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离开上海后，乘船在海上航行了15天，1949年4月21日抵美国旧金山，旋即对记者发表谈话，要求美国政府给予援助，他说：“余在克利夫兰总统轮上研究艾奇逊信函全文之结果，认为有两点乃属必然：一，美国政府与人民，均为反共者，且决心反对各地共产极权主义之扩张；二，能抵抗共党极权主义扩展与暴政之国家，均可获得美援。余认为中国政府如证明其力能抵抗共产主义，则不待求而美援将自至。”4月27日到纽约，住纽约东81街104号5楼H号公寓（这是他卸任驻美大使后住过的地方）。这时国内“国共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23日攻克南京，蒋家王朝宣告灭亡。消息传到美国，震动很大，有人问他态度如何？他回答说：“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5月里，他先后三次去华盛顿访问许多同情国民党政府的美国人，但都说一筹莫展，有心无力。他看到这班老朋友如此灰心丧气的失败心理，觉得所负之使命不是私人之间的谈话所能解决得了的。于是他通知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其后，避居纽约，一再声明从此不问政治。
然而，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你不问政治，政治还是会来找你的。同年6月，国民党李宗仁政府在广州重整旗鼓，以阎锡山为行政院长，调整了内阁成员，并在未征求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胡适经过一番考虑，发电给阎锡山，表示力不能胜任，请其准辞。阎怕动摇军心，要求他不要公开发表辞不就职的消息。胡适对此甚为不满，他在给赵元任的信里说：“两个月来，精神上十分苦闷！‘外交部长’的事，事前我不知道，事后我打了许多电报辞谢，但政府至今还是用‘无赖’的方法，再三劝我不要向外发表不干外长的事！”这件事拖了几个月，阎内阁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华南的大溃败，9月迁往重庆；李宗仁因与蒋介石不合，随后也借故赴美治病。这时国民党在大陆逃命都来不及了，哪里还管得着胡适辞不辞“外长”的事，因此不了了之。胡适也不去过问，而以研究《水经注》来解除其苦闷。有时无聊，便随手写篇《象棋小考》之类的文章，藉以消遣。他在给赵元任的信里说：“实在提不起劲儿来，有些日子真难受。”这时的胡适之，处境十分狼狈。他一方面怀念过去，另方面又为自己的生计而发愁。他一家四口，眼下各分西东，其妻已到了大儿子祖望所在地曼谷。由于婆媳关系不协调，她不愿留在泰国，但又不愿返回台湾，几次来信要胡适接她到美国来。对此胡适伤透脑筋！本来么，一个人生活就有困难，若要在美国安家那就更不容易了。他原计划是不愿久留美国的，特别见到美国政府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后，更是不愿留在美国。因为此书叙述从1844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其中特别详细地讲了抗日战争末期至1949年，美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惨遭失败的经过，企图推卸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残杀人民的责任。胡适对此甚为不满，认为这是美国人“背信弃义”，在紧要关头停止了对华的有效援助，还说什么“罪不在我”。为此，胡适有5个月没有去华盛顿政府，而且还准备离美返国。据说美国有位曾经做过财政部长的大资本家特在匹兹堡大学捐设一年俸万余的讲座，并新建住房，供他终身使用，结果也被他拒绝了。表明他不愿入美国籍。不料此时竟出了江冬秀要来美国居住这档事！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胡适决定把江冬秀接出来，作暂时留居美国的打算。后来他不得不重新考虑教书的工作。之前曾有许多学校来请过他，但都被他一一拒绝了。这时他只得请赵元任再设法去问一问，供他参考和选择。在他困难的时候，国民党台湾当局曾送给他6万美元的所谓宣传费也被他全数退回了。后来有人称他此举为“不妄求、不苟取”。
1950年5月，胡适接受了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之聘，担任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的职务，期限两年（1950年秋到1952年夏）。从此之后，他便有计划地利用该馆图书进行一些研究工作。这个图书馆收藏中国古籍大约有10余万册之多，其中善本不少：南宋刻本有近700本；明朝刻本有1600多本；清初武英殿里的珍本有2000多本。胡适以两年之久的时日，对上述书籍进行研究整理，写了许多考证文章，尤其对中国古代科技方面的发明与发现等问题有新的认识。因此，后来他搞了一次题为“11世纪的中国印刷”的展览会，借以宣传中国文化。他亲自撰文介绍，展览很有成绩、轰动一时。后来胡适离职后，该大学仍聘他为名誉馆长。
