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的迅速覆灭就在于求治之心太切，改革之心太急。用《大秦帝国》中总结的话来讲，就是“创新有余，守常不足，大政有成，民生无本”。
公元前221年，在秦王嬴政、李斯、王翦等一班君臣的共同努力下，历经十年的浴血奋战，秦国终于灭掉了韩、赵、魏、燕、楚、齐六国，结束了自春秋以来近五百年的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统一了天下。对于秦一统天下的重要意义，钱穆先生归纳出以下四点：为中国版图之确立、为中国民族之抟成、为中国政治制度之创建、为中国学术思想之奠定。
当时，秦国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走老路，守旧制，就是继续实行诸侯分封制；一条是走新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全面改革。经过一番激烈争辩之后，秦王嬴政最终采纳了李斯等改革派的意见，选择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为华夏政治文明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模式。
一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这是1973年毛泽东写的一首诗，也是两千年来难得的一首突破儒家陈腐观念及偏见对秦始皇给予公允评价的诗。
秦始皇，公元前259年生于邯郸（今属河北），死于公元前210年，姓嬴，名政，完成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后人称之为“千古一帝”。
秦始皇改革的丰功伟绩主要体现在创新治式、更新官制等四个方面。
1.创新治式
这个治式，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统治模式，或者叫政治体制。秦灭六国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推行何种治式的问题。当时，主要有两种主张：一种是继续走老路，实行封建诸侯制；一种是顺应潮流走新路，实行郡县制。
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封建诸侯制已历经夏、商、周三代，实行了两千多年。尽管这种体制的弊端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充分暴露，但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六国遗族中仍有“市场”。这种市场主要依托于两点：一是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吕氏春秋》云：“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众封建，非以私贤也，所以便势全威，所以博义。义博利则无敌，无敌者安。故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这段话看起来像“圣王正道”，但如果联系当时的实际情况仔细分析，则近于滑稽与荒唐。比如，它认为国越小越好，而事实是春秋战国纷争几百年，小国家都被大国灭掉了；又比如，它认为封的诸侯国越多越好，而事实是周王朝封了一千多个诸侯国，其结果是自己作为天下“共主”被架空，八百年天下，五百多年“龙争虎斗”。
二是儒家的主张。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其重要的政治主张就是复古，就是要实施“王道仁政”，就是要回到夏、商、周三代的封建诸侯制。
到底采用哪种模式呢？秦始皇通过朝会议政的方式，最后决定废除封建制，力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一郡），郡下设县，县以下设乡、亭、里，最基层设什伍。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国、郡、县、乡”为主要层级的崭新的统治管理模式。这一模式自秦以后，尽管各朝各代都有些变化，但均属于枝节的修补，主干并没有变。对于这一重大的体制创新，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给予了高度评价：“秦君臣此番建树，于中国史上政体之跃进有大功绩。后人空以专制讥秦，殊欠公允。”
2.更新官制
在确定了基本的政治管理制度--郡县制后，秦始皇在李斯等人的协助下，又对官制进行了创新，从上到下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施政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以下四个系统：
（1）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决策系统，主要包括皇帝本人和郎中令、尚书丞、奉常、卫尉、太仆、宗正、将作少府、大内、太子太傅等九大机构。
（2）以三公为轴心的中央政务系统，也就是后来通常所讲的三公九卿系统。三公是指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其中，丞相主要管理国政，太尉主要管理涉军政务，御史大夫主要负责监察监督。三公之下设九卿。这九卿又分为两部分，其中前五卿隶属于皇帝系统，如郎中令、奉常、卫尉、太仆、宗正，而后四卿隶属于三公系统，如廷尉（掌管执法）、治粟内史（掌管经济民生）、典客（掌管外交和边防）、少府（掌管国家赋税）。
