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苏易士西餐厅并取得了成功，袁家倜觉得现在应该回报社会了。她找到天津市民委，又与天津市统战部商量，联系了天津市最困难的蓟县孙各庄满族乡第一小学，和他们结成了帮扶对子，对十个困难家庭的优秀生给予每个孩子每年五百元的资助，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六年级毕业。打那以后，袁家倜每年都要去蓟县孙各庄满族乡第一小学看望这些孩子，给他们带去衣物、书包以及学习用品。看着孩子们阳光般的笑脸，听着甜甜的“袁奶奶”的叫唤，她的心不由得醉了。
袁家倜是社会公益事业中的热心人，为报答周恩来总理对袁氏家族的关怀，她曾赞助天津市举办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世界体操锦标赛。
在长江流域等地抗洪救灾中，她先后捐款十万余元。袁家倜是天津市政协委员，积极为地方建设献计献策，发挥自己的余热。
对于钱财，袁家倜有自己的看法。她最佩服的是袁家骝、吴健雄哥嫂，尽管成就斐然，声名显赫，生活上却异常节俭，去试验室几天往往只带几个面包。他们的孩子满了18岁，就让其自立，不给他任何钱物。后来袁家骝夫妇在中国捐赠几百万美元，硬是没有将财产留给儿子。有一次袁家骝对表妹袁家倜推心置腹地说了一番话：“我不能给子女钱财，也不能给亲戚钱财，那样是害你们。我给你知识，把你领进新的道路，这就是最好的财富。”这对袁兄妹对钱财的处理风格使人想起袁世凯。袁家倜说，爷爷袁世凯临危之际，留下了不少财产，结果仍然被叔叔、大爷那辈人花光了，到了他们这一辈就非常破落。与其留下万贯家产养出几个纨绔子弟，不如留下做人的优良品质。历尽了人生的沉沉浮浮，大彻大悟，这样的肺腑之言，在如今喧嚣浮躁的世界里，足以警醒世人。
袁家后裔中的革命者
在袁氏家族史上，袁斝承也是一个另类人物。他的父亲是袁克文的长子袁家嘏，母亲是方地山的女儿方庆根。袁斝承出生于1926年。他依稀记得天津地纬路老家袁宅的模样，虽然家境开始衰败，仍然比一般人家要强得多。高中还没毕业，他就嚷着闹着要去参军，父母都是新派人士，思想很开明，送他去部队报名，第三天来了消息：袁斝承被国民党海军部队录取了。
从天津塘沽港乘坐海轮，袁斝承到了山东威海刘公岛，这是一座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海岛，但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汪伪海军总部成立的威海要港司令部就设在这个小岛上。为了加强对威海汪伪海军的控制，日军在要港司令部内设立了辅导部，辅导部主要人员均为日本人，他们是威海要港部的实际控制者。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伪军投诚、起义事件不断发生，刘公岛上的日军加紧了对汪伪海军的控制。他们把辅导部设在小岛的制高点上，那里是一幢豪华的英式别墅，俯瞰可以看清兵营、码头以及舰艇上的一切活动。此时，岛上的海军士兵已经意识到日军即将失败，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起义。这次起义的领导者是山东烟台人郑道济。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酝酿，他们将起义时间定在1944年11月5日。这天是星期天，日伪军官们像往常一样三三两两乘船出岛。下午1点30分，郑道济按原定计划将起义骨干和部分士兵集合于第二兵舍，分三个突击队行动，正式宣布起义。
这支起义部队登陆后，即被胶东半岛中共地方党组织获悉，很快报告了八路军东海军分区，八路军立即派人与他们联系。经过一番思想工作之后，这支队伍整体加入了八路军。刘公岛汪伪海军起义的消息在当时震动很大，胶东《大众报》印发了号外，上面的大字标题格外醒目：“威海卫刘公岛伪海军六百人反正”。延安新华社、美国旧金山电台都转播了这则消息。《新华日报》还专门作了长篇报道，题目是《我军事政治攻势下山东威海卫刘公岛伪海军反正》。这支队伍后来被改造成了陆军部队，补充了五百名新战士后奉命开赴东北作战，脍炙人口的小说《林海雪原》，其生活原形就是这支队伍中一支小分队的队员。
袁斝承参加起义时才18岁，当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跟随这支队伍南征北战。先后在辽南纵队二支队一团、牡丹江军区二团参加了吉林、长春战役，在长达三年的战斗中俯冰卧雪，在枪林弹雨中与敌人厮杀，屡建奇功。1948年，袁斝承所在的四野在辽沈战役后，随所属四野十纵队独八师三团参加平津战役。北京、天津解放后，进驻北京。后来他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公安部中央警卫师，袁斝承在中南海警卫一师任管理股长。
天津解放那天，地纬路袁宅忽然来了一个陌生的客人，身穿旧军装，头戴一顶狗皮帽，腰间还别着一支小巧的手枪，身后跟着一个警卫员。他在附近街道上徘徊了一阵，来到袁宅门前，举手敲门：“二姑，开门-”（二姑即袁家嘏、袁家骝的胞妹袁家祉）家人打开门，看了他好一会，终于认出是袁斝承，迟疑地说道：“你还活着？
