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法，良法也……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
纵观中国三千多年的政治史和改革史，如果要问谁的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功效最明显，笔者认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商鞅！
商鞅，约生于公元前395年，本是卫国公室庶出的公子，姓公孙，名鞅，故称卫鞅或公孙鞅，后因变法有功，被封于商，所以又叫商鞅。商鞅这个名字，实质就与改革紧密相关。“鞅”者，马颈下之皮革也，其寓意为像马颈下的皮革一样坚韧。
一
商鞅是应秦孝公的“求贤令”入秦的。俗话说，“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急于求贤的秦国当时究竟是什么现状呢？这一点，我们读一读秦孝公的《求贤令》就知道了。《求贤令》文字不长，但内容很丰富，从中可以看出秦国当时面临的艰难时局。据《史记·秦本纪》记载：
“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从这段文字，至少可以看出当时秦国面临以下三个困境：
一是“衰”。秦国在秦缪公时期，处于强盛状态，“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成了“春秋五霸”之一，何等威风。但好景不长，由于后来“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实力急剧下降，军事上频频吃败仗，黄河西岸的大片土地逐渐被魏、赵、韩三国蚕食。
二是“穷”。不仅物质上穷，老百姓“有田无耕、有荒无救、有年无成”，而且精神上穷，其文明程度与中原差距很大，依旧沿袭着寒食、举家同眠、人殉等愚蛮风习。
三是“弱”。尽管在秦献公时，国家实行了一些改革，迁徙了国都，也打了一些胜仗，但由于经济没有发展上去，国家越打越穷，人丁越打越少，整个国家已处在积贫积弱、风雨飘摇的境地，在七雄中排倒数第一。再不变法，再不图强，只能是“死路”一条。《求贤令》中一句“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足以证明其因贫弱被其他国家看不起的处境。
商鞅变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它如同一道闪电，划破了秦国的沉沉夜空；如同一场霖雨，为干旱的秦国注入了生机。
二
关于商鞅变法的内容，各种史料的记载不一，且大都比较散乱和肤浅。从笔者的分析来看，倒是孙皓晖先生在《大秦帝国》中梳理得比较清晰，尽管他是以小说的形式在表达，但比许多学术研究文章都要分析得透彻明白。他写道：
“《治秦九论》乃卫鞅谋划的变法大纲。其一《田论》，立定废井田、开阡陌、田可买卖之法令。其二《赋税论》，抛弃贡物无定数的旧税制，使农按田苗、工按作坊、商按交易纳税之新法。如此民富国亦富。其三《农爵论》，农人力耕致富并多缴粮税者，可获国家爵位。此举将真正激发农人勤奋耕耘，为根本的聚粮之道。其四《军功论》，凡战阵斩首者，以斩获首级数目赐爵。使国人皆以从军杀敌为荣耀，举国皆兵，士卒奋勇，伤残无忧，何患无战胜之功？其五《郡县论》，将秦国旧氏族的自治封地一律取缔，设郡县两级官府，直辖于国府之下，使全国治权一统，如臂使指。其六《连坐论》，县下设里、甲两级小吏。民以十户为一甲，一人犯罪，十户连坐，使民众荣辱与共，怯于私斗犯罪而勇于公战立功。其七《度量衡论》，将秦国所行之长度、重量、容器一体统一，由国府制作标准校正，杜绝商贾与奸恶吏员对庶民的盘剥。其八《官制论》，限定各级官府官吏定员与治权，杜绝政出私门。其九《齐俗论》，强制取缔山野之民的愚蛮风习，譬如寒食、举家同眠，妻妾人殉，等等。”
商鞅的“九论”，在今天看来，也许很平常，但在那个时候，则像光彩夺目的朝阳，照亮了秦国的大地，使其他六国黯然失色。商鞅变法的“亮点”主要体现在明确土地私有制、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和建立“平等”的奖惩制三个方面。
1.明确土地私有制
前面已经讲到，井田制实质上是一种土地公有制。管仲“相地而衰征”的新赋税制度虽然承认了“私田存在”的合法性，但并没有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之后，子产提出的“作封洫”又前进了一步，表明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制度，但在子产死后，郑国被灭，这一制度也就烟消云散了。不仅如此，新田制还成了亡国的罪魁祸首。
商鞅的田制改革，实质上就是土地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而且转的力度相当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新分配土地，把贵族的封疆（大田界）、阡陌（小田界）全部打开，废除奴隶主贵族对土地占有的特权，按军功爵位重新进行分配，从而使“耕者有其田，勤者多有田”。二是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土地史上第一次真正承认了土地的“私有”属性，顺应了时代潮流，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国民的耕作积极性。
