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袁始干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临时工，烧过锅炉，当过搬运，最让他感到自我满足的是发挥专长，在墙壁上写红字标语、画巨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等。既过了美术瘾还有一笔收入，这个临时工的技术含量足，他比较乐意干，心中有成就感。袁始说，真得好好感谢一下他的太太，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那个名叫罗蕴华的女子悄然来到他的身边，在一个冬天的早上，帮他系好脖子上的围巾，冲他点头微笑，那一刻，袁始心中感觉特别温暖。为了这份爱情，她放弃了中学教员的职位，降格当了小学老师。
家庭生活虽说过得寒碜，但是精神上却感到快乐。小两口靠罗蕴华百来块钱工资生活，最大的开支是买颜料、画布、调色油。每逢周末，一起骑上自行车，带着画板、干粮和水壶出去写生。1968年他们家添了个孩子。在要不要这个孩子的问题上，他们思想上曾斗争了很久。生活如此拮据，社会环境又是这样压抑，生个孩子只不过又多了个“袁世凯的孝子贤孙”，何必让新的生命到这个世界上来受罪呢？后来在罗蕴华母亲的一再催促下，总算把孩子生了下来，取名叫袁仿吾。
袁始后来的经历也和国家的政治走向有关。“文革”结束后，经朋友介绍，在国防工业系统主办的《神剑》文学月刊当美术编辑。
1982年，袁始与他太太辞职下海，成立了一家“原始装潢设计室”。
从这个时间起，他改名袁始，意思是要有个新的开始。旅美作家高伐林曾经对袁始进行过采访。袁始说，自己对钱财并不太看重，生在那样一个大家族中，又见过了太多的世事无常，多少富丽堂皇转眼成泡影的例子，使他对人生看得很透彻。袁始有个舅舅，以前是天津着名的实业家，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文革”中独自一人死在一个地下室里，想到那个凄惨的景象，袁始说他有种刻骨铭心的痛。
上世纪80年代末，袁始夫妇俩到加拿大定居，与一个合伙人开了家公司，从事外贸方面的业务。不过他最爱的还是画画，以前喜欢过印象主义的作品，现在画风上更向中国古典泼墨写意方面靠。他评价自己的油画风格时说：“表面上看起来粗糙，但是需要把握从下笔到收笔的连贯性，精神始终饱满，无论大幅小幅都力争一气呵成。”袁始的画曾参加过北京、纽约、香港、日本、加拿大、新加坡等地的画展，有较大的影响。他在接受采访时再三表示：希望读者更多关注他本人艺术追求历史的山重水复、创作造诣的优劣得失，而不是把他只当做袁氏家族余脉中的一环。作家高伐林在采访结束后感慨地说：
“历史上越着名的人物，光芒会越长久地投射于其后人身上，其阴影随之也会越长久地笼罩于其后人身上。有志气的后人，往往要用很长的岁月去挣脱这种光芒和阴影，开拓属于自己的人生。”（参见高伐林《百年迈不出这一步》）
袁林·故宅·没有完结的故事
袁世凯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脸谱化的人物之一。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感叹：自民国有史以来，未曾见过一本、一篇甚至一页对袁世凯有正面评价的书。在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一书中，他也认为袁世凯一生善于政治投机，言行多变，关键时刻又开了倒车，逆历史潮流而动，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对袁应抱以“同情之理解”。
极端丑化袁世凯并非史学界的幸事，也不利于正确认识历史和历史人物。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有句话叫三七开，或者五五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五分错十开，零分成绩十分错误-岂止是错误，完全是十分罪恶。其实谁都知道，这是对历史人物过于情绪化的表述。在这种表述方式的语境下，动辄就是扣帽子、打棍子，怎么可能客观公允地去评价一个人？
如今，这个人离开人世已经快有一个世纪了。1916年的北京火车站，段祺瑞站在瑟瑟秋风中，望着护送灵柩的队伍随着火车远去。北京政府按照袁世凯遗愿，特派陆军部次长蒋作宾专程护送灵柩抵彰德，葬于洹上村东北的太平庄。又特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负责陵园建造，是年6月动工，历时两年，于1918年6月告竣。陵墓占地139亩，耗银150万两，墓园四周种植树木近五千棵，规模宏大，名为“袁公林”，又称“袁林”。
袁林形制仿明清帝陵，墓冢则是西式建筑，所有青狮白象、石人石马，造型浑圆，简约而又不失精细。墓前有碑亭一座，写着“大总统袁世凯之墓”八个字，系老袁生前好友徐世昌的手笔。从外表看，墓冢是清一色的青白石，分三阶垒成，墓台上有石柱铁门和祭祀用的石桌。据说整个墓台部分，都是比照美国总统格兰特的庐墓形制建造的。
在陵墓修建工程中，田文烈尽忠职守，每一笔支出都有详细的账目，一本几百页纸厚的《袁公林墓工报告》，很能说明他的认真态度。此人字焕亭，湖北汉阳人，原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曾随袁世凯赴朝鲜任军中文案，是老袁的嫡系。他请来一流的德国工程师专门负责设计。国库银两奇缺，便四处募捐化缘，在那本《袁公林墓工报告》中，附有一份捐款者清单，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张作霖、曹汝霖等，都是捐款一万元，其他五六千元不等，最少的也不低于两三千元。
