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销账。各衙门完成一项任务，即将情况报到六科，相当于“结账”；不能按期完成的，向六科说明情况；不能按期完成而又无法充分说明理由的，六科可以参奏。
（3）报账。六科定期将各衙门完成任务的情况，报送给司礼监，由司礼监呈送给皇帝。
4.可行的实施方略
张居正在这篇奏疏里，比较详实地阐述了《考成法》的具体实施方案。
（1）明确了实施时间。“请自今伊始，申明旧章”。
（2）明确了实施方法和步骤。即首先，“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覆奏钦依，转行各该衙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这一步，实际上是要求各衙门建立“底账”。
其次，“除通行章奏不必查考者，照常开具手本外，其有转行覆勘，提问议处，催督查核等项，另造文册二本，各注紧关略节，及原立呈限，一本送科注销，一本送内阁查考”。这一步，实际上要求各衙门在“底账”的基础上，再建立两个“副本”，一本交六科，一本交内阁。
最后，“该科照册内前件，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陆续完销。通行注簿，每于上下半年缴本，类查簿内事件，有无违限未销。如有停阁稽迟，即开列具题候旨，下各衙门诘问，责令对状。次年春、夏季终缴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如有规避重情，指实参奏”。这一步，主要是明确“结账”的时限要求以及问责方式。其问责方式有两种，一为“诘问”，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函询；二为“参奏”，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通报批评。
5.严格的纪律监督
为保障《考成法》的落实，张居正在这篇奏疏里，明确了三个监督主体的责任，即若各该抚、按官，奏行事理，有稽迟延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如此，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
对张居正实行的这次改革，后来的历史学家评价不一。而在笔者看来，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中的评价最为中肯。从他的评价看，这场改革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简单异常。老先生评价说：
“只要各衙门分置三本账簿。一本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这是底册。在这许多项目之中，把例行公事无须查考的，概行剔除以外，再同样造成两本账簿：一本送各科备注，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如有积久尚未实行，即由该科具奏候旨；一本送内阁查考。居正的综核名实，完成万历初年之治，最得力的还是这三本账簿。”
朱老接着又发了一段感慨，说明了张居正恢复《考成法》的重要性。他说：
“十六世纪的中国民族血液里，已经渗入因循的成分，‘置邮而传之四方’，成为一切政令的归宿。法令、章程，一切的一切，只是纸笔的浪费。几个脑满肠肥的人督率着一群面黄肌瘦的人，成日办公，其实只是办纸！”
二是高明异常。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观点，即认为张居正的万历新政算不得改革，原因是它并没有在制度上有所创新。而历代的许多改革，一般总要增加一两个新机构，建立几个新制度，造点形式和声势等。殊不知，这正是张居正的极高明处。朱东润先生对此的评价是：
“居正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知道政务的办不通，不是机构的缺乏，所以他不主张增加政治机构。他也知道公文政治不能打倒公文政治，所以他不主张提出新的法令、章程，增加纸笔的浪费。他只要清清白白的一个交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这就是居正的政治系统。”
列位可别小看了张居正的这个“政治系统”，实际上它已在不声不响中改变了明朝的祖制，把掌控官员的权力全部收到了内阁，也就是他自己的手中。这一点，从刘台攻击他的奏疏中可以反证出来。刘台说：“居正定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内阁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刘台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内阁本来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相当于顾问的角色，但张居正这么一改革，就把所有官员都管起来了，怎么能不高明呢！
三
俗话说：“秤砣虽小压千斤。”搞改革跟练武功一样，不在于你学了多少套路，不在于你的招式多么优美，关键在于你能否练就一两个绝招，然后找准对方的弱点，一招击中要害！当年桑弘羊实行改革，提出“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看起来很神秘，其实很简单。他用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通过《平准法》，把一切囤积居奇的利益从富商大贾手里转到了国家手里；一个是通过《专卖法》，把盐、铁等重要资源开发的巨额利益从富商大贾手里转到了国家手里。
张居正比桑弘羊更高明，他从最难做也最容易做的事情入手，把《考成法》当成一条鞭子，通过它，“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历史证明，张居正的十年新政取得了成功，“数年之间，纪纲振举，百司奉职，海内之治，庶几小康，此市人田夫，所共歌颂而欣庆者也”。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许多历史学家甚至历史教科书都把张居正改革的成功归功于《条鞭法》。这其中存在误解，从朱东润先生的考证看，这一观点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商榷：
