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风度与做派固然依稀有唐人遗风，但从后来发生的事实来看，文坛中人对此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虽然对徐文长诗写得好这一点不持异议，但普遍感觉也没到像袁所说的那种程度。包括上述信里提及的四人中除陶受嘱后的具体执行情况未明外，其余三位所持的态度大多暧昧、敷衍，或一味谦辞，或干脆置之不理。
我们现在读到的《徐文长传》是袁在迫不得巳的情况下自己动手写的。如果打算详细探究这里头的原因，大概不外乎以下两种可能：
一是徐的诗文固然才艺俱佳，但绝非如袁所形容的那样巳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二是鉴于对袁生平好为大言、无论好事坏事均喜刻意言之这一脾性的1深刻了解，因此也没人认真拿它当作一回事情。当然，袁生前对自己这一明显的性格缺陷从未有过深刻的认识与反省。
在几年后致友人的信中，我们发现他对此事尽管一直耿耿于怀，深感沮丧与愤怒，但其内心深处却从未放弃过努力。信的结尾一节是这样的《广庄》是弟去冬所作，《瓶史》乃今春着得者，俱附上请教。《徐文长传》虽不甚核，然大足为文长吐气。往曾以老年着述托孙司李（推官的别称，指绍兴副市长孙应时)，久不得报，恨恨。兄幸令侍者录一纸送司李处，渠当留意矣。”
现在我们有必要将叙述的镜头再次聚焦苏州。虽然那里的风月烟花，丝竹弦管是袁一生政治生涯中的滑铁卢，同时其地刁顽的民风、奸诈的吏习也一向令他头痛不巳。但是，由于公元一五九六年深秋由这儿偶然发往松江的一封短札，从此将他的命运与明代历史上一桩有名的公案牵扯到了一起。
袁中郎推为“本朝第一”的诗人徐文长。
尽管作为受信人的董思白（其昌）是当时着名的书画大家，但信件的主要内容却一直围绕着一本其时刚以手抄形式出现、并立即在主流知识分子圈内流传开来的小说：“一月前，石篑（陶周望）见过，剧谈五日。己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游竟复返衙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兄耳。《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毕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由于此前十月初董其昌自北京回家乡松江，途经吴县拜访袁时，刚巧碰上后者正为辞职一事躺在床上装病，自然不便相见、并予以应尽的地主之谊。
考虑到为此事袁曾立即致书董表示歉意，从语气及内容上来分析，与其说这封信是对董赠书所作的礼节性作复，不如说更像是惊喜之余操管急书，迫不及待向对方倾诉自己的阅读感受。弄清楚这一点也许相当重要。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信中有关《金瓶梅》的那段话，依然是这部传世巨着见诸世人眼中最早的文字记载。由于此书的作者问题一直是文学史上一个吸引眼球的话题，几百年来大大小小的考据家无不将此奉为圭臬，他们据此推断袁手头的抄本得自董处这一结论应该可以无疑，但我更倾向于认为是从陶周望处看到并转抄的，而非直接由董所寄。令人遗憾的是董当初接到信后一直保持可疑的沉默，有关这部书的作者问题也就从此成为一桩疑案。此后袁手头的抄本又分别转借吴中名宿王樨登与三弟袁小修，明代大书画家，《金瓶梅》最早就是从此人手里流出。
最后落到了时任广西布政使的同年进士谢肇的手里。
