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四次币制改革由于太随意轻率，实质上变成了四次“折腾”，严重扰乱了当时的经济秩序，变相掠夺了人民的财产。本来想缓解社会矛盾，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本来想改善人民生活，反而把人民推向更苦更难的境地。《汉书·食货志》中描述：“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
从秦汉至明清，由于才德具备、能力出众的皇帝太少，昏聩平庸的皇帝太多，因而能够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盛世很少，令老百姓生活困苦的衰世、乱世、颓世倒比较多。难怪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慨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自刘邦建立西汉王朝起，历经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几代的努力，总算呈现了“中兴”景象，老百姓过上了一点好日子。但好景不长，自元帝开始，国家开始走下坡路。延续至成帝、哀帝，政治日趋腐败，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老百姓的日子十分痛苦。这种痛苦究竟到了何种境地呢？汉哀帝时有个叫鲍宣的人上书朝廷，形容老百姓有“七亡七死”①之苦。历史，又一次走到了转折的关头。
就在这样一个转折的时刻，王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王莽，字巨君，是孝元皇后王政君同母弟王曼的儿子。至于他为什么能够在这个时候登上历史的舞台，钱穆先生做了精辟分析：“王莽姑母为孝元皇后。元帝后，成、哀、平三君皆不寿，莽诸父凤、音、商、根相继执政而及莽，莽之地望已尊。莽又不失书生本色，治礼，务恭俭，迂执信古而负大志，又恰和时代潮流。汉儒群主让贤，而苦无一种明白的选贤制度，王莽在政治上、学术上均足膺此选格，遂为一时群情所归向。”
从钱老先生的这段话可以看出，王莽之所以能够代汉自立，主要靠以下三条：
一是家族势力。王莽的姑姑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元帝死后，汉成帝继位，王政君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王氏外戚集团趁机把持了朝政，势力强大，为王莽代汉做好铺垫。
二是自身努力。王莽平时勤奋好学、谦虚谨慎，在外广交社会名流，增加自己的名望；对内非常孝顺，把自己那些当权的长辈伺候得舒舒服服，很快便成为家族公认的“接班人”，唱起了“步步高”。
三是时代潮流。由于王莽在政治上、学术上名望都不错，“遂为一时群情所归向”。更为有利的是，“元帝后，成、哀、平三君皆不寿”，使得王氏外戚集团牢牢掌握了朝政大权。
王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先是当了安汉公，开始摄政；后来就当了“篡汉公”，建立“新朝”，自己当皇帝，开始执政。
一
孙皓晖在《大秦帝国》中评价魏惠王时，总结了一种历史现象，即“能才庸君”现象。他说：“历史不乏那种极具才华而又极其昏庸的君主。秦汉以后，此等君主比比皆是。”王莽，算是一个典型的“能才庸君”。
王莽这个人，很崇拜周公。他当上皇帝后，便以《周礼》为蓝本，启动改革大业，试图做一番像周公那样的事业，其改革内容主要包括实行王田制、禁止奴婢买卖等。
1.针对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的问题，实行王田制
王莽当皇帝不久，就下发了一道诏书。在这道诏书里，王莽尖锐地指出了当时社会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土地兼并问题。他说：“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针对这种状况，王莽明确提出实行“井田制”。具体办法是：
（1）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即宣布土地国有。
（2）规定男丁八口以下之家所占田土不能超过一井（九百亩），多余的部分要均分给宗族乡邻。
（3）原来没有田土的人按制度进行分配。由于这项改革缺乏强有力的推行和保障措施，加之遭到官僚贵族和豪强地主的强烈反对，最后没有成功实施，颁布三年后便被取消。
2.针对买奴蓄婢成风的问题，禁止奴婢买卖
西汉末期，与土地兼并问题相伴而生的，还有一个奴婢问题。由于官僚贵族和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大量农民失地破产，不得不卖身为奴为婢，过上了与牛马同栏的生活。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奴婢的数量增加，社会劳动力大量减少，政府的赋税也不断减少，社会危机日益加剧。王莽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做了一项规定，把奴婢改称“私属”，不得买卖。这项改革同样由于缺乏可操作性，遭到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
3.针对富商大贾操纵物价、剥削平民的问题，实行五均六筦制
这一改革制度是王莽当皇帝的第二年颁布的，其目的是为了抑制商人的兼并势力，稳定物价，利于民生。
