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七项法令出台的时间表中，我们可以发现王安石变法的良苦用心和政治智慧。为什么要最先颁布《均输法》呢？这是因为当时京师的一切物资供应全靠从东南六路运输而来，“军储国用，多所仰给”。一旦运输环节出了故障，便等于国家的“脖子”被卡住了。其时，由于运输管理混乱，运输成本高涨，一方面增加了朝廷的财政开支，增加了百姓的赋税负担，另一方面则给了官员腐败的机会，给了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市场的机会。所以，王安石变法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把卡在朝廷“脖子”上的这只黑手拿掉，让朝廷喘过气来。
为什么要把《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放在其次呢？这是因为国之元气在民，民之根本在生产。而当时农民由于深受“三座大山”的压榨，无力发展生产：其一是苦于高利贷的盘剥，得不到发展生产的急需资金；其二是苦于水旱灾害的肆虐，得不到发展生产的基础条件；其三是苦于衙役的重负，得不到发展生产的必要时间。王安石急急颁布这三项法令，就是要早早地搬掉压在农民头上的这“三座大山”，使他们有资金、有条件、有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从而逐渐恢复国家的元气。
3.“两全”其美
世上很难有两全其美的东西，但王安石的每一项改革举措，几乎都做到了两全其美，至少其初衷是这样的。具体来讲，就是他的每一个改革措施，都是“有两利而存一不”，即有利于朝廷，有利于中小地主、小商人和自耕农等，不利于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等。
比如，实施《青苗法》，其实质就等于各级政府开办了一个农业发展银行。于农民有利的是，大大降低了农民的贷款成本和生产成本；于朝廷有利的是，朝廷获取了大笔的利息收入；于高利贷者不利的是，大大减少了他们盘剥农民的机会，阻断了他们的财源。
再比如，实施《市易法》和《免行法》，其实质就等于现在的《反垄断法》。于小商小贩有利的是，降低了他们做各种生意的门槛与成本；于朝廷有利的是，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于大商人不利的是，限制了他们以“行例”为筹码对市场的垄断与操纵。
又比如，实施《保马法》，其实质是用市场配置的手段，实现军马民养。于朝廷有利的是，可以节省朝廷的养马费用，节省土地成本，提高军马质量；于百姓有利的是，百姓多了一个收入渠道，能够赚点养马钱；于朝廷设置的牧监不利的是，他们减少了一个搞腐败、捞外快的渠道。
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分配问题！由此上述，我们不难看出，王安石变法的实质，就是调整国家、大官僚地主和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格局，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把过分集中在大官僚、大地主手里的利益“蛋糕”，逐渐地切分给朝廷和老百姓，以维系政权的稳定。
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联想起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金融危机，其特征与当时北宋的危机是多么相似啊！一是财富高度集中，社会贫富悬殊很大，1%的人拥有了50%的财富；二是财政负债累累，陷入困境；三是大多数人收入降低，日子过得并不宽裕。怎么办呢？不妨少听那些别有用心的、已经沦为富人走狗的经济学家的“宏论”，多借鉴一下王安石的改革思路，也许有助于其走出困境。
4.长短相形
如果说王安石在经济方面推行的改革主要以“赚钱”为目的，那么他在教育方面实施的改革则是以“贴钱”为主。这一赚一贴，充分体现了王安石作为一个改革家的高远目光和前瞻思维。他在追求获取短期效应的同时，更注重为改革培养长期的政治后备力量。
所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王安石通过改革科举和教育制度，在立本、固本和强本方面下了一番工夫。
（1）着眼于选拔真正有能力、能做事的官员，改革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式。具体措施为四个字：
一是“废”。废除明经诸科。废的原因是，这一科原来的考试内容太多，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传、三礼、学究、明法等，浪费了考生的大量精力，而实际用处又不大。
二是“减”。精减了考试内容，规定凡参加进士科考试的考生，只要任选《诗》、《书》、《易》、《周礼》、《礼记》中的一种，作为“本经”或“大经”参加考试即可；另加对《论语》、《孟子》的考试，谓之“兼经”。
三是“加”。考试共四场，除考“本经”和“兼经”外，外加“试论”和“试时务策”两场。
四是“改”。把诸科举人改应进士科。
（2）着眼于拓展教育基地，大力整顿学校。首先是扩建太学。针对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太学“架子高，学生少，徒有虚名”的现状，王安石把学生名额增加到二千四百人，设八十斋（三十人为一斋），并重新修订了太学条制，推行《三舍法》②。
