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余怀一样夏袭葛披，冬天穿着厚厚的裘皮华袍的遗民，准遗民整天厮混在剧院或妓楼，他们有舞台优伶的雍容儒雅风度、爱吃螃蟹和河豚，喜欢对色情开着各种机智的玩笑。他们讨论剧本，研宄食谱，征选歌曲，出任各种选美活动的评委，戏剧+性+生活享乐——这是他们友情的基础与纽带。
余 怀
清初着名诗人、学者。字澹心，号曼翁，又号曼持老人。祖籍福建，后随父于明末迀居南京。其为人风流倜傥，才名震江南。明亡以后不仕不隐，寄迹山水、诗酒、旅行，漂泊往来于南京、扬州及苏州一带。自称大明遗民，与吴梅村、尤侗、李渔等为至友。一生所遗着作颇多，有《板桥杂记》、《味外斋文稿》和《研山堂集》等三十余种。其中最有名的系《板桥杂记》一书，记述明末南京秦淮旧院诸名妓的生活和见闻，情感凄怆、文采艳丽，资料翔实，后人述及秦淮八艳，董小宛、柳如是故事多取材于此。
一个由丝绸、瓷器、太监、指南针、火药与房中术构造的春天突然毁于一场风雨。一架显赫、威严的国家机器顷刻间如出土的古陶一样碎裂。一团燃烧的明亮庞大的火焰无声漫漶出大水。一座上演党社倾轧、宫廷内讧、权力争斗的舞台最终成为审判它自己的祭台一一这是熟悉历史的人士对发生于明末甲申、乙酉年间那一段扑朔迷离、奇峰叠起的史实一般所持的观点。由于它的开始与结束都来得那样迅疾而不可思议，像一场突然的雪崩或事先没有预告的地震，以至这个古老、腐朽的国尿中所有的人，包括它的皇帝、臣僚、百姓、士绅以及知识精英阶层，都来不及从富国强兵的虚拟神话中抬起头来，朝他们血肉相依的祖国再深情地望上一眼，甚至来不及为它唱一阙挽歌或洒上几滴沧桑而悲痛的泪水。
没有人能够逃脱国破家亡、河山蒙羞的不幸命运。是的，同时也没有人能够真正有效地反抗它。北京帝国的政治舞台在历经同室操戈、群雄逐鹿、铁骑践踏的悲惨一幕后，终于丝竹鼓钹交响、宣告新剧正式上演。到处是饥民、车马和挈家鼠徙的逃难者的队伍。东长安街两旁的裁缝因一年中反复改制上朝的吉服，从而发了大财。通往雍和殿的白玉台阶上挤满悲喜交集、诚惶诚恐的新官旧僚和颂赞的诗篇。而天安门城楼绣有浄狞青龙的那面旗帜，巳不可抗拒地成为一个新的时代最醒目、骄矜的标志。
阉党。复社。袁督师。七大恨。闯军义帜。蓟辽血战。将军冲冠一怒。而皇帝泪流满面吊死在煤山的古槐上。桃花扇底的南朝。柳敬亭书板背后的江山。这些仿佛电影蒙太奇的镜头曾作为现实的血淋淋的触角，现在却静静沉淀在被剪去头发的记忆深处——纹丝不动——犹如老僧入定。没有人再试图去以血肉之躯抵挡箭矢与斧钺。是的，同时也没有人再愿意以死节去祭奠那个鄙夷知识、践踏文明的昏庸王朝。
即便是在被誉为反清复明大本营的苏州一带，据清末发现的无名氏《吴城日记》记载，自一六四五年六月初三日清军入阊门，三天后就出现“城内外百姓相约，每图（相当于社区）为首一人，手执黄旗一面，上写某图民投顺大清国，余人各执线香，争往大营纳款”的踊跃场面。不到两年，由士绅乡民自愿捐资建造的当地占领军最高统帅都察使土国宝的生祠一一作为百姓感戴郡守政绩的最高表现形式一一巳巍然屹立在虎丘李公寺之右。
江南抗清领袖顾亭林顺治年间的突然过江北上，据当代学人王春瑜先生考证，也并非前人所谓为联络义师颠覆清廷，而是试图通过对北方地貌、山川、吏治、经济、物产等的综合考察，将研究的成果提供给他在北京新政府里巳担任重要职务的多名学生，“直接、间接地为清朝的统治服务”。这样的结论相信对很多人的爱国主义都是一个很残酷的打击，但由于它证据充分，言之凿凿，也只好让人不由得感慨系之。