（3）以郡守县令为中心的地方施政系统。郡官系统主要包括郡守、郡丞、郡尉、郡法官、郡卒史、主簿等，县官系统主要包括县令、县丞、县尉以及道啬夫（掌管道路修筑及维护的官员）、仓啬夫（管粮仓的官员）、田啬夫（督导耕耘的官员）、苑啬夫（监管山林湖泊的官员）、厩啬夫（督导牲畜繁殖和生育的官员）等。
（4）以乡、亭、里为骨干的基层组织系统。其中，里相当于后世的村，设里正一名；十里为一亭，设亭长一名，吏员四人；十亭为一乡，乡官之上有“三老”。这里的“三老”多是由八十岁以上、在当地有一定名望的三位老人组成，主要执掌民风、民俗和教化。
以上四大系统标志着一套完整的国家行政系统的建立，不仅在当时算得上是一项宏大的政治工程，而且，对于后世乃至今天，仍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3.改制文字
文字是文明的载体，一种文明的融合首先需要统一文字。秦始皇统一华夏后，做得最有意义、对中华民族最有贡献的一件事就是改制文字、统一文字。
关于我国文字的根源，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做了形象的描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府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舆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异别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依，即谓之字。”虽然文字的根源一样，但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分裂，到秦一统天下时，文字已经出现“言语异声，文字异制、书体异形”的状况，严重影响了各地的融合与沟通。
针对这一状况，秦始皇令李斯主持，胡毋敬、程邈、赵高等人协助，开启了“书同文”工程。这一工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以小篆为本，统一了小篆的写法，将之作为公文，便于确认；承认隶书的合法性，以隶书为辅，将之作为常用文，便于快捷；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文字范本，颁行天下，同时废除了当时的异体字和繁体字。至此，文字改制宣告成功，方块字从此与华夏民族融为一体。诚如孙皓晖先生在《大秦帝国》中的慨叹：“方块字者，华夏文明之旗帜也！但有方块字在，华夏文明恒在。”联想到几千年来世界各民族的兴衰生灭，联想到一些专家学者总结的“一个民族的消失首先是其文字的消失”的观点，我们不能不说，秦始皇的“书同文”工程对华夏民族产生了无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此外，秦始皇在统一文字的同时，还统一了货币，统一了度量衡，并对天下的道路河渠进行了疏浚整合，使之结成四通八达之网。
4.完善律法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可以说进入了法治社会，所谓“举国上下、唯法是从”，其显著标志就是《秦律》的诞生。秦统一天下后，对《秦律》做了进一步的修订完善，所涉内容十分广泛，用现在的话来表述，可以说包括了刑法、民法、诉讼法、行政法、经济法、军法等多方面的条文。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秦朝在法制建设上，除了有一部完善的《秦律》外，还制定了《法律答问》。《法律答问》既具有现在成文法的特点，又算是开了案例法的先河：一是形式新，采取问答的方式，对法律条文一一做出权威解释；二是内容新，在条文的解释后，又附了对各类案件的处理事例，以供参考和遵循；三是功能新，《法律答问》具有与《秦律》一样的法律效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超过了律文本身。
二
在中国历史上，秦王朝是一颗“灿烂的流星”。说它“灿烂”，是因为它的改革力度、它对中华政治文明的贡献、它所创造的功业以及它的影响力，是后来任何王朝都无法比拟的。钱穆先生的评价是：“秦代政治的后面，实有一个高远的理想，秦政不失为顺着时代的要求与趋势而为的一种进步的政治。”
说它是“流星”，是因为它确实太短暂了，从统一天下到灭亡，只有十五年时间，还被扣上了一顶“暴秦”的帽子，以至于后代许多文人、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都在为它总结教训。从文学上看，最著名的有贾谊的《过秦论》、杜牧的《阿房宫赋》等；从史学上看，最著名的有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们的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没有脱离就事论事的方法，略显浅薄。
造成秦王朝悲剧的原因，还是落在“改革”二字上，其根本的教训则是“六个必须”中“改革必须在时机成熟时进行，循序渐进，不可急躁冒进”。秦王朝的迅速覆灭就在于求治之心太切，改革之心太急。用《大秦帝国》中总结的话讲，就是“创新有余，守常不足，大政有成，民生无本”。关于这四句话的含义，小说中借郑国之口，说得非常生动、深刻，引用如下：