有意思的是，王安石实行的《三舍法》，很像我们今天的学位制，其“外舍生”相当于今天的学士生，“内舍生”相当于今天的硕士生，“上舍生”相当于今天的博士生。
其次是发展州县学，包括设置学官、精选老师、增加办学费用等。
（3）着眼于发挥教育“一道德”的功能，编发新教材。王安石亲自带头，组织力量对《诗》、《书》、《周礼》进行重新注释，形成了《三经新义》，发布于各学校，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
三
王安石变法，虽然从总体上讲是失败了，但由于其改革毕竟延续了十几年的时间，因而所起到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其一，解决了朝廷的财政困难，使收支基本达到平衡，从朝廷到州县的府库无不充裕。
其二，缓和了社会的阶级矛盾，抑制了豪强兼并势力，减轻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生产者的负担，稳定了中间阶级。
其三，夯实了农业发展的基础，水利设施得到修复，垦田面积大量增加，全国耕地达到七亿亩。
其四，壮大了军事力量，尤其是巩固和加强了西北部的边防。
其五，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城镇商品经济得到空前发展。
其六，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使那个时代的文化学术水平达到了一个顶峰。
所谓“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在那个时代，王安石变法还是无法逃脱这个结局，“我已将心付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君臣不同心
前面在分析商鞅变法时已经讲到，变法愈深彻，推行愈艰难。这就要求掌握最高权力的君主必须与操持变法的大臣同心同德，同气相求。二者之间一旦出现缝隙，哪怕是极细小的，也会给反对派带来可乘之机，被他们充分利用。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开端，就是他与宋神宗在如何变法上产生了分歧，先是公元1074年4月被罢相（公元1075年2月复相），后是公元1076年12月被迫辞去宰相职务。这一罢一辞，就使得这场改革失去了一个中流砥柱，也失去了灵魂。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从公元1069年正式启动变法到公元1076年王安石彻底闲居，再除去中间近一年的罢相期，王安石真正主持变法的时间不过六年多。这种时间上的短暂与改革上的任重道远，是不太相称的。
2.上下不同欲
就皇室而言，除了宋神宗本人算是改革派，他的母亲高皇后、亲王赵颢等都属于顽固的守旧派。就大臣而言，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大抵有吕惠卿、韩绛、蔡确、章惇、曾布、沈括等；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大抵有文彦博、韩琦、吕诲、苏轼、孙觉、刘挚、朱光庭、范祖禹等，阵容庞大，占据要位。可以说，这种政治格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改革的艰难。
除此之外，在改革派内部，还存在严重的不团结，如吕惠卿与韩绛之间矛盾很大，这就使得改革力量越发弱小。尤其是在“安石退、神宗死”后，更是群龙无首，顷刻间便被反对派收拾得干干净净。
3.节操不过硬
俗话说得好，“打铁先要自身硬”。而在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团队中，除王安石自己能够做到光明磊落、清正廉洁、“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外，其余如吕惠卿、沈括、曾布等，都是品行操守不过硬的，或器局狭小，或性好贪鄙，或徇私枉法，或左右摇摆，等等。这样，不但使新法的推行大打折扣，也给了反对派以攻击的口实。
4.天意不可问
词云：“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王安石变法的悲剧结局，直接原因应归咎于以下两点：
（1）神宗死得太早。与中国的历代皇帝相比，尤其是与宋代的其他皇帝比较，宋神宗还是相当优秀的，算是个英明能干的皇帝。只可惜天不假年，三十八岁就龙归大海，留下了一个十岁的孩子继承皇位，给了反对派的核心人物高皇后又一次掌权的机会。
（2）司马光死得太晚。不管历史如何评价司马光在史学上的贡献，但就反对变法而言，尤其是其重新掌权后，不分青红皂白，对王安石等推行的变法措施“洗革略尽”的做法，确实近乎疯狂，也等同于愚蠢地开了一次历史的倒车。
也就是这一“倒”，使大宋王朝失去了一次崛起的最佳机遇，从此，大宋王朝便在得过且过、无可奈何中一步一步地走向衰亡！而这种无可奈何，也再一次印证了一条历史规律：当在体制内创新没有出路的时候，暴力的“革命”便成了唯一的选择！陈胜、吴广们的崛起便成为一种轮回！
假如，宋神宗能多活二十年；假如，高皇后能早死几年；假如，司马光能早死几年……也许，历史会走向另一种结局。
但遗憾的是，历史是没有“假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