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此前有他的朋友李贽、陶周望等的成功个案可供援引，袁一开始使用的借口也是家中老人生病需要伺候什么的，后来听说上面扬言要核实，一下子慌了，连忙改口说自己得了重病、并且声称巳到了奄奄待毙的程度。同时私底下又通过各种关系求情请托，希望主管领导和北京方面能够恩准。但他的顶头上司苏州知府孙成泰也不是个好对付的人物，你说祖母詹氏生命垂危，我立刻派人到湖北老家去查你，你说自己身患绝症，我向应天（江苏）巡抚赵可怀汇报，让他派镇江副市长吴化以探视为名前来，看看这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到了后来，袁看看自己先后使出的这些招数一点用没有，时间过去大半年，而事情总这么拖着看不到解决的希望。牛脾气也一下上来了，不惜以身试法，来他个先斩后奏，租了几辆大车，把老婆孩子丫头老妈子提前送走了，然后向上司发出最后通牒，扬言再不答复的话，那就不客气了，也不管你到底同意不同意，老子把大印在办公桌上这么一放，就要跟你说拜拜了。从他最后摆出的这破釜沉舟、形同拼命的架势来看，可以想像其内心对仕途红尘的厌恶与恐惧，巳到了何等程度。我的一位学者朋友喜欢将袁这期间的形象戏呼为男性祥林嫂，称得上是个相当准确而精彩的比喻。即使对此事的来龙去脉缺乏了解的人，在读了以下这些写给各地朋友的叫苦连天的信札后，相信也一定会发出会意、理解的一笑：
“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明寒暑矣！何也，钱谷多若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若蚊虫，官长尊若阎罗。以故七尺之躯，疲于奔命，十围之腰，绵于弱柳。每照须眉，辄尔自嫌，故园松菌，若复隔世。”
——致沈存肃博士
“走萧散无用人也，一入吴县，如鸟之在笼，羽翼皆胶，动转不得，以致郁极伤心，致此恶病。大抵病因于抑，抑因于官，官不去，病必不痊。”
一一致朱一龙司理“作令若啖瓜，渐入苦境，此犹语令之常，若夫吴令，直若吞熊胆，通身是致湘潭知县何起升“弟近日宦情，比前会兄时，尤觉灰冷。巳谋一长守丘壑计，掷却乌纱，作世间大自在人矣。少时望官如望仙，朝冰暮热，想不知有多少光景，一朝到手，滋味反俭于书生。譬如婴儿见蜡糖人，啼哭不巳，及一下口，惟恐唾之不尽，做官之味，亦若此耳。”
致李维标典簿“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人苦令邪？抑令苦人邪？”
致安福知县杨适筠“谁不乐做官？弟有至情万不得巳者，虽为亦无味耳。食无味，儿女子皆知吐之，官无味而不知吐，必且呕哕随之，至今身命俱丧无后巳，此不肖日夜所痛心者。箭既离弦，无返回势，幸时察”。
一一致吴县徐琴函
“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苦哉！”
——致丘长孺
有时候，依靠耐心的去表存里的方法，我们或许可以在文字背后找到更多的发现。任何或多或少影响后来文学进程的作品，通常看上去就会显得别具一格、不同凡响。比如此刻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书信是明代散文的杰出部分，这一点现在应该没有人会怀疑。尽管如此，如果一味相信作者出色的语言技巧掩饰下的那些可怜巴巴的陈述，将他所谓的挂冠归隐与公元四世纪的贤者陶渊明等同起来，仍将被证明不免过于天真与轻率。
从表面看，性情萧散不耐政事繁杂似乎是袁下决心辞职的惟一理由，但私底下却有着相当复杂的因素。比如当时县城里有关他艳事的谣传。在此前发生的“花山讼案”中与上司、同事因处理意见相左引发的矛盾。一向维护他的苏州知府孙成泰的突然去职，致其一下子失去了官场中的靠山。其中尤以平时自以为是、夸夸其谈，无意中得罪当地名闻天下的两位文学前辈王百谷、张幼于一事最为势恶境迫。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在一封致从前受业恩师王以明的信中，袁扬言“吴中人无语我性命（佛学）者，求以明先生一毛孔不可得，甚哉！夫吴中诗画如林，山人如蚊，冠盖如云，而无一人解语。一袁中郎，能堪几许煎烁？油入面中，当无出理，虽欲不堕落，不可得矣”。学生给老师戴戴高帽，说上两句好听的话，那也是人之常情，但坏就坏在不该拿自己治下的文艺界的同志来垫背。此事不知怎么一来传开以后，在当地文人圈子里立刻激发了普遍的愤怒。而王张二人作为苏州士林的领袖人物，自然很难让他们在这样的轻慢与羞辱面前保持沉默，除先后来信严词相责以外，暗地里很有可能还动用了各自的政治关系，进行回击与发难。