据谢先生所着《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里所述，“余自袁中郎处得其十三”，由此可知袁生前其实并未读尽全书，不过仅弄到大约三十回左右。尽管如此，他在快读之余巳一再称其为“奇书”，并在《瓶觞》一书中将它与《水浒传》相提并论，标榜为中国小说两大奇观。直到晚年隐居家乡公安时期，尚觉余甘在口，念念不忘。由于谢借去后一直没有消息，这不免让多次打算重温的袁深感恼火。到后来干脆拉破脸面，写了封措辞强硬的信去追讨，责问他的这位老朋友：“《金瓶梅》料巳成诵，何久不见还也？”简直就是一副声色俱厉，马上就要打上门去的样子。
以在目前国内各大媒体上做轰炸性广告的规模与力度，不厌其烦地宣传自己决意绝弃功名，回归山水的人生理想，仅仅一年以后就灰溜溜除下尚未暖身的鹤服羽冠，将一顶耀眼的乌纱重又戴回到头上一一这样的狼狈与无奈，想来不仅是令袁自己一一甚至他所有的熟人与朋友，都难免为之脸红。虽然我们巳知道这位言行夸饰的公安派领袖之所以落到如此尴尬的地步，原因之一在于他素所敬重的兄长、时任翰林院编修的袁伯修对他的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同时，经济上的压力，即支持所谓闲适生活的基础，包括抚养家小所需的费用，也让他只要一想起来就苦恼不堪。
尽管自己走到哪里都有人请客，但老婆孩子的吃饭问题，总得要有人替她们解决吧！在这样狼狈的情况下，被迫放弃诗人的浪漫，接受家庭的安排，到北京中央政府担任一名无所事事的闲官，虽然多少有些委屈自己，也不失为折中之举。何况他天生具有的那种能把死人说活、活人说死的高超本领，也在关键时刻帮助他很快适应了环境。瞧，这不是又吹上了：“教官职甚易称，与弟拙懒最宜。每月旦望，向大京兆一揖，即称烦剧事，归则闭门读书。蹄轮之声，浃旬一有之。近颇有一二相知，可得快语者，又衙斋与城东北湖水近，多大刹（庙宇〕，蓟酒虽贵，时亦有见饷者。观此数事，弟之情景，岂不百倍吴令也。”还是在刚到京师不久写给于他有恩的故人吴化的信中，担任北京教育局长没几天的袁这样介绍他在新单位的情况。然而，几乎与此同时，他的朋友工部主事范应宪拆开袁托人捎来的短简，读到的却是与上述描述截然不同的一幅生活画卷：“弟碌碌无可述者，入山不深，出宰不效，不得巳为糊口计，只乞得一片寒毡，而京师烧桂煮玉，终不免冻馁妻子。及门之徒，原思（孔门弟子中贫者）颇多，端木（孔门弟子中富者）颇少，弟将何以为策哉？”欣喜与悲观，得意与忧色、一种身体，两副嘴脸，看来公元一五九八年冬天在北京的袁虽然工作性质变动了、由行政官员转为学官，但以往言不由衷、信口胡扯的积习却似乎没什么改变。
也许，只有在与生平为数不多的二三知己的通信中，才能让我们了解到一点他的真实境状。这里的一个可靠文本是当年春节前向梅国祯透露朝廷人事变化的那封信。内中“教官美处，诚如来札，但所云不足者，亦自有说。昔在吴县，妻妾衣食粗足，然或经月不见面，往食虎丘黄鱼，如吃黄土，今食频婆（果）饼饵，不减仙厨。寺院虽不闲，远胜于讼庭，僧虽无可与语，雅于囚徒胥吏，盖人或望尊荣厚实，多以为不足，若真看作隐居之地，未有不足者矣”等语，说得坦率、持中，算是让我们有幸听到了一些真话。
不过看得出来，在北京几年的京官生涯尽管闲适、平静，实际上并没能让他真正安下心来。首先，这里的政治土壤同样也由繁文缛节，奸诈、腐畋与贪婪等构成，与在苏州时不可能有什么两样。其次是文学势力上的单薄，公安派虽说创自湖北，主要同盟军却是在江浙一带，这让他时常产生知己难觅的感觉。再者就是由于他的名士派头和好说大话的脾气，同僚间的轻慢与非议又如何避免得了？
作为一名老资格的理想主义者，我们将有趣地发现，在袁的个人世界里，山川清丽，人物俊美，但只要现实的锐角一旦切入进来，立刻就会惊颤、动摇，显示出其极度脆弱的本质。有时甚至只需一点微小的声音一一比如上司的鼻息或金吾净鞭的响声一一就能让他一整天都感到心神不宁。因此，真实的答案也许在于，袁在北京构建新的、有别于以往的现实居所时虽然使用了物质的材料，由于样式和整个建筑方案的抱残守缺，结果却被证明依然只是一座精神堡垒。
