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创始人墨翟（约前468—前376年），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政治家。相传为宋国人，后长期居于鲁国。他出身于下层，自称“贱人”。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不满于儒学，便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对立学派。墨家以“非命”和“兼爱”的观点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差等”说，主张不分贵贱亲疏，“兼相爱，交相利”，“赏贤罚暴”。他“非攻”的思想，反映了广大下层民众反对掠夺性战争的愿望；他“非乐”、“节用”、“节葬”等主张是对当权贵族奢侈享乐生活的抗议。他具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牺牲精神。墨子认为要天下大治“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希望统治者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和经济地位。在认识论上，墨子提出“三表法”，即以前人经验、实验感知和符合国家人民利益为判断真假是非的标准，比之儒家强调“内省”更为深刻。
墨家的主要著作《墨子》是研究墨学的基本资料。
四法家
法家是先秦时期主张法治的重要学派。早期法家的先驱者有春秋时期的齐管仲（？—前645年，名夷吾）和郑子产（？—前522年，名公孙侨）等人。管仲提出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四维（礼、义、廉、耻）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等思想对后世都有深刻影响。子产为郑“铸刑鼎”，公布刑法，整顿田亩，反对迷信，使郑国在“诸侯力政”的春秋能立身于晋、楚两大霸国之间，实赖于子产治国有方。
秦国在东周时还比较落后，前三六一年孝公立，下令求贤。卫国人法家公孙鞅（后因仕秦有功，封于商，号商鞅）应募入秦，实行变法，得到孝公的支持。他重编户籍、奖励耕织、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奖励军功、推行法治，使秦国迅速强盛起来，终于吞灭六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
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韩非，吸收了道、儒、墨各家的理论，使法家思想臻于成熟与完善。他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著有《韩非子》一书。他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三者合一，建立了以“法治”为中心的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这对中国出现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是有积极意义的。
五阴阳家
阴阳家的学说产生于人们改造自然的活动，由于对天象四时逐渐有所了解而形成了“五行”观念。即以金、木、水、火、土名五行，并用它比附地上万物，即所谓五材（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又以五材相生相克的关系说明事物的变化。至周，人们开始用阴阳观念来解释四时的更替，后又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复杂现象高度概括为阴（阳）、阳（阳）两个基本范畴，并以阴、阳的交错配合来说明万事万物的不断发展变化。
到战国时期，随着这方面知识和经验的不断积累，就产生了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
邹衍，亦作驺衍，博学多才，尤长于天文、地理和历法。他把早期阴阳和五行学说结合在一起，并加以附会扩充，成为阴阳五行理论。著《邹子》四十九篇，已佚。邹衍依据当时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经验，对天地起源和政权衍变进行臆测，扩大了人们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活跃了人们的思维。但他据五行生克所造出来的“五德终始”（如水德克火德、火德克金德等）循环论，却使人们对人类社会的变化及各王朝的盛衰更替形成了一种神秘主义的观念而影响于后世。
六纵横家
纵横家指战国时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一些谋士，虽被《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实则不同于其他各家。他们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争、夺取霸权的活动中应运而生的一批人物。他们的言论不乏真知灼见，也很讲究表达技巧，因而颇具说服力。但同时却往往出于个人目的，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取媚人君，以求显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苏秦和张仪。
苏秦，战国时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字季子。先后游说于周、秦、赵，都不受欢迎。当时秦势日强，使关东诸国大恐而谋求抗秦之计。苏秦有针对性地创合纵之说。先后说服燕、赵、韩、魏、齐、楚各国，佩六国相印，为约纵长，约定共同御秦之策。因此，“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
