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在目前国内各大媒体上做轰炸性广告的规模与力度，不厌其烦地宣传自己决意绝弃功名，回归山水的人生理想，仅仅一年以后就灰溜溜地除下尚未暖身的鹤服羽冠，将一顶耀眼的乌纱重又戴回到头上——这样的狼狈与无奈，想来不仅是令袁自己——甚。
袁宏道
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号公安，湖北公安县人。万历二十年进士，曾出任苏州吴县县令，颇有政绩，后累官至吏部郎中。一生淡泊仕途，不喜做官，动辄以身体不适等为借口乞假、甚至不惜以辞职相胁逼，跑出去游山玩水。其兄宗道，其弟中道皆有文名，时称“公安三袁”。在艺术上鼓吹“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反对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在思想上反对封建礼教和儒家道统，倡导文学解放运动，且身体力行，成为明代文学中最富个性独创性的作家。所着有《袁中郎全集》等。
公元一五九五年三月上旬，一通薄若蝶翼、注定要在以后的文学史上留下印迹与标记的书札由位于苏州锦帆泾头的原吴县县署大堂发出，穿过杏花春雨江南的千里烟水，于两月后的一个黄昏平安抵达收信人湖北公安县长安里生员袁中道的手里。由于信封上事先标明“须与城南文社诸友同观”的字样，后者接到信后自然不敢怠慢，赶紧找来这个当地着名文学社团的主要成员李学元、龚散木、龙膺兄弟等人一起拆看。
银刀落处，封皮裁开，只见几页薄薄的碎金吴笺上，一手熟悉的有三分神似的米颠草书一一正是他们急切期盼中的前任社长、也就是现任社长袁中道的哥哥袁宏道的手札。上面龙飞凤舞地写道：“弟巳令吴中矣！吴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说法石有长老。但恐五百里粮长，来唐突人耳。吏道缚人，未知向后景状如何，先此报知。”字数虽然不多，但少年得意、才大志高、视富贵若探囊取物的情状溢于言表一一简直比当年陶渊明出任桃源县长时的姿态还要来得张狂。
说来也真是的，以此信主人二十一岁乡试中举，四年后轻取进士，得文坛第一高人李卓吾推许与夸赞，与汤显祖、曹学“、董其昌等知名人士诗酒唱酬，并于二十七岁当年慨然出任天下首富之地江苏吴县知县的政治与文学资历，这样的轻狂样子就算有些过分，倒也说得上是情有可原。尤其对他家乡公安县的旧日文友来说，这封令人振奋的来信不仅提高了诗社在当地的知名度，同时也为像他们这样尚处于寒灯苦读中的年轻知识分子的未来，树立了良好的现实楷模。是的，他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和明星，就像他甚至也是他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和明星一样。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仅仅不过两年以后，当这位世人眼里年轻的政治新星，突然像犯了疯病似的，连续向上司打了七次辞职报告，亦即着名的《去吴七牍》，以家中祖母无人奉养和个人身体状况等明显经不起推敲的理由，死缠活赖、装疯卖傻、一心一意要辞官回家，在当时朝野舆论何以会引起这么大的震惊与轰动了。
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万历二十三年初春袁宏道的被实授吴县知县尽管在世俗层面上看来风光无限，但对他的心灵却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怎么说呢？相当于一部个人精神苦难史从此就要开始书写了吧！原因是在那时一一甚至更早一一他的灵与肉巳经习惯行走在不同的轨道上。这尤其表现在他对佛学的兴趣以及在生命本义问题上多年来的执着探寻。这里必须提到的一位人物是有明一代的着名思想家李卓吾。仿佛月亮的清辉来自于太阳的反射，对于任何袁的研究者，显然这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根据钱伯城先生在《袁宏道集笺校》里的考证，两人一生的过命交情始于袁二十一岁时对李的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当时正在湖北麻城山中设坛讲学的李秃子虽然现实身份只是一名退职太守，精神世界里的地位却至高无上、俨然十九世纪德国滨海小城里浑身散发出火焰香味的共产主义者卡尔马克思。思想激进、知识深湛。
尽管在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眼里看来，李生平学说的一个致命缺陷是破坏性往往大于建设性，但对于万历十六年冬末满怀虔敬前往那里的新科举人袁中郎，其眼力心智恐怕尚不足于勘破这一点。何况李能言善辩、语出惊人的谈吐与风度又是那样令人着迷，包括他的学问、处世态度、在姚安太守任上的断然辞官、对佛经的精研以及爱情生活的大胆和不拘礼法，无不令当时年龄小他四十一岁的袁心悦诚服，并在内心留下永难磨灭的深刻印象。为后世论者所推崇的袁一生于佛学一道的造诣与动力，其精神发微处应该就在麻城郊外李私人集资建造的那所有名的禅寺芝佛院。