其中，“五均”的主要任务是调剂物价，“五均司市师”这个机构则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物价局”。制度颁布后，王莽在长安、洛阳、成都等五大商业城市设立五均官，由他们于每季度中月定出所管理的各种货物的上、中、下三种价格，以此作为标准价格，叫“市平”。当市场上的货物滞销卖不掉时，五均官经过核验后，按照原价收购，不使货主折本；当物价上涨超过标准价格时，则按平价出售；当物价低于标准价格时，则任其自由买卖。“五均司市师”除调剂物价外，还有一项职能，就是从事赊贷业务，相当于现在的“银行业”。具体做法是：当老百姓因祭祀、丧事需要用钱时，可以向五均司市师的钱府丞借钱，按期归还，不用付利息；当老百姓因生产经营需要本金时，也可以向钱府丞借钱，但要付利息，年息不超过百分之十。
所谓“六筦”，则类似于桑弘羊实行的专卖制度。具体做法就是，把五均赊贷、盐、铁、酒以及铸钱、山泽的业务和税收由朝廷统一掌管。这里面，五均赊贷和铸钱属于“金融”范畴，盐、铁、酒属于“大宗商品”，山泽属于“重要资源”。现在看来，王莽的这个改革思路还是具有比较先进的经济理念的，这样做一方面遏制了豪强势力，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政府赋税。
4.针对贫富悬殊问题，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
第一次是公元7年，也就是王莽正式称帝的前一年，他根据史书记载的周朝“子母相权论”②，铸造四品钱。一是“大钱五十”重十二铢，一是“契刀五百”，一是错刀“一刀平五千”，与五铢钱并行，共为四品。由于这几种货币的实际价值“水分”太多，根本达不到钱文规定的面值，民间不肯使用。
第二次是公元8年，王莽以“奉天承运”为名义改出一铢小钱。
第三次是公元10年，王莽又突然宣布废除错刀、契刀及五铢钱，推行所谓的“宝货”，包括金、银、龟、贝、铜、布6种共28个品种。由于种类繁多，彼此换算复杂，流通十分不便，因而这项改革实施了不到一年便被废止，龟、贝、布三种货币退出，只有小钱值一、大钱五十两种继续流通。
第四次即天凤元年，王莽又宣布取消大小钱，铸货布③，一货布值货泉④二十五，同时规定大钱六年后不再流通。
王莽的这四次币制改革由于太随意轻率，实质上变成了四次“折腾”，严重扰乱了当时的经济秩序，变相掠夺了人民的财产。本来想缓解社会矛盾，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本来想改善人民生活，反而把人民推向更苦更难的境地。《汉书·食货志》中描述：“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
二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王莽改革失败，不仅使自己身败名裂，也使自己辛苦建立起来的新朝昙花一现，成为历史的笑柄。
反思王莽实行的改革，其动机不可谓不好，其下场却不可谓不悲。这一点，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其一，关于动机问题。钱先生认为：“王莽居摄及受禅后之政治，举其尤要者，如王田、废奴，用意在解决当时社会兼并，消弭贫富不均，为汉儒自贾、董以来之共同理想。其他如‘六筦’、‘五均’，有似武帝时之盐铁、酒榷、算缗、均输。实亦一种如近世所谓之‘国家社会主义’，仍为裁抑兼并着想。王莽又屡次改革货币，使民间经济根本发生动摇，极为扰民。然原其用意，仍为求达裁抑兼并、平均财富之目标而起。”由此可见，王莽改革的动机确实是好的！
其二，关于失败原因。钱先生归纳了三条：“一、失之太骤，无次第推行之计划；二、奉行不得其人，无如近世之政治集团来拥护其理想；三、多迂执不通情实处。”
受钱穆先生上述观点的启发，加上自己的点滴思考，笔者对王莽改革失败的原因做了更为深刻的分析，原因主要包括改革时机不成熟、改成准备不充分、改革方案不科学、改革力量不可靠四个方面。
1.改革时机不成熟
《阴符经》里有一句话，“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食物能滋养人的气血筋骨，但吃的时机不对却会导致百病；人的行动可以与万物和谐，但如果不应时而动，则会伤及万物。对于政治改革来说，时机问题尤为重要。
历史上，周公改制是在平定管蔡之乱以后才开始的，商鞅变法则是在秦孝公与商鞅千方百计避免内外冲突的情况下进行的。对王莽来讲，其篡汉自立以后，首要的任务是消除反对势力，巩固政权，稳定朝局。可王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当上皇帝就仓促启动改革，其结果是，本来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政权，一下子就被改革带来的强大的反作用力给冲垮了。尤为可笑的是，王莽在改革受阻、政局不稳的情况下，还主动挑起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结果是鸡没有偷到，反而丢了一把米；仗没有打赢，反而挖空了自己政权的墙脚。
2.改革准备不充分
改革的实质就是调整各阶级、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使之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就是政治的斗争，就是利益的斗争，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王莽其人，尽管改革的热情很高，但对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因而准备工作做得很不充分，这是导致他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将改革视同儿戏，草率行事。比如他实行的土地改革，核心就是要剥夺当时的官僚贵族和豪强的财富利益，是革他们的“命”，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可就是这样一场大仗和恶仗，王莽事前既没有做思想和舆论的准备，也没有做应对各种反对势力的准备，就轻率地发了一纸诏书，宣布全国土地为“王田”，男丁八口以下之家占田不得超过一井。至于如何把土地由私有变为国有、如何达成“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等，王莽既无落实的措施，也无保障落实的措施。焉能不败！
