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系一工部主事，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无权无位。而以军机四章京居间传递信息。要以内面一个有虚位、无实权的皇帝，和外面一无名义、无权位的不相干人来指挥操纵全部政治之彻底改造，其事自不可能。”
明亡清兴。
其实，一个王朝就像一个人一样，有婴儿、幼儿、少年、青年，也有中年、壮年、老年和暮年。如果说，大清王朝在顺治时期算是少年，那么到康熙、雍正时期就算是进入了青壮年。这期间，经过康熙和雍正两代皇帝的励精图治，特别是康熙在位期间按照“裕民为先”原则实行的蠲免政策、雍正时期推行的“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改革，对减轻农民负担、促进生产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形成了历史上所谓的“康乾盛世”。
这个盛世从字面上看，好像是康熙、乾隆两个人造就的，实际上却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个人努力的结果。这其中，雍正皇帝的贡献最大，充当了一个“栽树”的角色。而乾隆皇帝呢，前期还干了不少“园丁”的活，让这棵树长大、长茂盛了，后期则只想着“乘凉”和享乐，疏于打理，以至于这棵大树慢慢地被病虫所吞噬，渐渐地枯萎了。
一
死生之道大矣！
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每天都有人出生，也都有人死去。而从死因看，大体不外乎以下六种：第一种，老杀，自身肌体衰退，各器官功能衰竭；第二种，自杀，一时想不开，或上吊，或跳楼，或沉井，或服毒，等等；第三种，他杀，或因仇怨等被他人谋杀，或因犯下大罪被执法机关毙杀，等等；第四种，病杀，被癌细胞、肿瘤等病所吞噬；第五种，灾杀，被地震、洪水、泥石流、大火等自然灾害所灭；第六种，祸杀，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等事故中被夺去生命。
人犹如此，王朝又岂能例外。穿过几千年的历史烟云，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历代王朝的死因。就夏、商两朝而言，主要是亡于荒淫暴戾之君（如夏之桀、商之纣）。就周朝而言，主要是亡于昏君的荒唐（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和诸侯的尾大不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就秦朝而言，主要是亡于宦官作乱（赵高弄权，诛杀王族和功臣，导致秦王朝中枢瘫痪）和民生无本（战争与大工程消耗民力过甚）。就两汉（西汉、东汉）而言，主要是亡于外戚专权（王莽利用皇帝年小篡汉自立）和宦官之祸，“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就两晋（西晋、东晋）而言，主要是亡于皇帝的昏愚（晋惠帝是个白痴）和藩王坐大制度（分封制和宗王领兵制直接导致“八王之乱”）。就隋朝而言，主要是亡于皇帝的荒淫（隋炀帝的放荡淫乐）和百姓不堪重负（对高丽的战争和大运河工程，导致民不聊生）。就唐朝而言，主要是亡于藩镇割据和宦官之乱（唐中晚期的皇帝都被宦官所掌控，任由摆布）。就两宋（北宋、南宋）而言，主要是亡于权臣之祸（蔡京、童贯、贾士道等）和强敌入侵（重文轻武政策导致军队缺乏战斗力，对外战争专吃败仗）。就明朝而言，主要是亡于皇帝的昏庸愚暴（明朝皇帝的荒淫堕落是历史上最甚的，有“蛐蛐”皇帝，有“修道”皇帝，有“木工”皇帝，有“商贩”皇帝，有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等等，极尽世间之荒唐）、农民起义（李自成、张献忠等造反）和强敌入侵（满清入关）。
由此上述，我们不难归纳出，历代王朝的死因，主要有七个方面：一是亡于皇帝昏庸，二是亡于外戚专权，三是亡于宦官弄权，四是亡于奸臣窃权，五是亡于地方势力坐大，六是亡于强敌入侵，七是亡于官逼民反、农民起义。
二
清朝之兴，以区区百万人的部落，却能入主中原二百多年，其中确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总结；清朝之亡，则如一艘航空母舰在浩浩荡荡的世界大潮中慢慢沉没，其中更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与前面的朝代相比：
首先，清朝没有昏君、暴君之祸。十二个皇帝，从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除身体有强弱之差、能力有大小之别外，德性都还可以，智力上没有愚痴的，性格上也没有乖张暴戾甚至变态的，行为上也没有十分荒唐、荒谬的。
其次，清朝没有宦官之祸。就算是后来出了安德海、李莲英等，也都是小把戏，顶多是利用职务之便捞点钱财。与汉、唐、明等朝代出现的那些把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大宦官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再次，清朝没有外戚、权臣和奸臣之祸。就算后来慈禧实行了一阵子垂帘听政，在决策上有些失误，但并没有太过分，更到不了“荒谬”的程度。至于出现的几个权奸之臣，如鳌拜、和珅等，也都是为害有限，算不上心腹大患。