可以想像如此险恶情势下袁的尴尬与窘迫。其间写给各地朋友的书信里自然牢骚满腹，一会儿称：“楚人仕吴者若云，独弟以不才，为鬼神所罚。弟性亢藏，不合于世，罪过丘积，眈眈虎视，谁能厚我者？”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一会儿又为自己开脱：“一切文字，皆戏笔耳，岂真与文士角雌较雄邪？至于性命之学，则真觉此念真切，毋论吴人不能起余，求之天下无一契旨者。俗士不知，又复从而拨之，可笑哉”等等，说的应该就是这件事情。从他后来及时给张幼于（献翼）写了封近千字的长信辩白解释，同时主动与王百谷（樨登）修好，继续保持往来这些事实来看，采取的应该还是理智、低调、息事宁人的态度。但以他的性格与脾气以及视天下若无人的狂傲自负，能够这样委屈自己，不是事情巳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很难想像他会这么做。在原本巳经为政务忙得晕头转向的基础上，再加上这些倒霉事儿，你让他怎么受得了啊？几年来勉强维持住均衡的生活天平，因这突然的打击一下子失去了比重、并最终向背离现实的一端加速倾斜过去。
在吴县的政治生涯是袁一生中的一个隐痛，当时他是显得如此心灰意冷，以，至整天躺在床上都不想起来。由于递上去的七封辞呈一直不见批复，最后居然连作为朋友兼上司的苏州推官（副市长）朱一龙，也成了他发泄怒气的对象，既抱怨此人对这件事周旋、出力不够，又以极度夸张的语调向他发出紧急呼救信号：
“走病实不堪劳，劳则发动，性命敢作儿戏乎？数日内闻赴阎王之招者数人，王子声死，李丹阳亦死矣。病吏那得不求去也，万惟从臾令得早离任为幸。与明公交沥肝胆，若重官而轻下吏之命，恐非明公厚故人意也。恳切！恳切！”半年后的一五九七年初春袁的辞职书终于获得朝廷批准，但那时距他扔下乌纱帽自动离职而去，巳有两个月的时间。
两年前，当袁风风光光出京、一屁股坐上背后壁上挂有“明镜高悬”巨匾的吴县正堂那把交椅时，尽管意识到未来繁杂的政事有可能影响自己的生活与写作，因此内心难免怀有几分担忧，但总的说来感觉还是相当不错。何况他对自己的才华与天赋又是那样满怀信心，以至上任不久后就得意洋洋告诉他同样在外省做知县的老朋友汤显祖：“作令无甚难事，但损得一分，便是一分才。彼多事者，非生事即是不及事耳。吴地宿称难治，弟以一简持之，颇觉就绪”。同时，在向精神老师李卓吾报告行踪的信中，同样也是一派踌躇满志之态，称“作吴令亦颇简易”，
“令吴无甚难事，无奈近日归兴浓何？”
其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要数与三舅父龚伯敏讨论官场感受的那封长信了，信中他先是毫不客气地把自己猛吹了一通，称：“令吴只得个不忙，无他受用。”然后又以相当严肃认真的态度推出他的所谓持中之论：“今之称吴令者，见乐而不见苦，故每誉过其实。而昔任吴令者，见苦而不见乐，又不免畏过其实。甥意独谬谓不然，故虽苦其苦，而亦乐其乐。想尊者闻之，必大有当于心矣。”言语间顾盼自雄的神色溢于言表，潇洒得一塌糊涂。然而有意思的是，当这些话的余音还在县府大堂的雕梁画栋间回旋、来不及完全消散，吴县的老百姓却发现他们的知县大人早巳眉头紧皱，在上司面前抢天呼地、叫苦不迭，吵着要卷铺盖回家了。直到晚年，袁对自己在那里的这番经历还始终深怀怨毒，在写给他的继任者、后来担任山东曹县知县的朋友孟习孔的信里，他除了又一次使用自己发明的那个意味深长的比喻“吴中犹阱也”外，还再三宽慰对方，自己与他能从这样可怖的政治深渊里全身而退，巳不失为不幸中之大幸了，因为“聂令（昆山知县聂云翰）之去任也，疽发于背。江令（长洲知县江进之）之去任也，毒攻其胸。不肖与门下幸有此身，亦足自快矣，而敢望其余？”
浙中山水的清幽与天然明丽一向是古代诗文里的不倦话题。从杭州到绍兴、五泄，再到曹娥、剡溪两岸的水光岚色，造物的毓秀与神奇以原始的、令人赞赏不迭的方式表现出来。何况时间上又适逢杏花春雨的江南早春。很显然，这是一幅与在苏州时险诈庸碌的官场生活截然不同的风情长卷。对于其时“乍脱官网，如游鳞纵壑，倦鸟还山”（《致朱一龙司理》）、把妻儿奴婢寄居无锡朋友家中，俨然李白第二，怡然出游的袁某人来说，将其间的变化譬之“割尘网，升俗毂，出官牢，生佛家”（《致冯秀才其盛》），倒也算不上有什么夸张。
当时他的行踪大致是这样的：万历二十五年初春辞呈正式获准后，立即以最快的速度赶赴杭州，与相互慕名己久的陶周望、陶周臣、汪仲嘉、方子公、虞长孺、虞僧孺等浙省文坛的衮衮诸公见上了面，彼此惺惺相惜，诗酒言欢，自然其乐无穷。几天后由陶氏兄弟相伴畅游越中，盘桓天目、会稽二月有余。其次溯新安江至徽州，饱览黄山、齐云秀色。返途中又在杭州居停，闲游。然后回到无锡探视家眷。又先后去南京与扬州两地寻访朋友，行吟啸傲，总共花去了大约一年多时间。将自己纪录此次行程的作品定名《解脱集》，显然蕴有对过去生活的厌恶与否定，以及精神重生之意。
