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监督官员位卑权重。作为监督者，刺史秩②只有六百石；作为被监督者，郡守秩为二千石。位卑者监督位高者，汉武帝的用意有两条，即位卑可以无所顾虑，权重可以有效监督。
（4）监督官员垂直管理。刺史由御史中丞统管，并接受御史中丞和丞相司的监督，不受地方干预。
（5）监督岗位定期轮换。刺史没有固定的监察区域，一年一任，一任换一个地方，以免与地方官勾结。需要说明的是，汉武帝晚年，汲取太子叛乱的教训，又设立了司隶校尉③，级别为二千石，比刺史的地位高，可以监督皇太子及其他皇亲国戚。刺史和司隶校尉的建立，使朝廷对官吏的监督大大加强。据史料记载，汉武帝时，二千石以上的官员被查处的多达百人。
5.财政经济制度的变革
对于一个政权来说，要想做成一番事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人才，二是钱财。用现在通俗的话讲，就是要解决“有人办事”和“有钱办事”的问题。汉武帝对外发动拓边战争，对内大兴形象工程，都需要钱，而且需要很多钱。这些钱从哪里来呢？于是，汉武帝提拔重用了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等一批“兴利之臣”，以“专”字为主调，对财政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另辟利源，以解决财政困难问题。
（1）钱币“专铸”。公元前113年，汉武帝针对铸币权分散、货币混乱的现状，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取消了郡国的铸币权，把铸币权统一收归中央。中央设立水衡都尉，其下属钟官、辨铜、技巧三官，专门负责铸造五铢钱，并规定非三官所铸之钱不得流通，同时将各地私铸之钱运到京师销毁，这样就有效解决了币制混乱的问题。从此，五铢钱作为标准货币定型，并一直沿用至隋代。
（2）盐铁“专营”。盐铁官营，春秋时期管仲相齐时就已实行，汉武帝于元狩六年下令在全国实行。全国各地共设37处盐官，49处铁官。盐的官营，是由盐官招募民众煮盐，煮成的盐全部由政府收购，然后再由政府卖给私人食用。这种做法类似于“统购统销”。铁的官营，则是由铁官在产铁的地方组织生产冶铸，然后由政府统一销售；在不生产铁的地方，则由铁官负责回收旧铁进行改铸。这一改革既扩大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又在经济上削弱了诸侯王和地方豪富的实力，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3）贡物“专运”。西汉前期，各郡国向朝廷定期输纳贡物，各买各的，各运各的，采购、运输和保管的成本都很高，直接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公元前115年，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实行均输法，在各地设均输官，负责统一管理、调度、运输各地向朝廷交纳的贡物。各地应送的贡物都取自当地丰饶而价廉的产品，上交均输官后，均输官将一部分运送京城，另一部分则运到价高的地方出售，政府从中获取差价利润。
在推行均输法的同时，汉武帝还创立和实行了平准法。所谓平准，就是在京师设立物资仓库，储存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既起到调节物价的作用，又能防止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4）商人“专征”。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下令推行算缗④法、告缗法。所谓算缗，就是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所谓告缗，就是与商人瞒产偷税作斗争的方法。
算缗法规定，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申报自己的财产，国家根据财产多少按比例征税。算缗法还规定，每价值二缗的资产，抽一算（二百文，一说一百二十文），依此类推。一般的小手工业者，每四缗抽一算。马车每乘抽一算，进行贩运的马车一乘抽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抽一算。
告缗法规定，对财产藏匿不报或漏报、少报的，除没收缗钱外，并罚当事人往边境守边一年，告发人可得没收缗钱的一半作为奖励。同时，还规定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不得占有田地，违者予以没收。
算缗法和告缗法实行后，富商大贾所缴的财产税成倍增加，特别是告缗法坚持几年后，没收的财产以亿计，正好弥补了国家财政的亏空。
二
衡量一次改革是否成功，主要有两个标准：一看对解决当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效应，二看对后世的影响。从这两条来看，汉武帝的改革都是成功的。其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并行，演奏的是改革“协奏曲”和“大合唱”，而不是“独唱”和“单调”
如通过意识形态的变革，为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通过财政经济的变革，为改革奠定了物质基础；通过用人制度和监督制度的变革，为改革提供了主导的中坚力量；通过军事制度的变革，为改革提供了稳定的环境等。这种综合性的改革，彼此之间，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互为支撑。
2.汉武帝本人掌握最高权力，且改革意志坚定
改革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没有实力不行，而最硬的实力就是执政权力。没有这个权力作后盾，改革是不可能冲破重重障碍，化解重重困难，最终取得成效的。这一点，从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变法失败的教训中可以得到有力的印证。
3.汉武帝通过选官制度的变革，遴选和重用了一批敢改革、会改革、能改革的人才
如意识形态的改革，主要依靠的是董仲舒；财政制度的改革，主要依靠的是桑弘羊；军事制度的改革，主要依靠的是卫青、霍去病等。
这里，笔者想多费一点笔墨谈一谈桑弘羊。桑弘羊是一个“左列钟铭右谤书”式的人物，赞之者称其为“兴利之臣”，毁之者称其为“乱国酷吏”。而更为有趣的是，透过对桑弘羊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诸多难言之隐：
（1）从后世看，对桑弘羊充分肯定甚至推崇备至的，多是一些临危受命、在一线攻坚克难的实干家和改革家，如曹操、杜佑⑤、刘晏⑥、刘彤⑦、王安石等；反之，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的，则多是一些寻章摘句、吟诗作赋，没有多少实际事务、在旁边当“评委”的儒生学者，如杨雄、司马光、苏东坡等。
（2）对桑弘羊实行“专营”的这一套，尽管学者坚决反对，但许多君主却不得不用，“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事实上，其后一千多年，历朝统治者不仅从来没有放弃过国营化政策，反而把专营的范围不断扩大了。
（3）三千年中国历史，凡是能够临危受命、攻坚克难、为国家谋大功大利的能臣，几乎都背上了“小人”的称号，戴上了“酷吏”的帽子；而那些面对困难束手无策、只会空发议论甚至吟风弄月、腐化淫靡的儒生们，则大都成了“君子”，靠着自我标榜、相互吹捧，空负千载美名。这一现象究竟是历史的悲哀，还是历史的宿命！
4.及时纠正改革带来的弊端，防范了改革引发的风险
尽管通过改革，汉武帝积累了很多钱，但由于拓边战争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在太多，以至于在他晚年出现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状况，各地农民起义接连发生。对此，汉武帝做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
汉武帝这段话虽短，内涵却很丰富，道出了他改革的苦衷：其一，关于改革的原因。自己当时面临的形势是内忧外患，不改革，局面维持不下去。其二，关于改革的代价。要为后世立极，要安定天下，必须发动改革，发动战争，必须“劳民”。其三，关于改革度的把握。汉武帝认为，他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后世子孙要慎重，不能再像他这样做，否则就会重走秦朝的老路。
正是因为有了这份难得的反思，汉武帝晚年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对一些政策做了积极调整，同时大力发展生产，与民休息，这才使得改革的负面效应不至于淹没其正面效应。加之后来汉昭帝、汉宣帝也很好地坚持了汉武帝在轮台诏中确定的“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的政策，发展经济，优厚民生，最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中兴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