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相术的角度而言，应该说陆心源的体貌并无任何异禀和过人之处。但就是这么个貌不惊人的家伙，一生中通过自我奋斗以及善于抓住现实提供的各种机遇，竟把自己从一个鸦片店老板的儿子，弄成从三品的政府大员，外兼名闻晚清着名藏书家。字刚父，别号存斋，晚年自号潜园老人。
陆心源
祖籍临安，出生于浙江湖州。祖上世代经商，年轻时好读书，与同郡姚宗湛、施补华、俞刚、凌霞等相友善。后以捐纳出仕，颇多作为，宦囊丰实，先后两次遭到革职处分。还乡后买地筑潜园，以藏书着述自娱。所积珍贵宋元版本，主要由松江郁氏宜稼堂，同县严氏芳苏堂、刘氏眠琴山馆和福州陈氏带经堂等流出。加上旧有之藏书，插架益富，独步江南。十年间所藏总量达十五万卷以上。其中专藏一百余种宋版书的“订宋楼”为晚清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另其所刊刻的《湖州丛书》《十万卷楼丛书》在近代出版史上也有一定影响。
一只喷吐白烟的呜呜叫的汽轮拖带三条驳船，停靠在城内苔痕深凝的古老河埠，这在今天的江南小城应该是十分寻常的景致。然而对近百年前尚不识机器为何物的湖州市民来说，却显得相当耸人听闻一一既新鲜又神奇一一并引起了普遍的轰动与围观。由于地处商贾云集的县署对面华楼桥堍的月河街口，加上正从沿河那幢素有几分传奇色彩的森严宅第里不断抬出的那些沉甸甸的木箱，非但样子瞧上去古色古香，颇有些神秘，数量更是多得数也数不过来，乃至需要几十名壮汉马不停蹄搬了差不多整整一天，才总算将这事给完成了。细心的看客发现指挥装船的队伍里，甚至还夹杂着几位西装革履、唇饰短须的异邦人士（当地人按习惯称作倭寇）。
傍晚时分装卸工作全部结束，轮船立刻鸣笛离埠朝上海方向急驶而去。机器时代的螺旋桨绞碎古城沉闷的暮色，将惊溅的浪花无情推向两岸的斜阳古渡、渔笛樵唱。湍急的水波里，一个文化旧梦一一在时光中裂成碎片一一化作泡沫逐渐散去。当然，这一点尚只有少数几位深详内情的人才有可能知晓。
对于这座以江南望郡自诩的衰畋古城里的绝大多数士民来说，要等到几天后上海的各大新闻纸上刊出消息，才会得知作为他们的骄傲与光荣、同时也是家乡精神文化一杆标尺的潜园主人陆氏宋楼的四万余卷（准确数字为43996卷）宋元精椠，巳被藏主以十万银元的价格秘密出售给了日本三菱财团旗下的静嘉堂文库。曾与陆家有隙、后来成为浙江书画大家的谭建丞先生当时年仅十岁，那天刚好也由家人携带着钻在人堆里看热闹。傍晚回家以后曾偶然瞥了一眼父亲桌上的历书，如果他的记忆不出差错的话，这一天的准确日期应该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六月初三。
此前两年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有关藏书的出售事项一直在宋楼与静嘉堂之间忙个不停。主事者分别为陆家长子陆树藩和日本资深版本学家岛田翰。尽管后来事件被曝光后面对国内文化界的群情激奋，当事人曾反复强调事情的无奈与偶然性，但从日本平治四年出版的《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一一解题篇》里的相关记载来看，早在一九五年底，作为售书一方代表的陆树藩的堂弟其实就巳在东京主动与日本方面秘密接洽、并由该国宫内大臣田中光显伯爵介绍给三菱重工总裁岩琦弥之助和静嘉堂文库长重野成斋博士。等到次年四月岛田先生看似风雅的中国文化考察成行时，其实际目的巳是到：宋楼现场验货。
五月中旬，在收到岛田翰寄自湖州的藏书目录与评估报告后，静嘉党方面几乎花了近一年的时间，邀集该国着名学者与古籍专家对该项目进行了详尽研究与论证、并最终决定全数购进。一九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前往欧洲考察的重野成斋文库长转道上海，与事先等候在那里的陆树藩秘密会面，正式签下了这份合同。
这是几页沉重的、令人伤感的纸张，以至当时有个别激进者甚至将它与晚清国家主权上的某些屈辱条约相比。
事后，由于岛田翰在所着宋楼藏书源流考》一书里以胜利者自居，对国内藏书界枉加评议，甚至连作为合作伙伴的陆氏父子也不放过，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可以想像，这对中国文化人一贯崇仰的民族自尊该是如何沉重的打击。“意轻疏雨陋芳椒，宾客文章下笔骄。割取书城归舶载，苹风凄绝骆驼桥。”“三岛而今有酉山，海涛东去待西还。愁闻白发谈天宝，望赎文妃归汉关。”着名学者王仪通的一腔忧愤固然感人肺腑，而为搜寻散佚古籍曾先后七次去日本，束腰典衣、勉力赎书的诵芬室主人董授经，尽管作为岛田翰的好友，但在应请为该书出版撰写题识时，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苍凉与悲痛，写下“古芬未坠，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留故乡者”这样伤心到了极致的句子。