毫无疑问，同样的景象当然也出现在曾作为六朝故都，无奈巳王气黯然的南京一一而且以更直接也更生动的方式。秦淮旧院入夜低垂的珠帏绮帐、竹帘纱幔深深隔断了前朝的沧桑。河上的灯鼓画船在拂去篷顶的硝烟与战尘后，也大都巳经恢复当年脂香粉腻、笙歌彻夜的盛世景况。柳叶渡口的春宵，丁字帘前的花朝，前度刘郎与王谢燕子纷至沓来，“嫖妓不忘忧国，忧国不碍宿娼”（施康强先生语）的才子名公在熟练掌握发辫的拆结技艺以后，私下里很快又开始蠢蠢欲动。
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信号，顺治七年新朝权贵龚芝麓一掷万金迎娶老相好、名列秦淮八艳之一的顾眉生，其才调韵事大可媲美于当年柳如是之嫁钱谦益，董小宛之归冒辟疆。而吴伟业与卞玉京的恋情虽因吴的矜持与多虑，一时难成其好事，但名士美人芳心暗许，灵犀别通的欢好场面，毕竟也只有在相对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里才有可能产生。因此，乌衣巷至钞库街一带月夜重现的钗香鬓影、投怀送抱的艳景，是否意味着是一个新的开明时代即将到来的某种先声，答案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吧？深谙怀柔之道的满清政权在以武力怔服了一个民族倨傲、虚弱的躯体的同时，也在它的血液与思想里注入了新的活力。而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当然就更不拿它当什么事了，异族入侵、朝代更替这样的事尽管看上去惊天动地，但对他们来说，不过如同一出公案戏里中间的座位上换了个主儿。治人的依旧治人，治于人的依旧治于人。居庙堂之高的依旧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的依旧处江湖之远。
当时代再度以我们所熟悉的速度与方式从容运转，人民安居乐业，商贾熙去攘来。新老儒生继续埋首故纸堆里克己复礼，为三年一度如期举行的会试而努力奋斗，而知识精英、党社魁首经过一段时间的迷惘与失落一一在生命取向与民族气节之间进行痛苦抉择一一也终于羞答答地扯去罩在脸上的道义的面纱，先后走上了与新政府坦诚合作的政治不归路。其中甚至包括像黄宗羲、傅青主这样曾经以抗清领袖着称的知名人物，由于深明大势己去，也逐渐放弃了抵抗。
“自有明既亡，吴中好事者亦弃去巾服，以隐者自命……既而天下荡平，苦其饥寒顿踣，有能初终一节，且老死窗下不恨者，盖实无几人！”作为同时代人的汪钝翁这样尖刻的论调当然出于某种程度的自我解嘲一一为自己明亡不久即在清廷担任刑部郎中一事开脱。但任何人只要有兴趣对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坛作一清点或鸟瞰，就不得不承认他说的完全基于当时的事实一一的确相当残酷一一然而不容回避。尽管在后来的文学史和历史课本中，我们读到的却是满纸犹如平型关或台儿庄那样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和民族英雄。
当明室倾覆后一直像梅兰芳那样蓄须明志，并有幸出现在上述那张“以隐者自命”“初终一节”的人物名单上的余怀，于一六一六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出生于古城金陵、并一直在那里长大时，他在当地人的眼里却依然不能被看作是地道的南京人。这显然与他的移民身份有关。事实上他的老家在福建莆田，仅仅因为走私贩运洋货的父亲在江南经商偶然暴富，才决定在当地置产买宅，娶妻生子住了下来。