“陛下，老臣今日绝不藏话。”郑国心意清明，侃侃而谈，“老臣以为，大秦政道以创新为本，开千古万世之辉煌，此即创新有余也，大政有成也。所谓有余者，陛下之心力全副专精于文明创新，而忽视了最为通常的民众生计。所忽视者，乃守常不足也。以国家大政说，便是缺少守常安定之策。何为守常之策？说到底，就是轻徭薄赋之政。唯其平常，以陛下之雄略，反被忽视了。常则平，安则定，饱则安，暖则稳。此，固本之国策也。一味创新而不思固本，则易为动荡也。大秦新政烈烈轰轰，雷霆万钧。所缺少者，阳春之和风细雨也。秦法之周严，史无前例。秦吏之公廉，史无前例。皇帝之雄明，史无前例。然则，如此雄主新政之下，却终是天下汹汹难安，民众辄有怨声，根由何在？究其根本，求治太急，事功太过也。若能稍宽稍缓，轻徭薄赋，则大秦新政将光焰万丈，万古不磨也！”郑国苍老的嗓音中流露出一种无可名状的遗憾，“老臣补天之心，陛下明察……”
“老令以为，朕当如何补正？”嬴政皇帝默然良久，突兀一问。
“陛下若能以长公子扶苏为政，则天下可安。”
这段话尽管不像专家学者说得那样刻板、那样引经据典、那样深奥，但却说清楚了秦王朝“短命”的根本原因。这其中有四条教训足以引起任何一位为政者的注意和警惕。
1.什么是真正的改革创新
从通常状态上讲，改革是个好东西，但一味改革创新、经常改革创新，则容易陷入“折腾”的旋涡，反而会带来灾难；守常看起来是“保守”的代号，但该守常时守常，则往往与“安稳”相连，能带来好效果，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秦王朝“改革”的悲剧和汉初“守常”成功的范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条结论，真正的改革创新往往是在守常基础上的创新，是包含了守常的创新。
2.什么是最大的政治
老百姓的吃穿住行是最大的政治。前面讲到，“秦法之周严，史无前例。秦吏之公廉，史无前例。皇帝之雄明，史无前例”。然而，这三个“史无前例”，却抵不过老百姓的吃饭和穿衣问题。老百姓的吃穿问题不先解决，或者说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再有十个、百个“史无前例”，天下还是汹汹难安，政权还是稳固不了。
《论语》中有句话叫“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天下老百姓都贫穷困难，那你的地位也就完了。联想到近段时间一些国家的政局动荡和变化，更加印证了这八个字的真理性。这些国家之所以乱，固然有“外因”在起作用，但最重要的还是几十年来这些国家的人民，尤其是老百姓的生活很困穷。
3.一个刚刚建立的政权，最需要的是什么
天下纷争几百年，到秦始皇时得以一统。此时，最需要的是安定人心、稳定民生，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住好。而秦始皇，却在其宏图伟略的支配下，启动了一个又一个的浩大工程。如在水利方面，疏浚天下河渠，疏通鸿沟，开建灵渠；在交通方面，修复乡道、县道、驰道，乃至上马“直道”（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在国防方面，修筑长城；在皇室方面，建阿房宫，筑骊山陵，等等。在当时天下初定、民生尚很艰难的情况下，可以说，这些浩大的工程就像一座座抽血机，吸尽了天下的民力，耗尽了国家的元气。这一点，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一言一蔽之，“秦代政治的失败，最主要的在其役使民力之逾量”。具体情况是：
“秦人以耕战立国，全国民众皆充兵役，名曰‘黔首’。惟在战国兵争时代，以军功代贵族，秦民力战于外，归犹得觊功赏。及天下统一，秦之政治亦渐上文治轨辙，而一面仍恣意役使民众，如五岭戍五十万，长城戍三十万，阿房役七十万；此等皆为苦役，与以前军功得封爵不同。古代封建小国，四境农民行程相距最远不出三、四日，每冬农隙，为贵族封君服力役三日，往返不过旬日，其事易胜。秦得天下，尚沿旧制，如以会稽戍渔阳，民间遂为一大苦事。又有‘七科谪’与‘闾左戍’，陈胜、吴广即由此起。”
尽管历史没有“假设”，但假设当初秦国君臣不是那样性急，没有那样一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心态，在做好反复辟工作的前提下，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滋润民生，养息民力，再慢慢改革创新，也许，历史会呈现另外一幅图景。
4.对于一个政权生命的延续来说，什么最关键
答案无疑只有一个，那就是“接班人”问题。这其中，不仅有谁来接班的问题，还有什么时候接班、如何接班等问题。这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都将影响一个政权的命运，影响历史的进程。
对于当时的秦王朝来说，接班人是定了，那就是公子扶苏，这一点没有错。错就错在：
（1）秦始皇在明知自己身体不行的情况下，在明知“内忧已大于外患”的情况下，不是守定咸阳节制天下，平稳地向扶苏交接权力，而是再次离开中枢外出巡视，以至于在腥风血雨中交错了班，铸就了千古大错。
（2）即便要冒险巡视，也应当提早布局，召回公子扶苏，确立其太子的位置，让他在咸阳主持工作，这样就算后来生变，也不至于让赵高钻了空子。
（3）对自己最亲近的赵高没有设防，才有了后来赵高改诏、阴谋乱国的惨剧，以至于煌煌改革伟业丧于一阉宦之手，浩瀚的史书上，只留下几声叹息！
其实，从历史的教训看，对于当权者来说，关键时刻最大的危险并不是那些敌对分子，而是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
总之，对秦朝来说，兴也改革，亡也改革。其给后世留下的教训，如果不是简单地从暴政和仁政方面去分析，而是从改革的角度切入，也许更值得总结和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