2.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也是商鞅变法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举措。这一变法最难的就是将“秦国旧世族的自治封地一律取缔”。纵观整个战国时代，其他六国也都向秦国学习，试图变法，但却始终过不了这个“坎”。比如，赵国赵武灵王的变法、燕国的燕昭王复兴等，均没有解决“自治封地”的问题，国力无法真正集聚。
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国能够在七雄之中胜出，实质上是得力于“制度”的优胜，而其中最核心、最关键的制度就是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使“全国治权一统，如臂使指”。这一点是其他六国无法相比的，也是秦国最终灭掉六国、统一华夏的重要原因。道理很简单，秦国通过这一制度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拳头”，而六国却始终如散开的五根“手指”，实力强弱已显而易见。就拿楚国来说吧，楚国的土地面积比秦国大，人口也比秦国多，但老是被动挨打，根本原因就是大世族拥封地自居，国家如同一盘散沙，国力无法集聚。
3.建立“平等”的奖惩制
治国之道，“一赏，一刑，一教”。对于赏罚这种工具，历代统治者和管理者都会用。不同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乃至以前，这种“赏罚”是极不公平、极不平等的，平民百姓立再大的功也得不到奖赏，得不到官爵；贵族官僚犯了法也不会被惩罚，做不做事、立不立功都照样居高位、食厚禄。这种不平等的状况极大地影响了绝大多数国民的爱国热情、生产积极性和参战杀敌的动力。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无论是管仲、李悝还是吴起，都试图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状态，以调动和激发民众的积极性。
与前人相比，商鞅在这方面的改革更为彻底，其颁布的《农耕奖励法》和《军功授爵法》实质上就是要取消官禄世袭制，完全将贡献粮食和杀敌数量作为奖罚标准。比如，在军功方面，规定军功爵位分二十级，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及官职；田宅、臣妾、服饰等也按军功获得爵位的等级而定；隶农作战勇敢，赐爵位，升为良民；斩首一级，赐爵位一级，田一顷，宅九亩，农奴一人。在种田方面，规定向国家多缴纳粮食、布帛等同于军功，同样受到奖励，可获得免除徭役的优待。
更重要的是，商鞅不仅制定了奖励“勤民”的规定，实现了在“贡献面前人人平等”，还制定了惩治“疲民”的规定。所谓惩疲，就是惩治懒惰懈怠和不务正业的游手好闲分子。商鞅的“惩疲”，实质上就是通过严格的法律“逼疲为勤”。如农工商人，凡是因为懒惰而招致贫穷的，取消良民资格，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婢；凡宗室贵族，两年无军功者，除去贵族籍；即便是贵族，也要与普通农民一起承担国家赋税。
商鞅的这一变革，使世袭贵族普遍丧失了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充分调动了下层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和参军作战的积极性，从而使秦国蕴藏于民众之中的伟力如火山岩溶般喷发出来，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便使得秦国由一个穷弱之国变为富强之邦。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尽管商鞅变法很全面，涉及田制、军制、官制等诸多方面，但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三项措施：奖励农耕、激励军功和建立中央集权。这三项措施激发了民众的活力，掘开了国家的财源和兵源，积聚了国家的实力。在这种先进（与其他六国比较而言）的制度下，秦国的强大势成必然。因此，与其说是秦始皇用武力扫平了六国，不如说是用先进的制度战胜了六国，统一了华夏。
三
尽管后来商鞅的结局很惨，被“五马分尸”，但商鞅的变法无疑是成功的，而且是三千年中国改革史上最成功的。
其一，它使秦国从当时比较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第一强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
其二，它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汉朝的刘歆说，秦国“东并河西，北收上郡，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秦遂以强，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王充在《论衡》中也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其三，为其后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一种科学管理模式。毛泽东说，“百代皆行秦政法”。这个“政法”，实质上就是商鞅建立的“中央、郡、县”的政治管理模式，尽管后来各个朝代有所变化，或三级，或四级，或五级，但万变不离其宗，“中央”和“县”始终把着两头，变化调整只在中间。