董康和王仪通的观点无不展现一种令人须眉贲张的书生本色，并在时人中激起普遍的共鸣。但作为售书事件最直接的受害者，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先生所吃的苦头，可能是其中最多的了。早在此前多年，当他听说号称江南藏书第一楼的丽宋珍刊在主人陆心源殁后不久，就巳渐有弃守之意，由于深恐散佚民间或流入外人之手，私下里十分着急，百般筹谋。他甚至通过学部尚书荣庆代奏清廷，希望政府能拿出一笔钱来妥为收藏，以避免国宝流失。但其时正处于瀛台落日回光返照中的满清朝廷，对付庚子赔款和内外交困的国计民生犹恐不及，又有何闲情顾及于此？在这种情况下，张决定发挥自身力量，联系其他股东倾囊收购。然而当这位前维新人物慷慨激昂、与售书一方进行了多次洽商后，却被告知其售价最低也需二十五万方可成交（开价五十万元）。
这对其时虽说刚进行了引资扩股、但总股本不过十二万的张显然是个天文数字。陆家甚至对这位世交之子所提出的登楼一观的请求，也断然加以拒绝。尤为可恶的是一年后当张得悉全部珍藏将以十万元的低价尽售日人的不幸消息后，于最后关头再次辗转找到陆，表示先以六万现银作定金，并保证余款将在短期内凑齐，同时再三晓谕对方应以民族利益为重。而陆采用的手腕是一口答应了下来，但那是一种虚假的承诺，毫无任何诚意可言。因为就在张满心欢喜而去的几乎三天不到，满载这批国宝的日资上海轮船公司的新式汽轮，早巳在湖州上海两地打了个来回后，经由黄浦江昂然出海，舶载东去，从而让奔波半月、终于筹齐款项兴冲冲前来的张领教了什么叫欺诈与伪饰，以及背信弃义。
宋楼售书这一闹剧就此匆匆收场。然而如果要在尘埃落定的舞台上寻觅事件真相的蛛丝马迹，至少有两个细节有理由令我们产生必要的怀疑。一是经手人陆树藩与管家沈联方分别向家里报称的十万元售价，在日本方面的解密文件里却是十二万元。其中两万元显然有可能作为佣金一一按现在的说法是回扣一一落入了陆树藩的个人腰包。这大约也是他何以敢冒天下之不韪，在同等价格面前坚持要宁售日人、不售国人的秘密所在。另外有个现象也颇反常，很多人对藏书出售前上面所钤图章的杂乱有较深印象，而且都是老三陆树声一个人的，如“归安陆树声叔侗文印，“归安陆树声所见金石书画记，“臣陆树声，“陆树声印，“归安陆树声藏书之印”之类，但事实上在当初这仅仅是为了抢时间一一要抢在张元济筹足款子以前赶紧出手。由于兄长陆树藩那时正坐镇上海指挥，这一紧迫任务于是就落到了在家奉母守书的三弟身上。
四万三千余卷图书的封钤工作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将家里自己所有可用的印章全部翻找出来，找了很多人分别往上面盖，在当时慌乱、紧张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这样的结论尽管多少有点残酷，应该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景吧？当然，在所有当事人均己作古、当年宋楼的缥渺书香也早己化作今天湖州月河街道派出所的呼啸警笛的情况下，惟一深详内情且有发言权的，看来只有街对面白苹洲宾馆（原归安县治所在地）门前的参天古柏，以及重钥深锁在彼邦静嘉堂文库密室里的那些图书了。我想像有一天静夜中它们突然发出声音，犹如哑巴终于开口说话。而在此之前，除了假设，除了推理，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另外再做些什么。
在日本人运书轮船泊近华楼桥堍那幢兼有中西风格的豪宅的七十三年前，那里的建筑规模甚至还不到后来鼎盛期的四分之一，而作为主人陆铭新多年经商家产殷实的全部标志，也不过开在家门口的一另鸦片店和一家商号“恒友”的当铺。同样，当年晚些时候我们文中的传奇人物陆心源在这里出生时所发出的那一声啼哭，带给这个九代经商的单传家庭的振奋与喜悦，大约也仅仅为侥幸得子、以至烟店与当铺的事业可以后继有人而巳。至于苏州的俞曲园在陆墓志里所杜撰的“夜梦宋左丞相叶梦得入怀”什么的，显然是为他后来的意外发迹所精心定制的一件精神纱丽。
如果陆终其一生只是一名烟店老板、子承父业，我敢担保这样的神话在他的履历里就不可能出现。不过我对《潜园遗事》一书中所说的十三岁那年“生父铭新公，欲观心源公心志，建议心源公从祖业习经商烟店，心源公不从，力请继续从学”这一点，倒是有些相信。一个富家子弟不愿经商而爱读书，那也算不上是什么很特别的事情，据此而得出“此儿有大器”这样的结论恐怕倒也不必。
