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伶无与嵇、阮相交的具体事例。阮咸为阮籍之侄，“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晋书·阮咸传》）。咸之所为，以行为放达、蔑视礼法有名于世，如挑犊鼻与北阮比贫、追求姑家之胡婢、与猪共饮之类，并带动其“从昆弟莫不以放达为行”。他们有些放达的行为连阮籍都“弗之许”了，以致阮籍的儿子阮浑欲慕父通达不饰小节,都遭到阮籍的反对:“仲容(阮咸字)以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
阮籍与王戎父王浑为友，见到王戎十分赏识，便携其为竹林之游。王戎与嵇康等未见有交往。竹林之游以嵇康的存在而存在，嵇康因吕安的事情牵连下狱俱亡。与嵇、吕关系密切的向秀为不致遭害，不得不去洛阳见司马昭，做悔过的表示。司马昭揶揄他:“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忍气吞声答:“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内心的种种悲苦，使他在入洛返家的途中绕道山阳，去曾游之地，表达对老友嵇康的怀念，并把悲苦和怀念写进了著名的《思旧赋》。
竹林七贤不是一个文学群体，而是一个与时风同步的谈玄论道的名士群体。袁宏作《名士传》，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为正始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为竹林名士，裴楷、乐广、王衍等为中朝名士。（《世说新语·文学》注)即说明时人视七贤为“名士”，而不是声誉显扬的文学之士。山涛、阮咸、王戎根本不弄文学，没有作品传下来，向秀、刘伶也只有极少数的作品传世。《晋书》阮籍、嵇康、山涛、向秀诸人传记，都写着“好庄老”。刘伶的评语是“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也是“好庄老”的意思。阮咸、王戎因阮籍而入竹林之游，是因为他们或任达不拘礼法(阮咸)，或“任率不修威仪，善发谈端”(王戎)，符合名士论人的标准，而入七贤之列。王戎的“善发谈端”即清谈，尤得阮籍欣赏。他曾对王戎的父亲王浑说:“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所以，虽然“戎少籍一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适戎，良久然后出”。
竹林名士的清谈以讨论庄老思想为主，与魏晋之际玄学家所讨论的问题范畴是一致的。嵇、阮都曾撰专文来探讨感兴趣的问题，阐述思想观点。他们的清谈不只是停留在片言只语的理解辩论上，或融合在前人著作的注疏，而给人以比较系统完整的印象。这是嵇、阮不同于同时代玄学家的地方，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文学才华，使他们的清谈玄言获得了华彩的外衣，具有丰富的表现力。
大致说来，阮籍比较注重探讨老庄的一般性问题。他所注的《通易论》《达庄论》《通老论》都是阐发对道家一般理论的理解。嵇康则注重对个别问题的深入研究。“向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嵇)康、(吕)安，康、安咸曰:‘书毋须复注，徒弃人作乐事耳。’”（《世说新语·文学》)公开表示对向秀注《庄子》即对《庄子》的一般研究的反对态度。这大概也是嵇、阮诸人在学术领域没有思想交锋，没有互相诘难的原因之一。
嵇康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养生。养生问题是庄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嵇康在现实生活中服食丹药、求长寿而碰到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他不但自己关心这一问题，而且与朋友相互问难，进行思想交锋，探讨养生的正确理论与方法。他先后同向秀、阮籍进行了这方面的论争，这就是我们今天还看到的《养生论》(嵇康)和《难〈养生论〉》(向秀)、《答〈难养生论〉》(嵇康)，《宅无吉凶摄生论》(阮籍)、《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嵇康)、《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阮籍)、《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嵇康)等两个系列关于养生问题的文章。这种问难，也就是辩论，无疑推动了对养生这一人们普遍关心问题的认识。嵇康还与张邀(叔辽)开展过关于自然好学的问难。音乐也是竹林清谈一个重要内容。阮籍有一篇《乐论》，是一篇关于音乐的一般性的论述。嵇康有一篇《声无哀乐论》，质疑问难，锋芒毕露，充满了战斗性，矛头直指儒家的音乐观。
