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符经》开篇就讲：“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这可以说是中国历代典籍中最简短、最肯定的一句“大话”。意思是，你只要善于观察体会大自然的运行规律，然后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足够了！
《水浒传》的“引首”末有两句诗，叫“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这“阴阳造化”四个字，看起来有些混沌、模糊，不着边际，但细究起来，却大有深意。为什么呢？
因为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虽然令人眼花缭乱、难以穷尽把握，但实际上却很有规律可循。比如，一年有四季，春天之后是夏天，夏天之后是秋天，秋天之后是冬天，这就是规律。什么时候你见过秋天走在夏天之前，或者春天留到秋天之后呢？即便是气候有时有些反常，或有些地方因为位置特殊只有夏天（赤道附近）或只有冬天（南北极地区域），但也改变不了四季运行的基本规律。
一
《阴符经》开篇就讲：“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这可以说是中国历代典籍中最简短、最肯定的一句“大话”。意思是，你只要善于观察体会大自然的运行规律，然后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足够了！那么，中国历史三千年的治乱兴亡，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其中究竟有多少规律可循？究竟有多少经验可以总结？究竟有多少教训可以汲取呢？
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中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有哪些相似之处呢？打造一个太平盛世究竟需要哪些基本条件呢？静坐斗室，默想千年，我将之概括为七条，亦称“七有”。
1.有一个比较英明的君主
中国历史上，君主很多，但当得起“英明”二字的却屈指可数。从春秋时期算起，大体有齐桓公小白、晋文公重耳、楚庄王、秦穆公、魏文侯、齐威王、秦孝公嬴渠梁、赵武灵王赵雍、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汉光武帝刘秀、晋武帝司马炎、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清康熙玄烨、清雍正胤禛等等。
这些人的英明，大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1）有大气量。胸襟宽广，器局宏阔，能容人、容事、容物。如齐桓公不记杀身之仇，任用管仲为相，成就春秋霸业；楚庄王“绝缨会”上不计较将军暗夜调戏自己的美姬之恨，打赢了关键性的一仗；唐太宗不计较魏征曾经辅佐过自己的政敌李建成的经历，不仅委以重任，而且纳其诤言，开创了贞观盛世；等等。这些都不是常人能够具有的气量。
（2）有大智慧。这种智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善断”，也就是善于拍板。二是要善于用人任事。这两个方面的重要性，可以在《大秦帝国》中秦昭王教育儿子嬴柱的话里体会出来：“你长了谋国之见识，却是没长担待国事之胆魄也。法令既定，用人任事便是国君第一难题。一个好国君，见识不高有能臣可补。用人无识无断，虽上天无法补也！”
（3）有大气魄。从时机上讲，这种气魄主要应体现在千钧一发的危难时刻；从言行上讲，这种气魄主要应表现得“特立独行”。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要言人之不敢言，为人之不敢为，尤其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敢于用“枪杆子”或“刀把子”说话。就像叶利钦1993年10月4日炮击白宫一样，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才有了后来“超级总统制”的确立。
（4）有大情怀。其核心一是“公”。既掌公器，必有公心。其心中既存一人一家一姓之利，亦存天下万民之利。二是“仁”。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如孟子所行，“乐民之乐，忧民之忧”。
（5）有大心志。不仅有鸿鹄之志，而且具有为了实现鸿鹄之志而百折不回的精神，“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能坦然面对一切困难，专心坚忍地克服一切困难。
2.有一个比较贤能的中枢领袖集团
“一个篱笆三个桩”，如果把君主比作“篱笆”，那么“三公九卿”等枢要大臣无疑便是“桩”。从三千年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位君主想要干出一番宏图伟业，都离不开一个贤能的宰相，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中枢领导集团：秦始皇能横扫六合、统一华夏，主要靠的就是李斯、王剪、蒙恬、尉缭子、顿弱、姚贾等一帮当世一流的民政、军政和外交人才；唐太宗能帮助他的父亲打出大唐江山，开创贞观盛世，主要靠的是魏征、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等杰出人才；唐玄宗前期能开创开元盛世，主要是因为有姚崇、宋璟、张九龄等一帮贤能之士把持中枢，而他后期之所以酿出安史之乱，主要是被杨国忠、李林甫、高力士等一群奸佞之徒占据了中枢。由此可见，这些“桩”对于“篱笆”的重要性。
从历史的经验看，优秀的枢要大臣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1）一流的眼界。能鸟瞰天下，洞察幽微。如苏秦，身居草庐而能揣摩透战国风云乱象，提出“合纵抗秦”的主张；如诸葛亮，未出茅庐而知天下三分。