最后，清朝没有藩镇之祸。就算是晚期，曾国藩组建的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他也没有拥兵自重，更没有图谋不轨。既然上述几条带普遍性的亡国之因清朝都没有，那么，清朝究竟为何灭亡呢？
1.灭于“人”
人口多少，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衡量国力强弱和评判社会兴衰的重要指标。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皇帝，都巴不得自己辖区内人口越多越好。所谓的康乾盛世，其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人口数量“暴增”。具体情况是：
明末清初，由于连年的饥荒与战争，全国人口锐减；经过康熙几十年的努力，人口迅速增长；而自雍正开始推行“地丁合一”制度、彻底废除几千年的人头税后，老百姓便不再有“添丁增税”的忧虑，于是“勤苦治生”的力量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人口呈现急剧增长的态势。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全国人口达到1.7亿；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全国人口已增加到4.1亿。
问题和矛盾就这样爆发了！人口大大增加，可耕地并没有增加，生产力也没有明显提高，于是，日益增加的人口与有限的资源的矛盾便不断地加剧了。晚清时期流行的“闯关东”、“下南洋”等现象，实际上就是在当时“人地”矛盾越发突出的情境下，老百姓不得不自寻活路的缩影。而后来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则是老百姓为求活路而采取的极端方式。
以上这些，再一次印证了一条铁律，那就是，世界上任何事情都逃不脱辩证法“对立统一”的基本规律，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而且，往往是在当时获取的利越大，后来造成的弊也越大。这恐怕就是所谓的“天之道”了！所以，后世有的历史学家把清朝由盛转衰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乾隆皇帝晚年的疏懒骄奢，这是不全面、不客观的，也是有失公允的。
2.灭于“地”
“官出于民，民出于土”。事实上，土地不仅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历代王朝和政权的命根子。分析历史规律，我们不难发现，凡在盛世时期，土地的分配往往是比较均匀的；而在末世或乱世时期，土地的兼并往往就变得非常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兼并是扼杀一个王朝和政权的生机与生命的“恶性毒瘤”。
大清王朝虽然经过三代努力，开创了康乾盛世，但它仍然没有能力从根本上遏制这一“毒瘤”的生长。自乾隆中晚期开始，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渐渐地又达到了“富者田连千亩，竟少丁差，贫民无地立锥，反多徭役”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前面提到的人口暴增现象，就绝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上加霜。
3.灭于“天”
历史是英雄创造的还是群众创造的，这一直是历史学家争论的一个问题。其实，这是一个“伪论题”，就像争论鸡和鸡蛋谁更重要一样，近乎滑稽与荒唐。
关于领袖对历史的作用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一句话说得很中肯，“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
从三千年中国历史的兴衰规律看，凡是盛世，往往都与一个或几个英明的君主紧密关联；凡是末世或衰世，往往都与一个或几个昏庸愚弱的君主息息相关。笔者之所以把清朝衰落的一个原因归咎于“天”，是因为清朝自乾隆以后的六个皇帝，能力一个比一个差，身体一个比一个弱，寿命一个比一个短（咸丰皇帝只活了三十多岁，同治皇帝只活了不到二十岁，光绪皇帝连个儿子也没有）。
这一点，笔者在故宫看清朝十二帝的画像时，得到了印证。在乾隆之前的六个皇帝，几乎长得都是方面大耳、天庭饱满、地廓方圆、气色红润，所谓大福大贵之相。而自嘉庆以后的六个皇帝，几乎都是气色不佳，给人“水瘦山寒”的感觉。皇帝如此，这个王朝又焉能不败、焉能不衰呢？
所以，从历史上看，大凡老天要一个朝代灭亡，一般就会给它降临一个混蛋皇帝或白痴皇帝，或者干脆让它“断子绝孙”，嫡系生不出皇帝。这，也是“家天下”的必然悲剧！
4.灭于“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