根据与他全家几代都渊源甚深的方文《涂山集》里的有关线索，加上李笠翁移家金陵后与他的书札往来，可以大致推断当时他家的位置在城东西华桥驾装巷一带。限于资料的匮乏，不清楚这位洋货巨商的儿子幼时接受教育的程度以及他的一身惊人才学传自何人。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仅二十岁以前他在文坛名气就巳经很大，手边的一个例子是当时名扬吴中的前辈诗人葛一川出版文集时，就曾慕名向他求序。这以后他在明末重臣大司马范景文幕中短暂担任过书记一职，业余时间则与孙克咸、姜如须、方坦庵一帮朋友在他终身就读且好学不倦的名牌社会大学一一秦淮两岸的妓院里厮混。他的性启蒙老师中既有尹子春、李小大、顾喜这样的风韵徐娘，也有顾媚、李香等少年粉头。
崇祯壬午他参加过一生中惟一的一次科举考试。当时他正与秦淮名妓李十娘余淡心的家就在图中的某处。
的侄女媚姐相好。据余晚年自己回忆，那段时间里后者时常喜欢趴在床上以一种民间方式占卦，祈愿他能够一举高中。当然，像旧时代绝大多数才华盖世、命途乖戾的才子一样，这次会试的结果也相当不幸。尽管整件事情只是出于对家庭压力的敷衍，这个自视甚高的年轻人在内心仍然无法原谅自己，以至于“愤郁成疾，避栖霞山寺，终年不相闻矣。”（余怀《板桥杂记》卷上）
乙酉鼎革那年余怀刚过了二十九岁生日。面对清军攻陷扬州，南京城破在即的尴尬现实，江南的巨室大户纷纷南迁，他和全家也只好惶惶加入了逃难者的队伍。在此之前他甚至巳经逃过一次一一躲避李自成大顺国的流兵一一并渡过钱塘江一直到了绍兴境内才敢停下脚步。战争与动乱所带给余怀全家的灾难看来也足够受的。他失去了他的母亲和妻子，还有店铺和部分藏书。惟一可供慰藉的是他的创作状态似乎并没受到影响。当年由汲古阁精刻的他早期的重要作品如《江山集》《甲申集：《五湖游稿》等，几乎全都写于明亡以后的数年之间。
另外，从林佳玑为他《江山集》写的序里所说的“今淡心豪情逸韵，不以衣食累诸公”，以及他平时纵酒、怔色、到处买书，在一次旅行中随随便便“又买一舟，载书画酒茗，以锦缆牵于大舫”（余怀《三吴游览志》）这样的豪绰出手来看，余怀入清后打算效法古贤，吃这玩艺过日子，但坚持了没几天，就不行了。
可以推测他家的财产在战乱中虽遭受到一些损失，但相比一般中产阶级依然毫不逊色。这大约也是他为什么能在此后几十年的遗民生活中，一直能维持不事生产、放歌纵酒的生活条件的秘密所在。
入清以后余怀的表现显然有别于他的同时代人。他为自己设计的人生形象是“暂向西园采薇蕨”“吞声忍恨归山丘”一一一种想像中的效仿前贤伯夷、叔齐的隐士生活，而实际上也就是在南京的家中闲着呆着，诗酒自娱。与统治者采取既不斗争也不合作的态度。仿佛一个现实的盲师或时间遗忘症的患者一一出于某种刻意表演。生活在他眼里有些像是两百年后某些西方现代派名剧所演绎的境界一一既无所谓过去也无所谓将来。
除了依旧去丝竹重整的秦淮曲院里听歌观剧，他的另一项主要生活内容就是不断地寻找各种理由出去游山玩水，通过凭吊山川胜迹，谒访海内耆旧以排遣胸中郁积的块垒。这样的方式虽说不上有什么新鲜，但在当时却是惟一能令他钟情并忘却现实的最佳途径。他的朋友吴梅村当然看出了这位落魄才子的襟怀与故国山水之间那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因此曾把他的这一招数比作“阮步兵途穷之哭，谢康乐凿山之游，谢太傅讽海之舟，韩吏部华山之恸”，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现在所能考证出的他多次频频光顾的城市先后有苏州、华亭、嘉兴、青浦、湖州、海盐和嘉定等。