张仪，魏人。曾爱辱于楚，后入秦为相。推行有利于秦的连横策略，即说服六国分别与秦结好，使合纵终告解体。
苏秦有《苏子》三十一篇，张仪有《张子》十篇，均佚。他们的思想缺乏中心主旨，只为谋求个人功名利禄而投时君所好，在各家思想中最为低下。
七名家
名家亦称“刑（形）名家”或“辩者”，是战国时以辩论名实为主要内容的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惠施、公孙龙以及邓析、尹文等。其著作有《邓析子》、《尹文子》、《惠子》、《公孙龙子》等，除《公孙龙子》外，余皆早佚。名家诸子的观点，彼此不尽相同。如惠施代表性的观点是“合同异”。认为从宇宙万物总体来看，万物莫不“毕同”而又“毕异”，任何事物性质上的同异都可以在宇宙这个“大一”的范围内统一起来。这便是“合同异”的理论。它夸大了事物的统一性，但也看到了事物之间差异的相对性，含有辩证的因素，对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公孙龙具有代表性的命题是“离坚白”。认为白而坚的石头，其“坚”与“白”不能同时存在。用眼看，看不到它的“坚”，而只能看到它的“白”，这时“坚”不存在；用手触摸，摸不到石头的“白”，而只能摸到它的“坚”，这时“白”不存在。所以说“坚”、“白”是分离的。“离坚白”的说法，只强调了两个概念的差异，而看不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从而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潭。
名家的理论包含着某些辩证的因素，因而有其可取之处。但有些观点则难脱诡辩之嫌，如“鸡三足”、“白马非马”等。
八杂家
杂家是战国末期至汉代初期折中和糅合各学派思想的一部分学者，具有“兼儒墨、合名法”的特点。代表作是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吕不韦（？—前235年）原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巨商，因与秦庄襄王交结而任秦相。他组织三千门客汇合先秦各派学说，编著《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内容以儒道思想为主，兼及名、法、墨、农及阴阳诸家，故称杂家。西汉时以淮南王刘安为首编纂的《淮南鸿烈》——唐以后始称《淮南子》，虽以道家思想为主，也杂糅了儒、法、阴阳诸家的学说，故列入杂家。《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都保存了先秦学术思想中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除上述八家外，还有农家、小说家，合称“诸子十家”。十家之外，还有兵家、医家以及非墨的杨朱学派等。
各家代表人物影响较大的有近百家之数。他们各有一套自以为可以安邦济世的理论，或聚徒讲学，或著书立说，或周游列国，驰说诸侯。一方面大力宣扬和推行本学派的主张，一方面驳斥其他学派的“谬说”，形成了争鸣的局面。加上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封官赐爵者七十余人。并在齐的稷下设“稷下学宫”，招揽各学派学者数千人，当时驰名的即有淳于髡、邹衍、田骈、接予、慎到、宋銒、尹文、环渊、田巴、鲁仲连、荀况等。他们各抒己见，自由争辩，使当时争鸣的形势呈现出一派繁花似锦、目不暇接的空前繁荣局面。
当时儒家声势甚大，墨子首先起而反儒。他以“兼爱”反对儒家“亲亲有术”的等级制度，以“非乐”、“节葬”反对儒家的繁缛礼乐和“贪于饮食，惰于作务”的不劳而食的思想。说孔子“盛容修饰以蛊世”，“其道不可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对儒学的理论力予批驳，对孔子本人也大加指斥，说孔某剥下人的衣服换酒喝等等。对孔丘弟子也大张挞伐，说“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肹以中牟叛，漆雕刑残”等等。
庄子对墨派的学说也不以为然。认为墨子的主张“其行难为”，“不可以为圣人之道”，而墨子的理想必将“求之不得（不能实现）”。
杨朱反对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而主张“存我为贵”，“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说：“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孟子则极力维护儒学，认为杨、墨之学是对儒学的一大威胁，因而大事攻击。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
农家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抹杀了必要的社会分工。孟子对此痛加驳斥，强调一人不可能兼百工之事，因此也不可能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兼治理天下之事。
荀子曾对十二位有影响的人物逐一批驳。认为子思、孟子歪曲了孔子的本意来骗取群众；墨子强调实用、节俭而轻视等级；法家的慎到能制定法规而不能落实，无力治国；批评名家的惠施、邓析提出一些奇怪论点进行诡辩，也不能用它维护社会伦常秩序。
庄子除推崇老子和关尹外，对名法各家都有所批评。韩非认为当时众说纷纭，只能惑乱人心，从根本上否定了诸子的争鸣，以求法家的独存。
其实，诸子百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后世学者作出了比较公允的评价。如《吕氏春秋·不二》和《史记·太史公自序》中都有较详尽的分析和评论。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独取法家思想治国，实行严刑峻法。由于正统儒派的抗争，而造成“焚书坑儒”的惨剧。