（2）将改革视同表演，一曲未毕，又唱一曲。比如，土地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又实行奴婢制度改革；奴婢问题没有解决好，又开始折腾币制改革。尽管历史不容假设，但假设王莽上台以后，不是那样轻率地折腾，而是先求稳当、次求变化，根据时机和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一项一项推进改革，也许他能够成功，他建立的新朝会延续下去，他自己也不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3.改革方案不科学
首先是改革的指导思想错误。王莽改革如果从动机上分析，与其说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还不如说是为了实现其复制《周礼》的夙愿，而且后者的成分比前者重了许多。王莽为什么如此推崇《周礼》？《周礼》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
从现有的史料看，秦朝以前并没有关于《周礼》的记载，最早提到《周礼》的是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的记载，原文是“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后刘歆改《周官》为《周礼》，这个书名才流传下来。关于《周礼》的成书年代和作者，至今还没有确切的说法。关于《周礼》的内容，司马迁已经说得很清楚，是一部记述官职制度的著作，主要是通过记述几百种官职的名称和职能阐发对社会政治制度的看法与观点。据记载，《周礼》在汉初出现被献于朝廷后，并没有得到重视。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朝廷图书时，也只是将其录于《别录》，相当于我们现在公文中的附件。后由于王莽非常看重《周礼》，其当政后，将《周礼》尊为“经”，而且还设置了博士。
对于王莽来说，喜欢《周礼》、学习《周礼》没有错，在自己的执政实践中借鉴《周礼》的一些经验也没有错，错就错在，他原原本本地、教条式地用《周礼》指导自己的执政行为，用一千多年前古人的经验指导自己的改革实践，这就等同于“刻舟求剑”，焉能成功？
其次是改革的办法有些荒唐。比如王莽实行的第二次币制改革，把龟、贝等早已废弃（原始氏族社会时使用过）的货币也纳入货币体系，无异于开历史的“倒车”，自找混乱。
4.改革的力量不可靠
一项改革要成功，不仅目标要正确，方案要科学，还需要一支拥护改革、忠于改革、力行改革的队伍。可王莽的改革队伍都是些什么人呢？一是汉末已经腐败的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二是一些阳奉阴违的大商人。如此一群“歪嘴”和尚，又怎么能够把“改革经”念好呢？更何况王莽的这部“改革经”本身就是漏洞百出。
在中国改革史上，王莽无疑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而在笔者看来，他有点像堂吉诃德，有改革的激情，也有改革的勇气，但却缺乏改革的智慧和谋略。后人痛骂王莽，说他是伪君子，说他篡了汉朝的政权，等等。其实，这都是圉于“成王败寇”的势利和偏见。请问，历史上哪一个政权不是从别人手里“抢”来的呢？只不过，王莽因为改革的失误，没能使自己建立的新朝传下去，这才落得个“身后骂名滚滚来”。假如王莽的新朝能传个几十年、几百年，白居易还会说“王莽谦恭未篡时”这样的话吗？
历史本来就是势利的，但历史总会有人来主持公道！吕思勉先生就评价说，“王莽这个人，后世都把他骂得是个‘十恶不赦’的，然而他实在是个‘社会革命家’”，“咳！王莽这种人，在政治虽然失败，他的道德，他的人格，毕竟是深可景仰的”。
周远廉先生在主编的《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中就为王莽说了一句公道话：“唯物史观不以封建道德为标准评价历史人物，刘邦可以代秦为帝，王莽也可以代汉自立，都有他们的历史合理性。”
近代大学者胡适先生则认为，“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食货志》及《周礼》，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他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钱穆先生评价说：“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王莽的改革，又何尝不是一种书生的改革呢？
这里，有一对“矛盾”令人深思，那就是王莽作为“儒家学派的巨子”，领导了汉代儒生的第一次理想主义实践，但他采用的改革方略却是汉代儒家最反对、最唾弃的“武帝--桑弘羊”模式。莫非当时的王莽早已清醒地看到儒家那一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只能用来说说大话以壮行色，而无法解决治国层面的任何难题、困局和具体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