（2）一流的才具。或于某一领域有专精，或于几个领域都很擅长。如吴起，不仅是优秀的军事人才，一生未有败绩，而且是优秀的法家人才，善于治国理政；如房玄龄，善于谋划；如杜如晦，善于决断。
（3）一流的品格与风骨。如孟子所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4）一流的胸襟与气度。存心仁厚，气度恢弘，不搞“武大郎开店”，而是喜看“长江后浪推前浪”，善于团结人，尤善于培植人。如陶澍，“用人能尽其所长，所拔取多至方面节钺有名”；如胡林翼，能“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调护诸将”，“荐贤满天下”。
这里，我想特别介绍一下明朝的翰林院制。明朝自英宗以后，制订了一个选拔高级领导干部的规则，抑或称惯例，即“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也就是说，不是进士的，就没有资格进翰林院，没有在翰林院学习、工作过的，就没有资格进内阁、当首辅（宰相）。明朝为什么会设置这样一条规则呢？我们有必要品读一下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关于翰林院制的一段文字，完整地了解一下翰林院制的发展沿革：
明制中尤堪称述者，在其翰林院。
翰林院之设始于唐，其先本内廷供奉艺能技术杂居之所。玄宗时，别置学士院，自此学士与待诏有别。专掌内命。其后选用益重，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
宋代则翰林学士，亦掌制诰、侍从备顾问，并有侍读、侍讲、说书等经筵官，亦与翰苑同为政府中清美的缺分。而馆阁之选，更为士人荣任。实为当时政府一种储才养望之清职。
至于明代，翰林院规模，益臻崇宏，经筵官、史官均归入翰苑，翰林院更明显的变成一个中央政府里面惟一最高贵的学术集团。这一个集团，与王室保有很紧密的关系。内阁学士，即从翰林院分出。
……
翰林院本为储才养望之地，明初尤能不断注意到社会上的名儒耆俊，网罗擢用。皇帝以及储君，时时与翰林学士接近，既可受到一种学术上之熏陶，又可从他们方面得到很多政治上有价值的献议或忠告。
而一辈翰林学士，又因并不负有行政上实际的责任，而望荣地密，从容中祕，得对古今典章沿革，制度得失，恣意探讨，以备一旦之大用。而庶吉士以英俊后起，亦得侍从台阁，受一种最名贵而亲切的教育。实在是国家培植候补领袖人才之一种好办法。
3.有一套合乎时宜、比较科学的理论政策
政策和策略是一个政权的生命所系。从三千年中国的历史看，大凡盛世、治世，其政策和策略往往都是对症的；大凡衰世、末世，其政策和策略往往都是失当的。比如，汉初实行的“黄老无为”的治国策略，就适应了秦末天下大乱后民生凋敝、老百姓渴望休养生息的需求，因而才有了“文景之治”。再比如，明中叶张居正狠抓《考成法》，就是对准了当时明朝“文恬武嬉”、纲纪松弛的弊病，痛下针砭，因而一举挽回了颓势，延缓了明朝的寿命。由此可见，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由此所思，什么样的政策和策略才能算得上高明呢？
（1）时效性。白居易有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诗作文尚有如此要求，制定政策、谋定策略就更应注重时代性与时效性了。
这一点，钱穆老先生说得很明白透彻，“就历史言，无数百年不败之政治，亦无数百年不坏之制度”。意思是任何一项制度，在一定时期实施的效果再好、再完美，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再大，在另一个时期也可能会失效，甚至会产生悲剧效应。为什么大禹发明的“井田制”，能够对夏、商、周三代的社会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而被王莽用之，却起到了极大的“促败”作用？究其原因，还是古人所讲的，“三代不同制，五霸不同法”。流水已去，刻舟岂可求剑！这一观点，《淮南子·泛论》论述得非常详尽和精到：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夫夏、商之衰也，不变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袭而王。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2）实效性。衡量一项政策或策略是否具有实效性，关键是看它是否达到了“实事求是”和“有的放矢”的要求。至于如何达到这个要求，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做了生动的描述：“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历史是相通的。有时候，昨天的话能够启发今天的事；有时候，今天的话也能够印证昨天的事。毛泽东同志阐述的以上两点，从秦王朝崛起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很多印证。譬如，秦孝公时，商鞅变法确立的耕、战立国思想，就充分发挥了当时秦国民众“厚重质朴、勇烈好战”的优良传统，而避开了当时秦国由于贫穷而导致的“风华未开、文明落后”的不足；秦惠王时，张仪确立的“积羽沉舟、力行连横”的策略，就有效地破解了苏秦提出的“合众抗秦”方略；秦昭王时，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之策，就为当时的秦国指明了一条行之有效的侵略扩张途径，对于不断地蚕食六国、削弱六国、最后统一六国起到了关键作用。
（3）长效性。古人有句话说得好：“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这“谋万世”三字，就是对政策和策略长效性的要求。只不过，这个要求太高了，很难达到。而历史的事实是，一项政策和策略能够管上三五世（约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就很不错了。所谓“君子之泽，三世而斩”，不仅是指祖宗的恩惠及家业的延续问题，也隐含了因时代变迁、许多东西（包括制度）必然要跟着变化的要求。
政策和策略如何才能具备长效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