儒学经过一番厄运之后，随着秦王朝的覆灭而重新活跃起来。由于它在本质上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加上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改造，吸收道家哲学及阴阳五行思想，突出宣扬“三纲五常”和“君权神授”，更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武帝断然罢黜百家，儒术被捧上了独尊的地位。在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不断按自己的需要对儒学加以改造，也始终以儒学作为维护统治地位的理论武器。
道家的影响也延续久远。汉初“黄老之治”，魏晋的玄学，都是道学的显赫时期。特别是唐初，老子被冠以“太上玄元皇帝”的尊号，在政治上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但是，后来标榜的道家，多侧重于“清静无为”的消极方面。道家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一方面变成了完善儒学统治术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如它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是作为中华文化的精华得到世代继承的。
法家的思想在秦得到了完善和实现。其中不乏有效的治国之术，所以以后历朝历代都不可能弃而不用。汉代独尊儒术，实际却以儒法相表里便是明证。
阴阳五行说，起初有其科学价值，自演变出“五德终始”说之后，再经后世文人不断加工，则变成一种近乎宗教神学的唯心主义理论，统治阶级更利用其“天人感应”的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合法统治的理论依据。
诸子百家之说，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各有其变化和兴衰的命运。但各家之说的关系正如班固所言是“相灭相生，相反相成”。历代统治阶级正是不断吸收各家之长，以完善自己的统治思想，这种思想也便深深影响于人民大众的意识，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时代的演进，诸子百家的界限益趋模糊。然而对各家思想的研究代不乏人，因而各学派思想的流风遗绪不绝如缕。
儒家既得独尊之位，其著作之流传自是名正言顺。不仅孔子删定的五经，连记录孔子及其学派诸子言行的“四书”也都被官方指定为必读经典。自汉至民国有关阐释《论语》的书约有三百种之多。其中有名的注疏本有三国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南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宋邢昺的《论语正义》、朱熹的《论语集注》、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和今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等。《孟子》有名的注释本有东汉赵岐《孟子章句》、南宋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等。其他如《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各家著作，后世也多有注本和研究成果，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
对先秦诸子的著作，人们很早就注意收集并开始著录。子书的范围是“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也就是说，把儒家以外的诸子学说都列入子部。西汉刘歆《七略》始立《诸子略》一类。《汉书·艺文志》依《七略》之旧将诸子分为十家。晋荀勖编《中经新簿》分甲、乙、丙、丁四部，乙部即收录子书，东晋李充更定甲乙丙丁排次，子书归为丙部。《隋书·经籍志》则正式以经、史、子、集命名四部，千年以来相沿不改，子书成为中国文献一大类别。但后世子部界限日趋庞杂，如《四库全书》将难纳入经、史、集部的书统统归入子部，使子部成了几乎无所不包的大杂烩。除诸子百家之外，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类书、释家均归子部，共十四类二十五属，甚至命书、相书、器物、食谱、鸟兽虫鱼、杂事、杂品、异闻、琐语等亦被塞入其中，形成了凌乱不堪的子部，与最初的子书概念已相去甚远了。
秦汉以后，由于诸子各家思想的延续、发展，产生了像汉王充《论衡》、晋葛洪《抱朴子》等一批新的子书，也出现了像今本《列子》、《晏子春秋》等一批自称“古本”的伪托之作。这些，时人均列入子书。
为便于保存和查阅，明人将子书辑为多种丛书。仅嘉靖年间（1522—1566年）的诸子丛书就有《十二子》、《六子全书》、《六子书》等。其后则有明归有光辑《诸子汇函》（收九十三子），清崇文书局辑《子书百家》（一名《百子全书》）、浙江书局辑《二十二子》（子书二十二种），民国时五凤楼主人辑《子书四十八种》等。而影响较大的是民国国学整理社辑的《诸子集成》（一九三五年世界书局排印本），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重印，近年数家出版社均有影印出版。
）第四节 总集和别集
“集”是中国古籍分类四分法中的一大部类。它的类名虽始定于《隋书·经籍志》，但它所著录的文献内容却早已包含在中国第一部分类目录《七略》之中。《七略》的“诗赋略”中包括诗歌、屈原等赋、陆贾等赋、孙（荀）卿等赋、杂赋五个部分。第一部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根据《七略》，仍保留《诗赋略》这一类，后来晋《中经新簿》的丁部、梁《七录》的“文集录”、《隋书·经籍志》的“集部”，直到《四库全书》的“集部”，都是从“诗赋略”一脉相承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