此后几年袁几乎每年都要花上一段时间去那里向他的精神老师求学问道、并乐此不疲。以至其时在与各地朋友的来往信札里，一副看破红尘，悲天悯学家的深沉样子跃然纸上。比如出京前夕写给袁兰泽、袁锦的信中，他巳能热情运用佛典与偈子探讨仕途的得失进退，告诫家乡公安县他的这两位年龄相仿的堂叔：“长安沙尘中，无日不念荷叶山乔松古木也，因叹人生想念，未有了期。当其在荷叶山，惟以一见京师为快。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人情大抵皆然。如猴子在树下，则思量树头果，及在树上，则又思量树下饭。往往复复，略无停刻，良亦苦矣”。
正是基于这样的惘然与形格势禁，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尊叔虽居深山，实享天宫之乐，不可不知。双桂树下，酒瓮如人，树皮如蟒，黄山青色，万片飞来，更不知有寒暑之易，及人间恩爱别离之苦。由此观之，虽得一官，亦当掉臂不顾也”。稍后于苏州，在同样向上述两位至亲兼好友报知近况的家书中，他结合自己上任后在官场的实际感受，现身说法，对所述观念又作了进一步的引申与阐发。
首先，他坦承自己在吴县的政治生活不过是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面前的失畋实录，因为“金阊（苏州）
自繁华，令自苦耳，何也？画船箫鼓，
歌童舞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
奇花异草，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观，
非令观也。酒坛诗社，朱门紫陌，振衣莫厘之峰，濯足虎丘之石，此自游客之乐，非令乐也。令所对者，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虮虱满身之囚徒耳”。
很显然，上任不满半年，想像中吴县知县的诗酒风流与政繁民顽的地方世俗实相之间的巨大落差，看来己经这位视山水袁宏道的文友兼知己，《金瓶梅》手抄本最命，平时喜欢学学魏晋人物玩法的县初就是从此人手里流出来的。
官大老爷痛心疾首、一副避之唯恐不及的样子。为此在信中他除了向两位童年伙伴大发牢骚外，还气呼呼说了些诸如“身非木石，安能长日折腰俯首，去所好而从所恶”这样的狠话，怕人家不相信，甚至还立下毒誓、再三保证自己以上说的“语语实际，一字非迂，若复不信，请看来春吴县堂上，尚有袁知县脚迹不？”由于袁辞官一事的时间线索既错综复杂、又突兀离奇，此信的最后一节，一般被认为是事件的发微以及思想方面的最初痕迹。
在既无政治上的沉重压力，也拿不出什么让人信服的理由的情况下，一个好端端的七品县太爷，突然想让自己的生活从令人眼热的吴县正堂的威风和锦衣玉食，退回到类似古代隐哲那样林下水边的清静无为，这似乎算得上是个愚蠢的念头，至少在世俗的眼里看来应该是这样的吧？但自从二十年前袁的偶像兼知己李卓吾辞官寄居湖北耿氏兄弟家潜心佛道、着书立学、发表惊世骇俗的皇皇巨着《焚书》《续焚书》以来，对人生真义的探索，在晚明知识界一时间俨然成为一种时尚或风气。
尤其是此人对被奉为道德楷模与处世准则的宋明理学的激烈批评态度，包括他唾弃仕途功名，削发出家，广泛怔求女弟子，向寡妇化缘，指导幼弟狎妓等愤世嫉俗行为，一时间在令文坛内外大饱眼球、普遍感到震惊的同时，确实也使其中那些原本就不太安分的家伙，如南京的焦弱侯，浙江的陶周望兄弟，长洲江进之，大同巡抚梅鼎臣等引为知音、在思想上找到一种归家的感觉。他们不仅精神与生活做派上与之惺惺相惜，引朋呼类，比学赶帮超，甚至在着作里也很快出现了呼应与回声。而公安三袁（袁中郎、兄袁伯修、弟袁小修）一生招摇、放浪，令世人瞩目的时代叛逆者形象，更显得像是从李的思想胎盘里直接分娩出来的精神产儿，并经得起任何形式的DNA血缘测试。
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对于十六世纪末隐居湖北麻城芝佛院聚徒授道的李卓吾与顶着江苏吴县知县乌纱怨声载道、倡导性灵主义文学的袁中郎来说，他们之间的奇异关系确实很像是三百年后共同制造精神炸弹《共产党宣言》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他在悖逆时俗的道路上高歌猛进，一下子竟走得如此之远，以至将他的老师李贽都差不多抛在了身后。我这么说当然不会一点证据也没有，如果现在是公元一五九五年的初夏，而你碰巧又刚好是他的三舅父龚惟长先生，你会在当年五月的某个黄昏，读到他寄自苏州的那封着名长信。