改革愈深彻，道路愈艰难。作为从封建诸侯制到帝国集权制转变过程中的一次全面、系统、深刻的变革，商鞅变法的难度是前所未有的，其成功的原因也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有哪些呢？
1.明君强臣，生死知交
无论是在商鞅之前，还是在商鞅之后，凡不是由君王“老大”亲自唱主角而是由强臣“老二”主持的改革，几乎就没有成功过。原因就在于，往往在变法进行到关键时刻，各种反对势力会用尽一切手段挑拨离间，使“老大”与“老二”之间产生信任危机，用人有疑，必败无疑。而从现有的史料看，秦孝公对商鞅始终深信不疑，二十年的时间里，不受挑拨，不受离间，一个在前台“极心无二虑”地唱戏，一个在后台呕心沥血地创造条件、化解矛盾、提供保障。秦孝公始终对商鞅信任有加，并放心地授权给他，让他尽情发挥。
2.对立争鸣，统一思想
大凡变革，首要之难就是领导层的思想统一问题。变法开始前，秦孝公亲自主持了一次朝会，就变法的利弊问题进行了廷议。当然，争论是激烈的。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旧势力反对变法，强调因循旧制是治国之道，官吏熟悉旧规，民众安心旧习。杜挚甚至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则针锋相对，指出“尧舜禹三代不同制，春秋五霸不同法。世生变，变生强，强则进；治国之道，贤勇者创法立制，庸碌者因循守旧。创新者生，守旧者亡”。商鞅的说辞打动了秦孝公和其他大臣的心，也坚定了秦国高层变法图强的决心。
3.点子奇妙，取信于民
变法第二难就是如何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商鞅变法之初，为解决“民不信”的问题，他把一根三丈之木立于国都栎阳南门的集市上，宣布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赐十金。起先老百姓不相信，没有人搬。于是，商鞅又下令，将赏金加至五十金。于是，一个少年将信将疑地把木头搬到北门，立即得到了五十金的赏赐。就这样，通过一件简单的事，商鞅在秦国百姓中树立了“可信”的形象。
两千多年以后，青年毛泽东还对此做出高度评价：“商鞅之法，良法也……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
4.先易后难，把握节奏
商鞅变法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批法令包括农耕奖励、军功授爵、编民什伍连坐、私斗治罪等内容，主要着眼于治标，尽快解决秦国当时的燃眉之急，如百姓穷困、军无斗志、民间私斗成风、社会治安状况不好等问题，特别是通过奖励农耕、奖励军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田和国民参军的积极性。第二批法令则包括废井田、开阡陌、除隶籍、改封地、设郡县等内容，主要着眼于治本，从根本上改革了秦国当时不适应社会潮流的体制和制度。这种做法有效地化解了改革进程中遇到的强大阻力。
5.雷厉风行，狠抓落实
举国唯法是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商鞅变法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不避权贵。从史料记载上看，商鞅变法中遇到了不少阻碍，都被他依法一一处置了。比如新法颁布不到一年，以太子驷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为首的一批人，唆使太子故意触犯法令，破坏新法。商鞅毫不留情地予以严肃处理，并依律割掉了公子虔的鼻子，在公孙贾的脸上刺了字。
二是法不避“众”。比如，一个县因为抢水引发了一场惨烈的械斗，商鞅依法一次在渭河边处斩七百余人，终于刹住了秦国的私斗风气，在民众中树立了“私斗耻辱、公战不朽”的观念。
此外，为保证法律深入人心，秦国在每个县都设立了律法官，主要负责宣传法律、解释法律，而律法官在解释有关法律条文时一旦出错，则将受到严惩。
遗憾的是，像商鞅这样一个对秦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历史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后世对其评价并不高。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例，虽然有《商君列传》，但评价确实有欠公允。在司马迁这位老先生的笔下，商鞅成了一个“天资刻薄人也”：
“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仔细品评这段文字，越发觉得司马迁这位“书生史家”幼稚甚至迂腐。其一，他把当时备受推崇、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极大好处的法家思想斥之为“浮说”，确实显得浅薄。其二，把商鞅执法如山、不避权贵，善用谋略、智胜魏将，为改革鞠躬尽瘁、不屑于“明哲保身”等磊落做派一概斥之为“少恩”，确实显得荒唐。其三，把一场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对民众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没有放到“全局利益”和“万世之谋”上去检验，而是落到些许“个人恩怨”上来注释，确实显得器局狭小，抑或说本末倒置。
“大仁不仁”，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但要真正理解它、执行它，又是何等的艰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