啸傲。沉吟。濯足沧浪。剪烛西窗。把栏杆拍遍或将风尘倦容贴在道旁的半截残碑上，看来这些都是让一个前朝遗民找回自己从前祖国的最直接的方式。当然，在其余的绝大多数时间，我们将发现包括伎乐、美色、醇酒、甚至娈童在内的世俗欢乐对他仍然有着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如果你是一位慕名拜访的当地文学青年，想要向他请教，不妨到戏院中间的雅座间去找一找。或者一一那就更方便了一一妓院当红粉头的床上。
这期间他还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和他的其他着作不同，《三吴游览志》一书最初仅仅作为私人日记被压在他的枕头底下，死后才偶然由他人发现，并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朋友圈子里流传。考虑到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这应该不是很令人意外的事情。何况书中随处可见的那些悖逆的语句和对文坛权威人物的尖锐批评。尽管余怀不是经常这样锋芒毕露，而且在书的开头部分他交代这本书的主题时，也曾希望把它作为一部纯粹的旅行笔记来对待。（“江山花鸟，洞壑烟云，画舫朱楼，绮翠锦瑟，丽客高僧，以及荒榭遗台，残碑寒驿……若置其身于空青缥渺之间，而不复知行路之艰难，与羁旅之憔悴矣！”余怀《三吴游览志》）
现在看来，这多少有点自我讽刺的意思了。当然，一个想要通过出游逃避现实的人，原则上就像拎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一样愚蠢。
在以下对这个“私人照相簿”式文本的介绍与剖析中，我们将会很快看到：旅行中，
三吴幽绝的山水并非如他行前所指望的那样遮去生活中的阴暗部分，相反，它以一种更强烈也更集中的方式唤醒了他胸中熟睡的故国之情和年华蹉跎之恨。当他以简洁、传神的文字将两者之苏州着名文人，余怀曾为其文集作序。
间的关系刻画出来，一个典型的沧桑、孤傲的前朝遗老形象于是跃然纸上。尽管那一年，他的实际年龄甚至还不到三十四岁。
典型的杏花细雨的江南春天，从南京家里整装出发，又一次扔下老婆孩子以及前不久新置的侍妾。甚至连书僮也不想带在身边，单身上路。斜泊于桃叶渡口的豪华私人游艇中满载着美酒、书籍、琴箫、纸墨笔砚，以及成箱成柜的戏装。这是他每次出门都必须配备的不可或缺的行头。时间是顺治七年（1650)四月初一的早晨。这个具体日期应该为日记里所没有，考证它自然也颇费了一番精力。另外细心的读者还将发现一路上在景点城市与逗留时间的安排上，也显得非常不合理，虽说这次旅行共花费了大约八十来天左右，算是很不短了。但其中有超过一半的时间，他一直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逗留在松江迟迟不肯起身。由于事情的真相后面自有交代，请允许我卖个关子一一模仿一下那些手艺精湛的侦探小说作家一一先在这里设置一个小小的悬念。
在四月六日抵达苏州、叫上那里的演员朋友王公沂结伴同行以前，旅行最初几天他几乎坚持以一天一座城市的速度进行着，而且也不见他说累，可见心情颇佳。寻访故友，饱览山水，随看随记。其形象完全符合我们对一个兴致勃勃的旅游者的主观想像。日记里有他在句容钟无期宅中留宿的记载。丹阳由于是他风月场上的老哥方坦庵的地盘，自然玩得也分外开心尽兴。“忽不知沉疴之去于体也”一一连离家时就染上风寒的病体也霍然而愈，以至半夜三更还要到城东运河边去闹，最后放着方家豪华精致的客房不住，非要拉着陈清持、李俊卿两位买舟共宿才告罢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