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魏晋南北朝诗人之变迁承继，是一个大题目，笔者自难面面俱到，因而拟从内外两方面来探讨，即论外部的群体变迁，又论内在的人格和生命意识的继承与变化，进而从这三个角度去窥测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及艺术性的流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集团不断涌现，为文学史上一道靓丽风景。这里用诗人群体名之而不言诗歌流派，乃是因为诗人群体指同一历史时期有共同生活、共同趣味的诗人群，他们没有真正意义的文学领袖以及可以指导这一群落创作的理论，也就是并没有演化为一个后世意义上的诗歌流派。
谈诗人群体，要从文人群体说起。春秋时，诸子百家学说各有师承，孔、孟、墨、庄几家弟子均有明载，是具有学派特征的文人群体。战国时有稷下学宫，文人繁盛。不过，这些文人群体以学术为论题，没有明显的文学倾向。西汉分别出现过以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汉武帝刘彻、汉宣帝刘询等帝王为中心的文人群体，以辞赋创作为要义，文人或是政治智囊或是文学侍从。循汉武帝旧例，有东汉灵帝鸿都门学之兴，曹操邺下文士集团之举等等。诗歌为文人垂青之时，诗人群体也自然而生。建安诗人群体的形成即仰赖曹操的网罗，这种情况后来常常发生，像西晋贾谧聚集的二十四友，南朝齐萧子良聚集的竟陵八友，唐太宗手下聚集的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人群体皆是。
诗人群体形成，跟生活环境有关联。先如地域的影响，唐代边塞诗人高适、岑参受西域边塞风情影响；次如职业环境的影响，如中唐的台阁体诗人群。当然也有一种独特的家族记忆的诗人群，如魏之三曹，西晋到南朝齐的谢氏诗人群。诗人群体的形成，与诗人的审美趣味相投也不可分。诗人的创作个性固然存在，但同一时期终究有相对一致的审美追求，三曹七子的诗歌悲凉慷慨，竟陵八友诗歌有声韵之美。前代诗歌对诗人自觉的熏陶，或使诗人亦步亦趋缺乏创新之力，或使诗人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而诗人的性情好尚使他们附和或背离时俗，形成自己的风格和诗歌的文化特征。诗人的审美趣味有时也形成于生活趣味相投，竹林七贤的形成，即是性情相投加上生活趣味相投。
魏晋南北朝的诗人群体往往是松散的。这一时期，文人多受制于政治，政治催生的文人集团，却没有显示出亲密无间、向心协力的粘合力。从建安的三曹七子到南朝的竟陵八友，都是如此。文人因思想性情、生活方式、才学风格等方面的差异相轻相斗，曹操杀孔融、嵇康与山涛绝交，都是此类。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好风度，常师心使气，这些都是诗人群体松散的原因。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明代陆时雍又说：“人情好尚，世有转移”陆时雍《诗镜总论》，《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1416页。，诗风之变源于社会生活和诗人情志，实为常理。诗人世代交替，诗风自然各异。
三曹七子诗群的出现
三曹之说，始见于南朝梁代。或称“二祖、陈王”，如沈约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华书局，1974年，第1778页。或称“曹公父子”，如南朝梁钟嵘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钟嵘《诗品序》，《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第2页。七子之说，始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孔融在公元208年为曹操所杀，这篇文章所言的情况当在此之前。
史籍中没有完整出现“三曹七子”，较全面提到他们的是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没有提到孔融，三曹六子外，同时的几个文人如杨修等也提到了。
三曹七子中，曹操举足轻重。他心怀四海，逐鹿天下，唯才是举，敢于背离世俗道德观念，征召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水之滨的隐士以及盗嫂受金不遇于时的人。《三国志》曹操本传说他“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54页。曹操以文为心声，又以诗娱情，成为建安文坛盟主。曹操对儿子曹丕很用心思。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说：“余时年五岁，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曹操在建安十三年（208）为丞相之后，强召司马懿为文学掾，“使与太子游处”房玄龄等《晋书·宣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2页。曹操对曹植亦然。曹植少年时，曹操率诸子登铜雀台作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陈寿《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557页。曹氏兄弟在生活与政治上依傍曹操，文学上则各有成就，二人对文学的认识也很不一样，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而曹植却小视文学，曾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与杨德祖书》）