同年6月，江冬秀经香港来到纽约。胡适住房太小，朋友们劝他买所房子。他回答说：“我确实没有力量买房子，而且我的‘家’太小，用不了一所房子。况且胡适之买房子是要挨骂的。”之后，他们夫妻俩，仍住胡适早先居住的地方，过着自食其力的简朴生活。胡适每天仍搞他的研究工作，有时会一会来访的中外客人。江冬秀做家务，有时以麻将牌消遣，日子虽不太惬意，倒也自得其乐。据一位当时拜访过胡适的人后来回忆说：他住的公寓“依然是四壁图书，不精致而亲切，一派中国学者风度。若依先生声望，居处应远这考究，至少应有一个佣人以作杂务，然而在美国不是百万富翁，没人用得起‘下女’，所以二老赁屋而居，一切自理。夫人打扫厨房，先生便净桌放筷，饭后又把饭菜撤回厨房，随手带来抹布，拭几擦桌，事必躬亲。夫人送茶给客人，带来一杯给先生，他便连声道谢：‘磕头磕头’，而且不是虚谎，真的是欠起身来。在同客人的谈话中间，偶有触发便告个罪，走进厨房把客人的来由和有趣的谈话相告细君，真是亲切如夫妻，相敬如宾客，中西风味、二者兼备，融会贯通、老而弥淳。”后来，胡适应人之约做“口述自传”，江冬秀也“夫唱妻随”写了一部自传。据看过这部稿的唐德刚先生评论说：“胡老太太不善述文，稿子里也别字连篇，但是那是一篇最纯真、最可爱的朴素文字！也是一篇最值得宝贵的原始社会史料。”据说这部手稿后来不见了，不知流落何方？实在可惜。
胡适身居国外，但对国内发生的事情，他是非常注意的，当他从香港《大公报》（9月22日）看到儿子胡思杜写的题为《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的文章时，感到很震惊。那时胡思杜在北京华北大学学习。经过一段时期马列主义的学习，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在此基础上他联系思想实际，写了一篇批判他父亲的文章。这篇文章从五四运动说起，一直讲到胡适当时在美国活动的情形，对各个阶段都有分析批判。最后总结说：“在他（胡适）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之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以为在思想上大致划分了敌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许多不能划开的地方。”这篇批判文章胡适剪贴在他27日的《日记》里，批注说：“小儿此文是奉令发表的。”胡适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改造世界的威力，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天翻地覆的变化，人的精神面貌的改变，他是难以想象得到的，所以毫无根据地认为这篇文章并非出自他儿子的内心。这真是大胆地怀疑！依此类推，他对于老朋友陈垣，亲戚江泽涵等人给他的信也同样持怀疑态度，认为是受人指使向他做宣传的。可见他成见太深，对新生事物理解不了。
这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突然得脑溢血病而在台湾逝世。当天胡适接到友人来电，感到很悲痛！他在日记里写道：“孟真天才最高，能做学问，又能治事、能组织。他读书最能记忆，又最有判断能力。故他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史上的研究成绩，都有开山的功用。”又说：“他对我始终最忠实、最爱护。他的中国学问根底比我高深的多多，但他写信给我，总是自称‘学生斯年’，三十年如一日。”傅斯年自1917年在北京大学进入本科学习，听了胡适讲授哲学史课后，对胡适便产生了极好印象，之后，他在学术上、政治上追随胡适，成为胡适得力的助手，时时处处他都在维护着胡适的声誉，但若有他认为老师有不是之处也敢于提出批评。对于这些往事，胡适回忆说：“我们见面时，也常‘抬杠子’，也常辩论，但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他常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意思是说，只有他自己配骂我。我也常说这话，他并不否认！可怜我现在真失掉我的最好的诤友和保护人了！”由此可见，胡、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傅斯年突然死去，胡适无比地难过，回忆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更是难以忘怀。他说，孟真的天才，真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能办事，他办的四件大事：一是广州中山大学的文学院（最早期），二是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三是北大复员时期，四是台大，都有大成绩，想到这些，胡即写信给毛子水，因为毛子水与傅是知交，希望他出来为傅整理遗著以资纪念。在信里他说：“孟真的著作除《性命古训》已印出外，都没有成书。他的《古代中国与民族》、《古代文学史》都应该有稿本在家中或在研究所。所中同人应该担负收集保存遗稿的责任。此种事不可迟缓；当及早收集、及早印行。否则，更难收集了。”此事后来经过毛子水等人的努力，由台湾大学出版了《傅孟真先生集》六册。其中有《东北史纲》、《性命古训辩证》、《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中国与民族》等著作，还有论文百余篇。傅是“五四”时代的先进人物，他与罗家伦、顾颉刚等人创办的《新潮》月刊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后来在学术上提倡考古、研究史学并创办了“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些在我国学术发展史上都有不可磨灭的功劳。但在政治上坚持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立场，追求西方的自由民主，结果猝死于台湾省议会席上，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