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顺应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也就是说，政策的制定、制度的设计，要顺应时代潮流，而不逆时代潮流。就像前面讲到的王莽，他在土地私有制已经是一种大趋势的情况下，却天真地想着复活多年前的“王田制”，焉能不败？
其次，要保障民众的基本需求。这里的基本需求，既包括人性本能的需求，也包括生存、享受等需求。比如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有了一点气候后，便开始实行制度建设。其中的一项制度是，把民众分别编入男营、女营，夫妻不得同宿，违反者杀无赦。这实际上等于废除了婚娶和家庭制度，既违背了人情，又超越了现实，很不得人心，最后不得不废除。
最后，还要遵循事物运行的基本规律。自然界的运转是有规律的，如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月亮每到十五、十六就圆，而在月初、月末则缺；冬天下雪，夏天炎热；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一种自然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同样，社会的发展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如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等等。作为一个政权，其出台的政策、制度等，就是要符合这些基本规律，体现按规律办事的要求。
4.有一套比较完备、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法制体系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这是号称中国“法圣”的商鞅说的话。既然法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就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法”。
在古代，“法”的写法是“灋”。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灋，刑也。平之如水，故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由此可见，这个“灋”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即“水、廌、去”。而这三部分，实质上就体现了法的三种基本含义。其中，第一部分的“水”，喻示着法应像水一样平，是为公平、公正，这是法的基本精神；第二部分的“廌”，喻示着法应像廌（传说中的一种圣兽）一样正直、正义，能分清是非曲直，这是法的审判功能；第三部分的“去”，喻示着法具有惩恶纠错的作用，能够将犯了错误的“于水上凛去”（古代之流刑），这是法的惩戒功能。
在西方，“法”一词源自拉丁文。其中，拉丁文的写法有jus和lex，德文的写法有recht和gesetz，法文的写法有droit和loi，英文的写法有law、norm、rule和act。以上这些主要包含了两层意思：一为权力、正义、公平等，二为规律、规则等。
综合以上对法的本质的表述，我们可以对“法”做出如下描述：正义是它的“化身”，公平是它的“灵魂”，权利是它的“保护对象”（公民权利神圣不容侵犯），规律、规矩和规则是它的重要“来源”（约定成俗，习惯成法）。
其中，规律、规矩和规则是它的重要“来源”，这项表述看起来可能有些费解，但如果仔细品味一下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开篇的一段话，我们就会豁然大悟。他说：“从广义上讲，法是产生于事物的性质的必然关系。因此，一切存在物都有自己的法。上帝有上帝的法；物质世界有物质世界的法；处于人类之上的‘灵智者’有自己的法；兽有兽的法；人类有人类的法。”
怎样才算得上法治修明呢？从中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看，主要有五个条件：
（1）周。法制体系要完备，条文要周密，不能有大的漏洞，更不能有空白和缺位。
（2）明。法治的前提是使民知法，而知法的前提就是法律内容的表达要简洁，让民众容易看得懂，明白哪些能够做，哪些不能做。就像孟德斯鸠说的，“法律是为具备一般理解力的人们制定的，它不应当精深玄奥”。
（3）平。就是要体现公正、公平和公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能像儒家那样，实行法外施恩，“刑不上大夫”。要像商鞅那样，太子犯法，他敢于惩治太子和太子的老师，将法律的公平性和权威性大显天下。
（4）信。就是要通过严格执法、公平执法，取信于民，使法律在民众心中有一种公信度，从而达到“举国上下唯法是从”的境界。
（5）稳。我们的老祖宗告诫：“不得百利不变法度，工不十倍不换器具。”孟德斯鸠也说：“在没有足够理由的情况下，最好不要更改法律。”像王莽那样，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实行了四次币制改革，纯粹属于瞎折腾，犯了法治的大忌。
5.有一支强大的、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
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取得的。同样，政权也要靠枪杆子来维护和保障，要靠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来支撑。就拿西周时期实行的封建制来说，后世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和谐”制度，天下作为一块蛋糕，相关势力或族系都能够切分一块，这跟用武力强占强取简直是“天壤之别”。但钱穆先生却不这样认为，他说：“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与后世统一政府只以封建制为一种政区与政权之分割者绝然不同。因此在封建制度的后面，需要一种不断的武力贯彻。”
仔细品评老先生的这段话，我们就不难意识到，政权这座大厦，不管其外面装饰得多么豪华，支撑其骨架的永远是“钢筋”与“水泥”，是军队与武力。
什么样的军队才算得上强大呢？
