可看出他们老朋友之间关系是十分亲密的,说话直率有趣;同时也反映出那时知识分子的处境,有了学问,不为人知也是很难受的,希望别人能当一当伯乐
此外,在这年里,胡适还为云南徐嘉瑞著的《中古文学概论》作了一篇序。他称赞这部书是一部开先路的书,说他大胆地把平民文学的叙述放在主要的地位,而这1000年的贵族文学只占了一个很不冠冕的位子。这种大刀阔斧的手段是很不错的。徐虽不是北大的教授,但他的书也是在整理国故的风气下编撰出来的,因此也应当算是整理国故的一点收获。所以胡适说:“收获多多,耕者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