竹林之游在清谈、辩论之外，生活丰富多彩，亦引起了时人的羡慕。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就被司马昭的铁掌击个粉碎。竹林之游即清谈，不包含文学活动，但并不排斥竹林诸人进行文学创作活动。事实上，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被人们提及的时候，总是被当做文学家来看待的。嵇、阮内心的忧伤和苦闷，需要排解发泄，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文学把思想情欲外化，传达给周围的朋友和敌人。嵇康不愿接受山涛的举荐，认为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激愤之下，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死了，向秀失去了精神支柱，思想崩溃，虽向司马昭表示投降，但内心的激愤无法平息，于是写下了《思旧赋》，又害怕司马昭加害于他，“刚开头便煞了尾”(鲁迅语)。阮籍的思想感情敛藏得很深，“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他也是借助文学来表达内心的苦闷，陆陆续续写了咏怀诗八十二首。从这些诗看，阮籍并不是一个遗忘世事、终日酣饮的放诞任达之士，而是一个异常清醒、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只有在诗中我们才能窥见一个“真我”的阮籍。真，是竹林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当时文坛独树一帜，如刘勰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文心雕龙·明诗》)在“真”的前提下，嵇阮两人诗文风格不同，即如钟嵘《诗品》所说，“托谕清远”，“过为峻切”（嵇康)，“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阮籍)之意。峻切，是旗帜鲜明，言辞激烈。遥深，是诗意含蓄，寄托深远，很符合两人的性格特征。
二十四友的因袭
西晋司马氏统治集团腐朽荒淫，社会风气败坏。外戚权臣贾谧预政时，把当时的文士几乎收罗尽了，既充当统治集团的政治领袖，也企图做文学上的后台。这一批无耻文人也尽力效劳，过着一种依附的生活，形成有名的“二十四友”：“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兰陵缪征，京兆杜斌、挚虞，琅琊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瓖，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眕，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皆傅会于谧，号曰二十四友，其余不得预焉。”(《晋书·贾充传附贾谧传》)二十四友之籍贯几乎包括了黄河下游所有地方，贾谧是他们的核心，正是由于贾谧“开阁延宾”，才有二十四友“海仙辐凑”。
二十四友之首为谁有分歧。《晋书·贾谧传》列石崇为首，《潘岳传》则云：“谧二十四友，岳为其首”，《刘琨传》又言“秘书监贾谧参管朝政，京师人士无不倾心。石崇、欧阳建、陆机、陆云之徒，并以文才降节事谧，琨兄弟亦在其间”。显然是以石崇为首，潘岳根本未提，却提了欧阳、二陆。《嵇绍传》又说：“时侍中贾谧以外戚之宠，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坛焉。”清人赵翼指出：“二十四友姓名已具《贾谧传》，而石崇、潘岳、刘琨诸传又及之，无怪乎从冗之讥矣。况《贾谧传》二十四人以石崇为首，亦自相矛盾。”(《廿二史札记》卷二一《晋书考》一)。一般文学史专著多取潘岳为首之说，如游国恩等编的《中国文学史》即是。但详考史实，我以为还是应以石崇为首，论据有三：第一，西晋实行“六等之封”的分封制，注重门第，形成了一个名豪高士、富室强族的阶层，他们一般出身于门第显赫的历代书香、累进仕宦的士族大家或门阀士族。