此后，陆一直在当地一位饱学老儒凌少茗先生的督导下研习举业课程，并于二十岁那年正式考取了秀才资格。后来活跃于吴地文坛的古文经史学者俞刚、戴子高、施补华、姚宗堪、凌霞等人，其中多半系他的乡邻或县儒学里的同学。虽然在陆身后的各种传记（始作俑者为俞樾）和介绍文字中，陆的大名时常与上述诸人一起被列入当时享誉文坛的苕上七子的名单。但在姚宗堪《姚子展遗文》施补华《与吴挚父书》《题登高图》、《书姚子展遗文后》等回忆当日同人聚会的文章里，如果谁想找到陆的哪怕一丁点儿踪迹，我相信他肯定会大失所望，知难而退。
咸丰三年曾来湖州短暂讲学的万青藜，是陆一生风云际会的最有力的提携者。此公当时身任浙江学政，又系以内阁学士身份京官外放，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这对其时正急于寻找官场背景的陆家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其间通过一定的关系与努力，而且这位本省的教育文化厅长也不如想像中那样难对付，在他短短几天的行程还没结束以前，很幸运地巳满口答应将陆收入自己的门下。
次年，万卸职回京升任礼部右侍郎，显然跟他交卸前的交代与嘱托有关，新任浙江学政吴式芬大人对陆同样青眼另加。由于吴与咸丰八年继任的张锡庚一般被称作是陆的第二位和第三位老师，从而给人一种由于他才华超群、名动公卿，历任浙江教育长官都以将他纳入门下为荣的感觉。不过这些出诸陆氏后人之口的说法事实上拿不出什么凭据来，从广告学的意义上来说，应该是属于类似“天子门生”那样广义上的称谓吧！
此后六年，陆一直以跻身仕途作为自己的最高人生原则。咸丰年间，由于英法联军入侵以及稍后的割地赔款，加上南方烽火连天的洪杨内乱，朝廷的内库巳严重地入不敷出。自嘉道两朝以来一直低调进行的卖官鬻爵至此终于渐渐转为公开、并随战事的扩大变得越来越明目张胆。但这里的一个严格规定是正五品以上一律须有举人头衔方可交易。胸有大志的陆显然不是那种如邑人沈吾、陈首尊式的小打小闹的人物，于是设法在省试中取得入选资格，自然成了他短期内志在必得的目标。也许命运这时也有意要向这位精明干练、跃跃欲试的鸦片店老板的儿子网开一面，在经历了咸丰五年、八年的两次乡试落榜的失畋后，他终于在次年为庆贺“外夷初平”而特开的江浙恩科中侥幸中式。
当然，如果他潜心学问，将举业进行到底，获取一官半职按理说也不是不可能。但相比从七品知县一级级做上去，捐纳买官显然是更为直接、迅捷的途径。更何况几年后是否真有可能考取进士也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样，对于咸丰九年刚满二十六岁的陆来说，生活至少巳像一座芬芳庭院在他眼前灿烂地打开。如果从月河街口他家那座祖传宅子楼上的窗口望出去，我们将完全有理由相信，他那时所看到的和想到的，除了他自称精神偶像的顾炎武慨然有志于世的清癯背影，恐怕还应该有功名、富贵、封侯拜爵，以及想像中跟这些联系在一起、如同春天河流般汹涌的滚滚钱财。
一八六年初春兴致勃勃的入京，是陆个人履历以及家族历史上的一个革命性的转折。作为那个时代相当少见的具有敏锐经济头脑和现实眼光的年轻人，他甚至等不及参加短期内的贡士复试，就毅然为自己一生作出事后被证明十分英明的重大决定：即通过杂途一一捐纳一一进入他梦寐以求且蕴含无限商机的政界。担任这方面咨询和中介工作的自然是他的恩师朝中大佬万青藜。
从此前他未雨绸缪、设法央人介绍认识丁忧在乡的江苏巡抚徐有壬这一点来看，估计原先的打算是将自己弄到其时正和太平军对垒、军饷开支靡费的徐的江南大营里去效力。但该年六月杨秀清部突然攻入苏州以及徐的自杀谢国使得这一计划意外破灭。在这种背景下，以候补知府的头衔由万出面举荐到广东巡抚郭嵩焘署中担任高级幕僚，看来不失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稳健选择。以当时的行情而言，一个正五品知府的开价大约为一万多两银子。不清楚这笔巨款的具体筹集情况。从陆在京闻报洪杨将陷湖州，当即心急火燎，甘冒性命干系匆匆赶回这一事实来分析，家里烟店和当铺的历年积蓄、甚至店铺本身的典卖恐怕是其中最主要的来源。
这里似乎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清代的捐纳制度，虽然这对那些熟悉《官场现形记》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读者不免显得多余。尽管早在秦汉时期的文献里巳能找到有关纳粟拜爵的记录，但当时只纯粹作为一种荣誉性的封赠，并无真正的实惠可言。即使到了清代初期，所奉行的依然是有虚衔无实授，也就是说，可以享用官服和顶戴，却不能正式做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