当年秋天当昆山知县聂化南收到袁寄自旅行途中的短札，只见他的旧日同僚在信里简直就像是乐疯了的样子：“畋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界，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弟巳安排头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遥缠外人矣。”而镇江推官吴化因袁托病辞职期间曾奉命对此进行核查，关键时刻帮了不少忙，也算是有功之臣。在他事后收到的来信中，除了一派洋洋自得之情同样无法掩饰外，袁还向他透露了一路上的收获与观感：“所可幸者，过越，于乱文集中识出徐渭，殆是我朝第一诗人，王（世贞）李（东阳）为之短气。所可恨者，杭州假髻太阔，绍兴搽粉太多，岳坟无十里朱楼，兰亭一破畋亭子，袁中郎趣高而不饮酒，潘景升爱客而囊无一钱。其他浪游之趣，非笔所能描写，兄见帖自当会之。”
在信的结尾处，袁甚至还这样豪情万丈地向他夸口：“弟尝谓天下有大畋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不在其中山水朋友不相凑，一畋兴也。朋友忙，相聚不及，二畋兴也。游非其时，或花落山枯，三畋兴也。弟兹游可谓兼之，岂非前生投缘哉！”当然，没有任何人敢相信，包括受信一方的聂吴两位在内，几个月后当他们表示仰重与钦佩的回函才刚刚发出不久，寄件人的身影巳如其时流行的小说《西游记》里的主要人物孙悟空那样，突然间摇身一变，抛下山阴道和严子陵钓台，竟然巳兴冲冲出现在通向京师的平坦的官道上了。
同样，对于万历二十六年秋天慕名来访的那些外省文人，当他们被告知如果想要见到心目中这位仿佛口吐莲花、足蹬烟霞的世外高人，其拜见地点巳非天目的绝顶，五泄的水边，而必须是在甲胄森严的北京中央政府属下顺天府学教授宽大而气派的办公室里时，又该是怎样让人震惊且哭笑不得的事情。好在多年来的历史文化历练早巳使我们对中国文人矫情、夸饰、言行不一的行径有了足够的了解。否则的话，即使你是央视脑筋急转弯栏目的冠军获得者，我敢担保在这样神出鬼没的变化面前，恐怕也一定会被弄得瞠目结舌，呆如木鸡。
青藤书屋位于绍兴城西一条幽深细长的巷子里，虽然一直以来由于其庭园逼仄，加上处地略偏而为一般粗心、马虎的游客所忽略，但对于中国的文艺术手法别具一格，想必是性情使然。
来说，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当地所存古迹中文化含量最重的。这不仅因为这里曾是袁所推崇的明代着名诗人徐渭的生前居所，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此人在当时主流社会中的另类身份：卓尔不群，愤世嫉俗一一这一点想来应该很对袁的胃口。说起这里头的结识过程也相当有意思，事实上当袁逗留绍兴期间在陶周望家里初次读到徐的作品时，其时距徐辞世差不多巳有两年时间。
根据袁后来所作《徐文长传》里的自叙，事情的缘起与经过似乎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余一夕坐陶太史楼，随意取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烟煤畋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阙编》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童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看得出来，在徐被从故纸堆里发掘出来以前，包括陶周望兄弟在内的本省文坛成名人物，对自己身边这位乱世诗人的文学天赋事实上并无多少了解，这应该很容易让袁产生类似伯乐千里马那样的良好感觉。
从他事后到处向人吹嘘，噪噪不休这种劲头来看，内心显然为自己的鉴赏力得意无比。比如他先是切嘱陶要注意搜集散佚文稿，并说动绍兴推官孙应时答应筹资出版徐的全集。接着又请李贽的密友、时以兵部侍郎衔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的梅国祯为徐立传。他甚至冒冒失失向有一代宗师之称的礼部尚书冯琦直截了当推荐，称自己“于近代得一诗人曰徐渭，其诗尽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长吉（李贺）之奇，而畅其语。夺工部（杜甫）之骨，而脱其肤。挟子瞻（苏轼）之辩，而逸其气。无论七子（前七子，明代重要文学流派），即何（景明）李（梦阳）当在下风，不知师曾见其诗乎？”言下之意自然是表示自己位卑言轻，要冯站出来登高一呼，引导舆论，以期在文学界和公众视线；；中产生一言九鼎之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