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正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知道政务的办不通，不是机构的缺乏，所以他不主张增加政治机构。他也知道公文政治不能打倒公文政治，所以他不主张提出新的法令、章程，增加纸笔的浪费。他只要清清白白的一个交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这就是居正的政治系统。”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北宋王朝就像李密在《陈情表》中形容的那样，“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后来，虽然章惇①在宋哲宗的支持下，于绍圣年间恢复了青苗、免役、市易等部分新法，但由于在具体措施上对兼并势力过于妥协退让，收效甚微，几近“回光返照”。
再后来，蔡京集团在宋徽宗的支持下打着“遵用熙丰之典”的名号，对教育制度、货币制度和盐茶专卖制度等进行了改革。然而，由于他们的改革只是为了更多地攫取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壮大自己的腰包，满足自己的私欲，故对于朝廷无异于雪上加霜。
北宋王朝，就在宋徽宗这样一位天才艺术家的指挥下，步入了极度腐败、极度黑暗、极度荒诞的时期，陷入了“赋敛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的境地。最终，于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被金军轻易地灭了。
北宋亡后，赵构在应天府即位，建立了南宋政权，成了“南渡之局”。这个政权尽管只是偏安一隅，但也延续了一百五十多年。期间，虽有一两位图思进取的皇帝，如宋孝宗、宋理宗等，他们以恢复旧山河为目标，也实行了一些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形成了被史家称道的“淳熙小康”和“端平更化”局面。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改革无法彻底进行，也无法坚持到底。当然，一些痼疾无法根除，南宋王朝也无法真正地强大起来，只能一步一步挣扎着走向死亡。
从公元1279年陆秀夫背着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跳海算起，至公元1368年元顺帝逃到应昌为止，元朝在中原的统治正好九十年。这九十年间，元朝统治者自始至终只是在“掠夺”思想的主导下，干了四件给自己“挖坑掘墓”的事：一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灭了金国灭宋朝，打了日本攻南洋，等等，在穷兵黩武中损耗了很多精力；二是“终朝只恨聚无多”，想方设法地盘剥老百姓，聚敛财富以满足皇室和特殊阶级的穷奢极欲，不断地激化民族矛盾；三是统治集团内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断上演宫廷斗争戏；四是把一国之民分为四等（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②为二等，汉人为三等，南人为四等），愚蠢地给自己制造敌人。
有一本书叫《帝国如风》，写的就是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的历史。至于这股风究竟是什么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赞它是英雄的风、好汉的风；也有人称之为暴力的风、杀戮的风。在笔者看来，它就像一股“龙卷风”，来得快，去得快，其势猛，其声厉，其留待后人思考的则更多……
一
历史总喜欢开玩笑，或让人啼笑皆非，或让人莫名尴尬。元顺帝这个人，名号取得好，叫“顺”，可偏偏运气不好，一生不“顺”。他当皇帝不久，就霉运不断。其时，由于元朝统治者盘剥太甚，加之自然灾害不断，整个中原大地已是民不聊生、遍地干柴。
从公元1348年起，先后有海盗出身的方国珍，起兵台州；贩布的徐寿辉，起兵蓟州；贩盐的张士诚，起兵高邮；算卦人的儿子郭子兴，起兵濠州；打渔的陈友谅、传教的刘福通、韩林儿等，也都扯起了造反大旗。这群人中，最厉害、最具雄才大略的要数和尚出身的朱元璋。他在扫荡群雄、推翻元朝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建立了大明王朝。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也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样，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使“江山永固、千秋万代”。他首先想到的一招是恢复封建制，把自己的儿子和外孙封到全国各地当王，镇守一方，拱卫朝廷，以形成众星捧月之势。无奈他的儿孙们不争气，在他死后不久，即发动了帝位争夺战，上演了一场骨肉相残的悲剧，搞得“星光灿烂月难明”。最后，他的儿子朱棣打败了他的孙子朱允炆，坐上了皇位，并将国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尽管明成祖这个皇帝当得不错，文功武治，开创了中兴盛世，于天下、于百姓好处多多。但这一战，毕竟大大消耗了明皇室的元气，也开了个“同室操戈”的坏头。
朱元璋想到的第二招，就是加强对子孙的教育，毕竟“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无奈他的子孙们也很不争气，除少数几个比较像样外，如成祖朱棣、孝宗祐樘，大多数是书读得越多，人变得越蠢。在治国理政方面，远不如他这个文盲；而在寻欢作乐方面，则又远远超过他这个老祖宗。如英宗祁镇、宪宗见深、武宗厚照、世宗厚熜、穆宗载垕、神宗翊钧、光宗常洛、熹宗由校等，或沉迷玩乐，或沉迷修道，或沉迷玩宠物，或沉迷玩女人，或沉迷做木工，或沉迷做生意，等等，有的甚至成为怪癖，达到“变态”的地步。如此皇帝，江山焉能不乱？