“仆作知县，不安知县份，至郁而疾，疾而去而后巳。既求退，复不安求退份，放浪山水，周游吴越，竞岁志归。及计穷橐尽，无策可以糊口，则又奔走风尘，求教学先生。其趋弥卑，其策弥下，不知当时厌官何意？”公元十六世纪末在北京，袁写信向他以前的上司，原苏州府推官朱一龙这样沮丧地自陈心迹，并追悔自己从前的轻狂和自以为是。那段时间里，由于长兄袁伯修遽尔逝世以及一生最好的朋友兼师长李贽在狱中的突然自杀，他的内心一直沉浸在巨大的失落与悲痛之中。包括顺天府的教职，事实上也巳经被他以请治丧长假的借口变相辞去了。
此前在给昆山顾绍蒂的信中，袁坦然向这位从前的好友承认：“不肖况味，复似在吴之日，羁绁一官，如触笼之鸟。”当时袁在京师确实有从前的噩梦再度降临的感觉，虽说朋友不少，但讨厌他，不满他生活做派和文学思想的人同样的多。来自家庭的压力因长兄的去世逐渐减轻，这使他对安排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加上那时他在京师惟一的赏心乐事一一那个由意气相投的朋友自发组织的文学团体葡萄社，也随着其中几位主要人物或外放或辞世宣布草草收场。因此，再度打算淡出官场生涯、行云流水，这个决定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所不同的是，相比当年寄身山水林石，浪游啸傲，这次能安安分分回到家乡住下来，读书写作，也算是有了很大进步了。在此后长达六年的号称二度归隐的漫长生活里，袁痛定思痛，对自己的天马行空，轻视现实力量的人生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与内省。“上之欲如梅（福）陶（潜）诸人，掷冠投裾，既不可得。下之欲擅趋蝇赴，甘官途如美女，如世人之稔为，而又不可得”，他这样沉痛地在私人信件里向一位朋友倾诉。最后反思自己多年来的失畋经历，得出的一个着名结论是：“一身骑两头马，此其所以益苦也！”
在经历了中举、做官、退隐、浪游、官场冷热和良友零落以后，这个有关一位明代着名才子的故事将不可避免地要在他的家乡公安县临近尾声。在那里，从一六零一年到一六零六年，袁的基本生活状态是着述与旅行。当然，如果他有三弟袁小修写《游居柿录》那样良好的心态与勤奋，那么像南京、仪怔、武当、桃源、庐山、襄阳这些地方的山水和人情，将与他的全集一起在文学史上留下更多的声音。遗憾的是，这不过只是一种期望而巳。事实上当袁自京师心灰意懒地回来以后，创作上一直处于沉寂与低潮，甚至连他的拿手好戏一一代表公安派艺术主要成就的那些出色的书信，也好长时间没见他动笔了。
惟一值得庆幸的，也许只是人生历练上的成熟。往日的疏狂与矫饰似乎巳从额头的皱纹里消失，代之以一种秋天湖泊般的深邃与宁静。这在他其时偶然兴致来时的一两通书札里尤其有着本色的表现。如果说年轻时代对佛学的痴迷还带有某种表演色彩和标新立异的话，那么此刻他终于开始学会用心灵去感受与领悟了。他告诉京中的旧友，自己这几年在日常生活中除坚持素斋外，连“生平浓习，无过粉黛，亦稍轻减，即有时对清歌艳舞，亦如花鸟之寓目，当礼部主事吴本如来信问他是否因自命清高不肯出来做官时，袁当即写一长信相当诚恳地告诉对方：“弟此时实当出，所以迟回者，实迂懒之故，非真不爱富贵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又曰：‘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将知爱富贵如此之急，而辞爵禄如此之难，弟亦何人，欲作孔子以上人耶？兄谓弟饥寒所迫，一渐不忍，以此鞭（策）弟，使乐就升斗（混口饭吃）则可，若云趁此色力，勉就勋业，俟功成之后，渐谋绿野（裴度）香山（白居易）故事，须先与阎罗讲明始得，弟不作此痴想也。古人进退，多是水到渠成，愿兄亦勿置此念胸中。居朝市而念山林，与居山林而念朝市者，两等心肠，一般牵缠，一般俗气也，愿兄勿作分别想也。弟明春将从水程北来，秋清或得抵掌。弟不能拍浮（饮酒)，六安茶佳者，贮一二十瓶，供清谈中用，如何？”