曹操首先和七子有密切的联系。当时，诸侯割据，战乱纷纭，诗人之间缺乏交往，但公元204年，陈琳、阮瑀归曹操，均为司空军谋祭酒；徐干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公元208年，是七子相会的关键一年，这年或稍前，应玚、刘桢归附曹操，均为丞相掾属；九月王粲归附曹操，也为丞相掾。可惜，该年八月孔融就给曹操杀了。曹植曾欣然说：“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与杨德祖书》）曹操以“违反天道、败乱伦理”的罪名杀孔融，对其他六子则多有笼络，史书有明确记载。
七子之间的交往之乐，从他们的宴会诗中可以看到。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表述了他们的“南皮之游”的快乐：“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刘桢也在《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中叙说：“众宾会广坐，明灯熹炎光。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金罍含甘醴，羽觞行无方。长夜忘归来，聊且为太康。”一起饮酒，一起赋诗，诗歌也是他们交往的媒介。刘桢《赠徐干》诗二首，其一说：“思子沉心曲，长叹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迁。”徐干《答刘桢》：“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我思一何笃，其愁如三春。”流露出的浓郁愁思，蕴含着彼此的深情厚谊。
曹操深厚的文学修养，使其对网罗文人具有自觉性。文人对他既是政治归附，也是文学侍从，如袁绍兵败后，陈琳归降曹操。而吴质之于曹丕，杨修之于曹植，主要做了政治谋臣。曹丕、曹植承继了乃父网罗人才之法。建安十六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曹植为平原侯。《三国志·王粲传》记载当时二人“天下向慕、宾客如云”的情况：“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
曹操开建安风气之先，但他不是自觉以诗歌为建安诸子的前导，把他们引入某一诗歌创作轨道，而是仿汉武以赋家为文学侍从的旧例，使诗人为自己的侍从。建安诸子扮演文学侍从时多作赋。如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荆州，曹丕作《述征赋》，阮瑀作《纪征赋》，王粲也作了《浮淮赋》。作的诗相对少，如建安二十年曹操征张鲁获胜，王粲作五言《从军行》五首赞誉其事。当时诗人集于邺下，诗坛领袖表面上是曹操，实际上已经是曹丕了。曹丕从政治与情感两面将建安诸子驱进狭隘的生活圈子，往往约请诸子依物而作。他随父出猎，作《校猎赋》，命陈琳、王粲、应玚、刘桢各写一篇赋，于是有陈琳的《武赋》、王粲的《羽猎赋》、应玚的《西狩赋》、刘桢的《大阅赋》。他得一副玛瑙勒，喜极而赋，同时令陈琳、王粲作赋。他做《寡妇赋》悼阮瑀，作《槐赋》，都令王粲并作。他在北园及东阁讲堂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这些与乃父的行为相似，但曹操宣扬武功，他则有些以文为戏的味道。曹丕更关心诸子的为文风格，在《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中以气论文，评说了建安诸子的诗文创作风格，审视了诗人性情对文学的影响。
建安七子向往参与政治而不是做一个诗人，常以特殊的历史事件、生活场景入诗，以诗歌观照社会。当他们在乱离之后，依附曹氏父子，除了随曹操征伐就是与曹丕曹植饮酒赋诗，写了大量宴游诗歌，在诗歌的艺术性得到强化的同时，创作精神却异变了。
建安二十三年（218）大瘟疫，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同年而亡。建安诗歌随诗人凋零而逐渐消亡，其后仅有曹植还维系建安诗风之余响。
竹林七贤的承继与变异
魏晋易代，竹林七贤步三曹七子之迹，出于险恶的政治旋涡之中。他们或心向曹氏与西晋统治者同床异梦，或者与西晋王朝同轨运行，与时俯仰。
“竹林七贤”的说法最早见于《三国志·王粲传》附《嵇康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魏氏春秋》的作者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人，所著《魏氏春秋》《晋阳秋》，世称良史。竹林七贤最后一个王戎去世，孙盛刚降生，他亲身感受到七贤的巨大影响:“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世说新语·任诞》，刘孝标注引《晋阳秋》)与孙盛同时的名士袁宏、戴逵、孙绰，也著有《竹林七贤名士传》《至人高士传赞》等书，也说明竹林七贤之名在当世就有了。