朱元璋想到的第三招，就是废除宰相制度，防止权臣架空皇帝，防止宦官干预朝政。无奈他的子孙们太不争气，不是昏庸无度，就是懒得出奇，几乎是拱手把权力交给了权臣或太监，使“两防”变成了“两空”，“两空”变成了“两害”。
这第一害，就是权臣之害。朱元璋不设宰相的目的，就是要把天下大政都归属六部，由皇帝一人“总其成”。这种办法，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它不好，但实施起来需要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那就是皇帝必须英明能干和勤奋。可惜的是，这老朱后来的子孙，昏庸怠惰的多，朝政便不得不交给“内阁学士”打理。而这个内阁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却拥有比宰相更大的实权。
历史算是给朱元璋开了个大玩笑，不想放弃一点点小权，结果却阴差阳错地放弃了大权。在朱元璋的子孙里，政务上最疏怠荒废的是明世宗和明神宗。世宗前面十几年干得还可以，后面二十几年沉溺修道，大权由严嵩独揽。神宗更是荒唐，多年不上朝，所有奏章都“留中不发”。如此荒唐为政，纲纪焉能不废弛，国事焉能不糜烂。
第二害，就是宦官之害。朱元璋对宦官的危害认识是最深刻的，对他们作出的纪律规定也是所有朝代里最严酷的。但令人悲哀的是，明朝的宦官之祸，在所有朝代里也是最严重的。如英宗时的太监王振、武宗时的太监刘瑾、熹宗时的太监魏忠贤等，当时都是一手遮天、权倾朝野的人物。魏忠贤还被封了九千岁，与皇帝相比仅差一千岁，可见其威权显赫到了何等地步。
因为有了上述“三不争气”的缘故，明朝自宣宗起，便奏响了衰亡之音。而这场音乐演奏会，在演到中下场，即明世宗寿终正寝时，已是“大弦噪噪如急雨”，整个时代已陷入低潮，出现了张居正在《论时政疏》中形容的“五大累”，也就是五大难题，即“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张居正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怀着“拯救时艰”的使命，走上改革舞台的。
张居正，公元1525年-公元1582年，少名张白圭，又称张江陵，号太岳，谥号“文忠”。明代政治家，改革家。
二
中国历代的改革，以模式而论，大体可分为三种：
其一，无中生有，暗夜举火。其改革措施具有原创性，属于完全的自主创新，有“前无古人”的味道。如管仲改革、商鞅变法、子产变法以及隋文帝创设的科举考试制度等。
其二，鉴古知今，他山借石。其改革措施具有改良性，主要是在借鉴前人或他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推出的一些措施。如唐太宗改革、王安石变法等。
其三，旧瓶新酒，化朽为奇。如张居正变法，主要是把曾经有的但又没有认真落实的好制度，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推进，使其重新发挥更大的新的效应，颇有点“化腐朽为神奇”的味道。
历来强国之途，主要靠两条：一是修明法制，二是整肃吏治。“吏治清，天下兴”，在张居正看来，要解决明朝当时的困难，扭转其江河日下的局面，必须抓住“吏治”这个牛鼻子。怎么抓呢？张居正捡起了老祖宗留下的一个“旧瓶子”，即《考成法》。至于张居正为什么要捡起这个“旧瓶子”，并怎样往旧瓶里灌进“新酒”，我们不妨仔细分析一下他在万历元年六月上的一篇奏疏。这篇奏疏，实质上就是他的改革宣言和纲要。
1.历史的宝贵经验
张居正在这篇奏疏中，主要引述了两个典故：一是上古时期作为中国三皇之一的尧的话，“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二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法官皋陶的话，“率作兴事”，“屡省乃成”。另外，结合自己对实行《考成法》重要性的认识，他阐述了一个观点：“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恐亦难以底绩而有成也。”
2.现实的紧迫需要
张居正在这篇奏疏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当时朝政存在的两个弊端，由此凸显出实施《考成法》的必要性。
第一个弊端是“虚”，总体表现为，“章奏繁多，各衙门题覆，殆无虚日。然敷奏虽勤，而实效盖鲜”。具体表现在“言官议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邮而传之四方，则言官之责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部臣议厘一弊，朝廷曰‘可’，置邮而传之四方，则部臣之责已矣，不必其弊之果厘否矣”。这两种具体的表现，实际上就是对当时存在的形式主义的生动描述，即无论是言官提的建议还是各部门发的文件，都只是“置邮而传之四方”，停留在纸上，没有人去落实。
第二个弊端是“拖”，突出的表现为：“某罪当提问矣，或碍于请托之私，概从延缓；某事当议处矣，或牵于可否之说，难于报闻”，“征发期会，动经岁月，催督嵇验，取具空文”，“虽屡奉明旨，不曰‘著实举行’，必曰‘该科记着’，顾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
3.祖宗的明确要求
张居正引用了《大明会典》中的三条来说明《考成法》“自是祖宗成宪”的问题。其中，第一条内容是，“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门题奏本状，奉圣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礼监交收；又置文簿，陆续编号，开具本状，俱送监交收”。第二条内容是，“凡各衙门题奏过本状，俱附写文簿，后五日，各衙门俱发落日期，赴科注销，过期稍缓者，参奏”。第三条内容是，“凡在外司、府衙门，每年将完销过两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写底簿，送各科收贮，以备查考”。
由此三条不难看出，明朝初期实行的《考成法》，其运行程序并不复杂：
（1）建账。主要是各衙门将自己承担的任务登记造册，明确工作目标和完成时限等，建立工作“账簿”。“账簿”中所列项目，同时抄送六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