不是有人捎信来说，你已经牺牲了吗？”袁斝承笑了笑：“我参加了解放军，怕家里人受连累，故意传回消息说我死了。”这一次袁斝承在家里住了三天，又跟随部队出发了。
1949年，新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诞生，23岁的袁斝承调至华东军区海军部。
1951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六舰队护卫舰“西安舰”副舰长。
1952年任东海舰队六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兼“开封舰”舰长。
1955年，29岁的袁斝承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当时的院长是叶剑英元帅。在这所军队的最高学府里，袁斝承刻苦勤奋，钻研理论，成绩优异。
1959年，袁斝承33岁，从军事学院毕业，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战术教员，享受副教授待遇。1963年，调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院，继续担任战术教员。
1966年，袁斝承转业到中共上海市委工业政治部工作，“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1972年返回上海，分配到上海石化总厂任接待处处长、办公室主任。
1979年退休后，居住在上海虹口区。妻子名叫吴园，女儿袁虹，也在上海居住。
袁氏家族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不只是袁斝承一人，据不完全统计，在袁氏家族“家”“承”（启）两个辈分中，中共党员人数达十余人，如袁世彤的孙女袁文辉，曾是河南开封某校退休干部；袁世彤曾孙袁晓林，原为河南省项城市政协副主席；袁世彤外孙女付佩玉，原为山东某大学教授；袁克文孙女袁印承，原为上海某职大校长；袁克文另一位孙女袁符承，原为成都某单位负责人；袁克文外孙段夔，原为天津某企业负责人；袁克有之子袁家兴，14岁参加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曾在广州军区文化部门工作。等等。
百年跨不过这道坎
袁始原名叫袁缉燕，父亲袁家融，是袁克定的独生儿子。袁家融与袁克定的父子关系有点僵，但是孩子们感觉不出来，袁始幼时的印象中，那个想当“皇太子”的爷爷袁克定不怒自威，每天从外边散步回家，坐在书房里，孙子们吃完早点还得进去给他请安。袁克定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用鼻子哼一声，仍然继续看他的书。有时候他也会放下手上正看的线装书说一声：“好，你们去玩吧。”
对于历史中的袁世凯，袁始感到十分陌生。有人议论袁世凯这样那样，他觉得仿佛是在议论一个不相干的人。和袁氏家族所有留在大陆的子孙一样，袁始也害怕上历史课。讲到晚清戊戌变法这一节，他低着头手足无措，眼睛不知该往何处看。有一次放学回家，听到爷爷袁克定似乎在自言自语：“袁世凯有些事也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子。”
袁始用奇怪的眼神看着爷爷，这才隐约感觉到那个遥不可及的历史，和他的命运息息相关。
袁始有七个兄弟姐妹（二男五女），他是二儿子，比哥哥小8岁。
因为他父亲那一辈子女特别多，因此他的表兄妹堂兄妹不少，仅在天津一地就有上百人之多。袁始说，生活在大家族中，兄弟姐妹的关系比较淡，就像巴金的《家》《春》《秋》中所描写的那样，体会不到多少手足之情，不像一般小家庭，家人之间彼此牵肠挂肚。
小时候袁始跟随父亲到处漂泊，先后在北京、武汉、天津等地读书。1959年，袁始考取了河北省美术学院专攻油画。早期受前苏联画风影响大，如苏里科夫《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列宾《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等，都曾经是他的最爱。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展览馆，后来调到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装潢设计室。虽说工作性质和他所喜爱的油画相去甚远，但是那些产品的包装设计，也还属于创造性劳动，能从中找到乐趣。
“文革”时期，扭曲的政治登峰造极。以前填政审表，袁始谨慎地在家庭出身这一栏填上个“职员”，后来被人发现了，训斥他说：“你这种臭名昭着的家庭，怎么好意思填职员？”只好改填成“官僚资产阶级”。到了“文革”后期，单位决定遣送“黑五类”家庭出身的袁始回原籍-实际上是他从未见过一面的老祖宗袁世凯的原籍河南项城。袁始当时年轻气盛，索性不再上班，从此算是自动辞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