与裴松之同时的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任诞》中也有类似记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这段文字增加了描写，其材料来源极有可能取自《魏氏春秋》。
“竹林”之名的由来有两说。其一是实有其地。《世说新语》说“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并非妄言。王戎在阮籍、嵇康死后，一次路经从前常一起喝酒的黄公酒垆，对同车人说：“前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其二认为竹林为假托。陈寅恪认为“七贤所游之竹林，则为假托佛教名词”。因而，竹林在后世“清通、脱俗，成为士大夫卓尔不群的象征”施惟达《中古风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页。
七贤以嵇康为中心，对魏晋之际社会政治黑暗，对司马与曹魏两大政治集团的权力之争，厌倦极深却无可奈何。嵇康是曹操孙子曹休的女婿，官至中散大夫，极易招惹司马集团对他的猜忌，“直性狭中”(《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性格，使他对司马集团采取了坚决不合作的态度。正是由于他对司马氏集团鲜明的不妥协精神，使他成了竹林七贤的领袖，也成了所有对司马氏集团不满的士子的领袖。
阮籍与嵇康齐名，但政治态度不如嵇康旗帜鲜明，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既不做曹魏朝廷的官，也不做司马氏的官。他婉拒魏太尉蒋济的征辟，推辞不成，就吏不久又托病力辞。一年之后，曹爽为司马懿所诛，“众人咸服其远识”。阮籍以明哲保身为原则，尽量不对两大政治集团表现倾向。为拉拢阮籍，安抚士人，司马昭处处表现对阮籍的宽大态度。但阮籍始终不落入司马昭的陷阱，虽无法推辞司马昭的任命去做东平相，却“旬日而返”，最后又主动讨了一个有酒喝、无事做的步兵校尉的小官做，以免司马昭的进一步纠缠。阮籍常以清白眼待人，表达分明的爱憎，得罪礼法之士甚多，所幸因与司马昭私交甚厚，才未被陷害。阮籍在司马氏高压统治下保身的方法，一是发言玄远，不臧否人物；一是以醉酒、糊涂来掩盖清醒。钟会想加害阮籍，“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而获免”(《晋书·阮籍传》)。为逃脱司马昭为司马炎的求婚，阮籍沉醉六十天，使司马昭的使者无可得言而告退。当然，戏法不能久耍，当司马炎上演禅让的喜剧，要阮籍作劝进表时，阮籍不得不从“沉醉”中突然“醒来”，“籍便书，按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晋书·阮籍传》)。因为他知道，如果不“醒来”写劝进表，脑袋就保不住。阮籍是完全清醒的。在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下，阮籍练就“青白眼”的特殊本领表达爱憎。由于事实上与司马氏的不合作态度，使他赢得了嵇康的友谊与尊敬，成了竹林七贤的又一面旗帜。
阮籍、嵇康心心相印，《晋书·嵇康传》说，嵇、阮神交，其他五人“豫其流”。如山涛与二人一见，即“契若金兰”。嵇康所居的山阳为竹林七贤游集之地，除七贤外，参与竹林之游的人还包括吕安、阮侃、郭遐周、郭遐叔等。他们都是嵇康的好友，同嵇康的关系比列入七贤的人还要密切。经常与嵇康往来的是向秀和吕安。
向秀字子期，少为同郡山涛所知，又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其趋舍进止，无不毕同，造事营生，业亦不异。常与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费。或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游浪之势，亦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复修常业。(《向秀别传》，转引自戴明扬《嵇康集校注附录·事迹》)
“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晋书·嵇康传》)
其他与嵇、阮关系较深，来往较为密切的当推山涛。《晋书·山涛传》说:“涛早孤，居贫，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里谈到，“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尝谓之知言”，可与互为印证。山涛家境贫寒时即对妻子说：“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晋书·山涛传》)可知他参与竹林之交本来就心志不坚。嵇康对山涛不冷不热，从《与山巨源绝交书》就看得出来。山涛与司马懿的夫人张氏有中表之亲，同司马集团的关系较为密切，大概是嵇康对他冷淡的原因。嵇康临刑对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晋书·山涛传》)可见他与山涛还是相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