袁世凯的陵墓修建完毕后，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到场的有民国政府官员和老袁的家属亲友上百人，官员一律穿制服，“文东武西”站立，北向脱帽肃立。读完祭文后，乐队奏起音乐，众人焚香敬酒，在墓台前三鞠躬。其时南方革命党对袁世凯已是骂声一片，但是并没有影响北洋旧属们对这位北洋始祖的公祭活动。
1922年，素以作战勇猛、治军严格着称的冯玉祥调任河南督军，总揽河南军政大权。此人曾对末代皇帝溥仪下令三小时内搬出皇宫，如今故伎重演，对老袁满肚子怨愤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下令将占地二百多亩的洹上村袁林改做安阳高级中学，袁家的财产也被弄到开封博物馆。这是老袁故居洹上村第一次遭毁，此后国共大决战，战火无情，把这座中西合璧的墓园炸成了一地残砖碎片。
袁林的守墓人叫殷百俭，老家是外地人，从他爷爷那辈要饭到了彰德，落脚在太平村村北头。袁家后人来找他爷爷商量，让他帮助看墓园，那边有空地可以耕种，两边互抵双方都不用找钱了。那以后殷家就开始世代守墓。和殷家一样的还有张家、刘家和李家。遇到有人前来祭拜，他们就到处走走看看，扫扫院落，给殿堂内的器皿掸掸灰尘，更多的时间耕种田地，自耕自收，小日子过得也还凑合。这些老实本分的农民，把看守袁林当做世家的基本职责，尽职尽责地常年坚守。日本人侵犯中国时，要在这一带修建飞机场，毁掉了一些柏树，他们和袁家后代一起去找日本人交涉，像对待自家的事情一样。建国后，袁林收归政府管理，那些看墓人各自有了去处，殷百俭被分配到当地一所滑翔学校当水电工，闲下来没事干时，他仍然经常爱到袁林转悠，走走看看，仿佛是在追忆过去的那段岁月。
到了“文革”时期，老袁的故居洹上村和墓园袁林都难逃过一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提着红油漆桶，在牌楼、碑亭、石柱和外墙上刷写最高指示，涂抹时髦标语，至今仍能见到斑驳痕迹。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时他们没有用炸药去炸开一米多厚的钢筋水泥加固的墓穴。
在河南项城，袁世凯故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据义务看管袁氏故居的侯金亮说，袁氏故居原来厅堂成片，十分壮观，但是经过1958年、1962年和1976年三次毁灭性破坏，现在仅存50多间房子，且很多建筑成了危房。1958年大炼钢铁，袁宅内的石砖被撬起运走，房子的木料成了大练钢铁的燃料。1962年，袁宅内剩下的房子成了仓库，当地粮食部门的粮食全部堆放在这里。1976年，村里要修路，袁宅的砖石被敲碎成了铺路石。如今袁宅剩下的建筑群空空荡荡，昔日辉煌早已成了遥远的梦。
对于袁世凯这么一个复杂人物，盖棺百年，定论难如上青天。然而对袁世凯的商业炒作，却已悄然拉开了帷幕。
前些年，河南安阳市政府就开始着手袁林神道拆迁重建工作，投资二百余万元解决了附近居民搬迁问题。当地政府还有个旅游规划向全国招商，拟重修彰德洹上村袁世凯故居养寿园、谦益堂、五柳草堂等八大景观二十七处建筑群，预计投资总额高达一亿五千万元。
2006年11月，河南项城市又爆新闻：政府计划投资6500万元对袁世凯旧居进行保护维修，因财政经费紧缺，号召动员全市各单位职工“自愿捐款”，普通工作人员至少一百元，副科级二百元，正科级五百元，副处级一千元。消息一经发布，引爆了一片轰动，有的支持，更多人反对，有人甚至将一股怨气迁怒到已死去近百年的袁世凯头上，要将那彰德洹上村养寿园的汇流池个“窃国大盗”从坟墓里拖出来鞭尸，提出这样的质疑：赚钱就可以贩卖历史的耻辱吗？
躺在坟墓里的袁世凯如果见到百年以后的这一幕，一定会皱起眉头大骂“混蛋加三级”！老袁当年是捞钱的一把好手，他不会想到家乡的后人筹起钱来这么缺少技术含量，毫无政治智慧可言。
当地政府也有难言苦衷，靠老百姓捐款，只是重修计划中资金来源的一部分。其他两条途径是：一、项城市财政每年列入财政预算，三年内完成三千五百万元的投资任务；二、采取社会募股分红和成立袁氏宗亲联谊会的方法，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据前去采访的记者说，项城地方官员对重修老袁旧居一事讳莫如深，认为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是历史的反面人物，担心报道后会把工程搞砸了。“可以参观，可以旅游，就是不能报道。”说穿了，项城市政府重修袁世凯旧居，既不是对老袁情有独钟，也不是要翻什么历史旧案，更多考虑的恐怕是发展地方旅游事业。其实重修袁世凯旧居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利用权利号召动员全市各单位“自愿捐款”。
对于重修老袁旧居这件事，搜狐网作了一个调查，认为可以适当修补，但不应花太大代价的人占62％；对于这种历史人物坚决反对的占21.37％；完全赞成这种做法的占14.11％；说不清的占2.02％。
从这份调查中或许能够看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呼声，终于不再是一边倒了，一个尊重历史多重记忆的历史观正在向今天款款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