1.关于名称
《条鞭法》真名叫《条编法》。这一点，可以从张居正万历五年的奏疏中看出来，他说：“条编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2.关于性质
《条编法》并不是完全对赋税方法改进，而是对徭役方法的改进。明代的徭役分为里甲、杂泛和均徭三类，其中，均徭分为力差和银差两种，力差主要包括看仓库、看门、守道路、守河堤、守监狱等；银差主要包括州、县官员的日常差使费用和廪、增、附生学习的有关差使费用等。这两差采取的办法为，各县把民众分为十甲，每年由一甲承担本县的一切徭役，十年一轮，周而复始。这种办法看起来很好，老百姓的负担也很轻，因为十年才轮一回。但现实的状况却是，由于力差、银差缺乏严格统一的标准，这就给了各级官吏随意加码的空间，从而导致役重费繁，老百姓每轮值一年，实质上那一年就会倾家荡产。
面对这种情况，几个有良知的官员，如浙江巡按御史庞尚鹏、江西巡抚刘光济等，开始在自己的辖区内探索实行《条编法》，具体做法为，先把一县之民分为三等，即有丁无粮者为下户，有丁有粮者为中户，粮多丁少和丁粮俱多者为上户；然后规定一县的差役全部由州、县官募人充当，所需费用统一核算；最后将核算的费用按照丁、粮比例，全部派到丁、粮里面，一起缴纳。至于实施这个办法的好处，当时曾有官员总结为“三便”、“三不便”，即“便于小民而不便于贪墨之官府，便于贫乏而不便于作奸之富家，便于里递而不便于造出之吏胥”。
3.关于实施的步骤
张居正采取了“三步走”的战略：支持庞尚鹏和刘光济在浙江、福建、江西推行《条编法》；于万历四年将《条编法》推行至湖广；于万历九年将《条编法》推行至全国。由此可见，《条编法》是在张居正万历新政接近尾声时才开始全面推行的，因而它算不得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自然也谈不上为改革成功做了突出贡献。
四
在张居正的故居前，有这样一副对联：“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可别小看了这一副对联，短短十四个字，既道出了张居正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也说出了张居正死后遭到彻底和残酷清算的缘由；既揭开了大明王朝“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趋势，也揭开了历代王朝兴亡周期率的一个关键因素；既为张居正的个人及家庭悲剧叹息，也为几千年来改革家的悲剧结局叹息。仔细品味这副对联，我们可以领略到以下几点：
1.恩及何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是现代人，还是当时的人，只要稍具一点公心，都不得不承认张居正对大明王朝是有恩的，对天下百姓是有恩的。这种大恩不仅缓解了百姓的苦痛，也延续了大明王朝的寿命。
2.怨由何生
改革是需要强权支撑的！张居正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他刚刚登上改革的舞台时，万历皇帝年龄尚小，张居正名为首辅，实际上却掌握了最高权力，成了“不是皇帝的皇帝”，在许多问题上不是“圣心独裁”，而是“相心独断”。但是，随着万历皇帝的渐渐长大，皇权与相权的矛盾逐渐滋生，“怨”渐渐大于“恩”，最后导致了对张居正的疯狂清算，包括推翻张居正在位时实施的制度、削除他的谥号、革掉其子孙的官职与功名、抄家、流放其子孙等等。
3.定在何时
从历史的规律看，制造一起冤案容易，平反一起冤案却很难。张居正死后不到九个月，便遭到了彻底清算，全家人跟着蒙冤受罪。可其平反呢？却历经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先是熹宗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皇帝想起了张居正的大功，恢复了他原来的官职，给予祭葬礼仪，并把张家没有变卖的房产发还给他的后人。到了思宗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在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人的呼吁下，恢复了对他的后人的官萌和诰命。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在张居正的重孙子张同敞的请求下，朝廷恢复了张敬修的官职，并给了张同敞一顶“中书舍人”的帽子。至此，明王朝算是给了张居正一个比较公允、比较肯定的评价。但一切都已经晚了。因为这时，距张居正死去已有七十八年，而距明朝的灭亡只有四年。时人对此的评论是“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
4.悲于何劫
张居正的悲剧，看起来是一人及一家的悲剧，实质上则是大明王朝乃至历代王朝的悲剧。这种悲剧的真正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悲剧总在不断地重复上演，而这种不断上演的悲剧，就如同一桶又一桶的冰寒之水，浇灭了一代又一代士大夫的良知和良心，也浇灭了一批又一批改革者的忠肝义胆和献身精神。既然当忠臣得不到好下场，既然搞改革得不到好回报，那又何必自讨苦吃呢！既然皇帝都那么刻薄寡恩，翻脸不认人，那又何必奉行愚忠愚孝呢！
比较来说，在中国历史上，在对臣子的人格侮辱和剥夺生存权方面，明朝的皇帝是最荒唐、最残暴的，轻则当众扒掉裤子打屁股，重则当场处死。这一点，从朱元璋精心策划的官场大屠杀开始，一直到崇祯皇帝肆意杀戮袁崇焕等栋梁为止，明朝的士大夫们都被杀得心惊胆战、心灰意冷了，以至于朝廷一旦有难，或作壁上观，或作鸟兽散。最悲惨的莫过于，崇祯皇帝吊死后，所有官员都不见踪迹，唯有两个和尚在为他超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