信中他想必很乐意将他的思考与困惑与你分享：“……岁月如花，乐何可言？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W席，男女支岛，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人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前，我们还真想不起还有什么人会以如此另类的姿态，探讨古代专制体制下人生角色的定位问题。
同时细心的读者想来也巳经注意到，在他所开列的这张有关五种理想生活模式的名单上，最后一种居然是行乞！而为主流社会推为首选的皓首穷经，读书做官一途，反被一笔加以勾销。作为一名有着不可限量前程的年轻官员，这样的离经叛道确实令人吃惊。包括打算辨认他身上宗教印证的研究者，都能很容易地发现当时正在这个国家广泛流播的佛学一一在与儒家正统思想进行了多年斗争之后，终于在晚明一度取得统治地位一一所施于此人的深刻影响，而这一点正是李贽对明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晚明文坛的精神领袖，与袁的关系介乎师友之间。
在苏州的知县生活竟成为袁一生的惨痛记忆，这确实是让人始料不及的事情。一个旁人眼里天下一等一的肥缺，山川秀丽、物产富饶、人物俊美，在公堂的楼上能看见夫差的吴宫旧迹，夜间躺在县衙门的床上能听到太湖的古老涛声。多少人抱着名画银票往当朝的大佬家里跑，觊觎这把让人一想起就忍不住要咽口水的交椅，而我们的诗人居然为此长吁短叹，并将它看成是苦差乃至厄运，看来天底下确实没有比这更古怪、更荒诞的事情了。
如果说他天生就是一个像李白那样只会写诗喝酒，不谙人间事理的家伙，那也不算什么，问题是现在所能在《苏州府志》里查到的有关他政绩的记载倒也不坏。另外，从他弟弟袁小修后来写的回忆自己做客吴县的那些日记里，也能读到“中郎治吴严明，令行禁止，摘发如神，狱讼到手即判，吴中呼为‘升米公事’，县前酒家皆他徙，怔租不督而至”这样的记录。看来当时的袁在工作上还是相当投入的。
即使不能做到像同时代的海瑞、王阳明等人那样出色，基本上应该能够维持一个恪守职道、勤政亲民的清官形象吧？那么，是什么让一个不久前还“望官如望仙”的政治猛客，瞬间沦为“觉乌纱可厌恶之甚”、并最终挂冠而去的社会闲散人员呢？除前述精神信仰层面上的变化外，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蟒袍顶戴的身体与山水文章的头脑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何况这中间还有一盏哲学的明灯在闪闪烁烁，并以其所谓宿命论的光焰，让他神往和迷醉。
可以想像，在吴县县署后面那所带花园的小楼度过的那些日夜，他的心灵犹如西洋朋友利玛窦送的那架自鸣钟的钟锤，摆动在入世与出世、庙堂与江湖、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两种彼此对立的人生格局之间，前后矛盾、左右为难，受尽煎熬折磨之情非言语可形容。而最终，对自由精神的膜拜似乎还是战胜了体制的桎梏一一其情景仿佛火焰穿过甲胄。在其时写给各地朋友的大量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于不经意间留下的那些真实而生动的表露。比如一五九五年秋天他给自己的同年兼知己、时任浙江遂昌知县的戏剧家汤显祖写信，就曾较为详尽地流露过自己当时的真实思想。
“作吴令，备诸苦趣，不知遂昌仙令，趣复云何？俗语云‘鹄般白，鸦般黑’，苏州着名风景区，当年吴县县署就在这附近。
由此推之，当不免矣。”在这样不无自嘲与戏谑色彩的开场白后，他举出一位历史上的大人物陶渊明作例子，抚古思今，自剖心迹：“人生几日月，长林丰草，何所不适，而自苦若是？每看陶潜，非不欲官者，但欲官之心，不胜其好适之心，丑贫之心，不胜其厌劳之心，故竟归去来兮，宁乞食而不悔耳。”最后，他以精神胜利者的口吻告诉汤，自由是人生第一要义，这就是为什么庄子要在他的书中将《逍遥游》列为首篇。他得出的结论是：“弟观古往今来，唯有讨便宜（自由、闲适的意思〕人，是第一种人。”
明代山人的代表，地方缙绅，袁中郎辞去知县一职，部分原因就因为得罪了此人。
也就在此信寄出后不到两月，明代政治舞台上的一出好戏，或称闹剧，终于迫不及待地上演了，甚至是在尚未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拉开了帷幕。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将发生于公元一五九六年春天的辞官事件形容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应该并无多少夸张之嫌。一方面是精神火焰召唤下对自由生活的企盼与向往，一方面是同僚劝阻，士民挽留，上司生气以及清议的不以为然。从当年三月递交辞呈到次年初春始获恩准，整整一年的焦头烂额和寝食无安，事情的难度、复杂性以及所承受的压力显然都超出了他本人原先的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