柳浪馆位于湖北公安县城南着名的柳浪湖边，是袁晚年尽一生所蓄为自己营造的一座类似王维辋川别业那样的精神居所。这里虽然地属楚界，水阔天长，但所有到这来做过客的朋友，都有幸发现其地景色相当难得地带有几分江南风味。尤其是在乳燕穿柳、南风熏人的春末夏初，“长杨万枝，柏千本，湖百余亩，荷叶田田，与荇藻相乱。树下为团瓢，茶瓜莲藕，取给有余。《致萧允升庶子公）
自几年前兄长伯修谢世以后，袁一直以守柩为名赖在这里修身养性，着述自娱。其间虽有几次因“登山临水，终是我辈行径，红尘真不堪也”（《致小修》出外浪游解闷吊古访友什么的，大多时间都呆在家里内省与冥思。一六七至一六九年间他迫于父命、不得巳又去北京做了两年闲官，但有幸的是，出于本人主动要求加上朝中相好大佬的出力，基本上都是以放外差（相当于现在打着检查团之类招牌的公费旅游）的方式消磨掉的。
在河南辉县他旅行途中兴致勃勃考证地名，告诉一个当地朋友“近辉有黄花山，为太行异境。元人诗云‘黄花山上知名寺，荆浩关仝得意山、即此地也，也即所谓林虑山也”（《与王给事》而那次奉命典试陕西，等于又为他免费提供了畅游华山的绝好机会。“宿华山绝顶两夕，天无纤翳，地绝万窍，一木一石，无不饱观，可谓生平之奇遭。”“坡公曰：‘河豚拼得一死’，若落雁峰，可值百死也”。在分别寄给陕西按察使汪可受和陕西提学副使段徽之的信中，他这样豪情万丈地写道。然而叫人不敢相信的是，正当一个相对真实、大气，心境澄明的袁中郎以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时，由于多年来声色犬马的放纵生活，加上文学上的呕心沥血，他物质世界里的生命却只剩下了不到一年时间。有关这位明代中期最杰出的才子的整个染病经过以及临终前身体所承受的巨大痛楚，有兴趣的读者尽可在他三弟袁中道《游居柿录》里读到详尽的记载。此书还以相当笔墨提到他临终前不久在沙市临长江边买地筑楼，楼名砚边（一名卷雪），打算作为自己的静心颐养之所一事，可见其事先对自身即将降临的生命灾难一无所知。
尤为令人动容的是，与他公元一六一年九月六日以四十三岁的英年黯然辞世几乎同时（只相隔两天〕，他的第二个儿子呱呱坠地了。我们以下读到的这封信是袁写给一位京中故交一一当时担任荆州税务局长的沈伯函一一向他通报自己离京后的近况的，其中有云：“居长安两年，无他乐，独司功（沈昔时官职）聚首，日夜剧谈为佳耳。弟归来便杜门，如逃学小儿，见人便缩。所居去江无百步，新构一小楼，当其胜处。江水日夜鸣，云奔海立，雪色天际，松滋诸山，如在几案。
老杜诗云：‘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此语似为弟设也。许时不见邸报，不能作朝事一语……署中兄弟烦为致声。暑中耽凉太过，一臂遂痛，不能一二具裁。南鸿倘便，时惠好音。”根据内中“暑中耽凉”云云，加上对《游居柿录》卷五有关章节的研读，可以基本断定作于当年的七、八月间，也即距他患病逝世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当然，对于袁，这是他的生平绝笔。而对于这篇文章的读者，这也是他在这里所能读到的最后一封明朝来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