（1）帅有智。掌握军权的最高统帅应该具备战略眼光和战略思维，能够洞察天下大势并据此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如秦昭王在秦国和赵国两强并立、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毅然下决心倾国之力打了长平大战，从而使战国的时代格局发生质的突变，实力天平急剧倾斜，呈现出一强（秦）独大、六国（赵、魏、韩、齐、燕、楚）皆弱的态势，为秦国后来统一天下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2）将有谋。俗话说：“自古无常胜将军。”从春秋中国几百年的历史上看，有四个人当得起“常胜将军”的名号，一是吴起，二是白起，三是李牧，四是王剪。作为杰出的领军人才，这四个人都堪称大谋天赋，具有四个共同的特点：永远谨慎，无丝毫轻慢之心，总在不断地揣摩敌人，做到知己知彼；永远冷静，无狂躁倨傲之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算计精到；永远勇猛，临阵时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将士的杀敌勇气；永远机变，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能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部署，改变战法，做到制敌而不制于敌。
（3）兵有勇。管理严格，训练有素，士气旺盛，能做到闻战则喜，战则怀必死之心，具备一种英风烈骨。就像吴起训练的士卒，“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为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4）器有精。对于战争的胜负来说，武器装备尽管不是决定性因素，但绝对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体现一国之战力的核心要素。什么样的武器装备才算得上精良呢？那就是武器的科技含量，至少要达到时代的较高水平。比如战国后期的秦国，其武器装备建设在吕不韦的改革下，全面走上了标准化、规范化的轨道，其打造的兵器质量远远超过其余六国，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
6.有一支比较清廉勤实的官吏队伍
“吏治清，天下兴”，“治国就是治吏”。古人的这些话，充分说明了选好、管好官吏对于安邦治国极其重要。三千年的中国历史，虽然朝代有更替，但官吏的结构大体是稳定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官。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由于职数所限，这支队伍（官员集团）的数量较少。以明朝为例，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不过四五位，包括县令、县尉、县丞等。
（2）吏。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中层管理人员。同样由于职数限制，这支队伍（吏员集团）的规模也不大。如明朝，一个县正式的吏员（典吏）不过十几人。
（3）役。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执行操作人员。由于编制失控，这支队伍（白员集团）不仅数量庞大，更是三千年中国历史吏治腐败的“黑洞”。拿明朝来说，一个县“编制”内的衙役不过二十人，但临时工（亦称“帮闲在官”）却达到两百多人甚至上千人。
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来看，所谓吏治清明的时代，大抵需要达到以下三个条件：
（1）官员贤能。具有忠君、爱国、爱民的思想，具备一定的领导能力，有较好的品格和操守。
（2）吏员勤正。有一定的良知，办事能处以公心、比较公道，作风实在，不偷懒，不过分贪鄙。
（3）白员数量得到有效控制。这一点，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一书中做了一个猜想。他说：“中国历代兴衰，与这个未曾命名的社会集团有密切的反比关系--白员兴则社稷衰。而且，历代都不缺少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却又根除乏术，屡战屡败。”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朱元璋，他以最高的权力、最坚决的态度、最狠辣的措施，如发动群众捉拿白员、对害民的白员实行族诛等，与这个“祸害百姓比虎狼还厉害”的集团进行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却无法彻底根除其害。
白员集团究竟贪劣到哪种程度呢？吴思先生又引用了《儒林外史》第二回中有关于衙役的一段描写：“李老爹（衙役）这几年在新任老爷手里着实跑起来了，怕不一年要寻千把银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赌，不如西班黄老爹，当初也在这些事里玩耍，这几年成了正果，家里的房子盖得像天宫一般，好不热闹！”由此可见，白员集团为害之酷烈。
7.有一条比较稳固的民生保障线
从中国历史来看，这条民生保障线与政权保障线紧密相连。一旦前者受到破坏，或被毁坏，后者就会变成“秋日的蚂蚱--长不了”。
所谓的民生保障线，细究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道：
（1）一道是幸福“红线”。一旦突破，便会引起民众的埋怨，甚至局部的骚乱。就像目前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因为负债危机不得不削减福利待遇，结果民众很不满意。
（2）一道是发展“蓝线”。一旦突破，民众的生计、工作就会受到影响，生活“饭碗”被打破，便会引发局部动荡。就像古代的许多时期，或因为兵役、徭役繁重，或因为土地兼严重，侵夺了老百姓的生产时间和生产资料，逼得良民不得不为盗为匪，零星地走向朝廷的对立面。
（3）一道是生存“底线”。一旦突破，民众陷入“寒者不得衣，饥者不得食”的境地，便只能学陈胜、吴广、李自成，大规模地起来造反革命。
由此可见，这条民生保障线是多么的重要啊！明太祖朱元璋看清了这一点。因而，他对老百姓的利益非常上心，设计了一整套的制度来防止官吏扰民、侵害百姓利益，实质上也等于设计了一条“民生利益”保障线。尽管他后来的许多子孙都很不像话，荒唐无耻，但因为有了这条保障线，明朝的江山还是在风雨中维持了两百多年。吴思先生看清了这一点，他在《血酬定律》中说了一句话：“民众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自己的利益是永恒的。”
恩格斯看清了这一点。他说，“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个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二
“七有”算是笔者从历代盛世中寻找的共同特点，或可称之为规律。反之，所谓末世或衰世呢？那就变成“七无”了，即君主无明、中枢无能、策略无当、法制无威、军队无力、官吏无耻、民生无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