石崇父石苞，官至大司马、司徒，石崇“少敏惠，勇而有谋”(《晋书·石崇传》)，年二十余即为修武令，历任城阳太守、散骑常侍、侍中、南中郎将、荆州刺史、太仆、征虏将军等官职。父子二人均受到晋武帝的器重委任。潘岳其祖其父的官位职权比石苞石崇差远了。潘岳虽“才名冠世，为众所疾，遂栖迟十年”(《晋书·潘岳传》)，仅做了一般文职官吏，想向上爬而又仕宦不达。他的先辈也官位不显，祖父不过是个太守，父亲不过是个内史而已。第二，西晋社会风气不正，争豪斗富，财富区分成了当时评定士人品级的标准。潘岳只能说过着自食其力的小康生活，正如他的《闲居赋》中所说:“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石崇则是“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执绣，饵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晋书·石崇传》)。“八王之乱”中，他被赵王司马伦处死，抄家时竟发现他家账簿上登记的田宅、珍宝无数，水碓三十多处，奴仆八百多人。第三，二十四友宴集赋诗的地点，即石崇的别馆“金谷园”，世称“金谷二十四友”。可见二十四友之首应是石崇。
从身份地位看，二十四友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出身累世仕宦的士族大家或门阀士族。石崇之外有：欧阳建，字坚石，石崇外甥，世为冀方右族。时人语曰：“渤海赫赫，欧阳坚石。”陆机、陆云兄弟，出身三世为将之家，为三国吴丞相陆逊之孙。刘舆、刘琨兄弟，为尚书郭奕之外甥；祖刘迈为相国参军、散骑常侍；父刘蕃位至光禄大夫，晋惠帝时为淮北护军、豫州刺史。和郁，其祖洽为三国魏尚书令，其父道魏吏部尚书，兄桥惠帝时拜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光禄大夫。第二类是属皇亲国戚的士族。如，郭彰，贾后从舅，官历散骑常侍、尚书、卫将军。贾后专朝时，郭彰参预权势，与谧借势为非作歹，世人并称“贾郭”。诸葛诠，官散骑常侍，为晋武帝诸葛夫人(名婉)之兄。左思，为晋武帝左贵嫔(名芬)之兄。出身卑微的左思在门阀制度压抑下，始终怀才不遇，仅做秘书郎而已。第三类为文豪名士之流。如，潘岳，少以才颖著称，乡邑号为奇童，诗文善叙情思，尤善于写哀诔之文，历任著作郎、散骑侍郎、给事黄门郎侍等官职。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文章志》《文章流别集》《三辅决录》等辞恰理当，为世所重。牵秀，博学善辩有文才，性豪侠，弱冠时即得美名，又任气好为将帅。第四类是一般中下层士族，做一些或大或小的官僚，依附于司马氏集团。如，邹捷、刘讷、缪征、杜斌、杜育、崔基、刘瓖、周恢、陈眕、许猛等十人。
二十四友的形成是当时特殊社会环境中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首先，门阀政治是二十四友形成的社会政治环境。西晋是代表门阀地主利益的腐朽王朝，最高统治者的荒淫奢靡历来为史家所不齿。政权的凝聚力削弱，中央权力衰落和下移，代之而起的是门阀大姓权威的日益膨胀及其结党营私与把持朝纲现象的凸现。二十四友存在之时，正值外戚杨、贾争权在先，“八王之乱”继后的乱世之秋，士人纷纷投向豪戚、权贵、悍将的怀抱。贾谧“权过人主”，是暂时可以起到保护伞作用的，二十四友对他的依附自然是情理中的事。其次，结社交游的社会风尚是二十四友形成的文化氛围。西晋品评人物多侧重“简傲”、“汰侈”、“任侠”等外在形式的追求，轻内在修养的提高。左思作《三都赋》，“时人未之重”，恐“以人废言”，乃造访名贵显达，时皇甫谧等多加赞颂，自此后“盛重于吴”。张华赞其赋乃“班(固)张(衡)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有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由此可见，名贵之辈的称誉对处世士人沉浮之重要。士人群体“品藻乖滥”，“名不准实”，士人多相结集一起，形成独立于他人的集团，互相鼓吹标榜，以引起世人称誉。贾谧集门阀、权贵、贵戚于一身，也要对外树形象，抬高声望，故虽骄奢贪欲却又“喜延士大夫”。陆机、潘岳等人虽有弘丽妍赡、英俊飘逸的风采，有天赋秀朗、辞藻华美的才学，但终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文化风尚浸染，选择结社称誉的生存方式。此外，二十四友的形成，也是在西晋权贵争斗的特殊环境下传统士人性格中趋炎附势的软弱面的再现。
二十四友是显现西晋士人处世心态、生存方式的一个缩影，从其活动可窥见西晋士人的精神风貌。首先是，二十四友反映出了西晋士人薄操无节、趋炎附势的行径。《晋书》载石崇“任侠无行检。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潘岳“性轻躁，趋势利”，与石崇每候贾谧出门，望尘跪拜，连他母亲都多次讥诮他：“‘尔当知足，而干没不已乎？’而岳终不能改”。(《晋书·潘岳传》)其次是反映了西晋士人好名相尚、交游结社的精神风貌。同时也反映了西晋士人逃避社会现实，崇尚玄虚清谈的本质，西晋始终又存在着宗室、外戚或士族高门之间的政治斗争。在此种形势下，过着寄于势威权臣的依附生活的二十四友，不可能逃避于斗争之外，其命运当然也就随依附的权贵的势力而起伏，不少人甚至落得了丧失性命的悲剧结局。
其中，以潘岳、陆机、牵秀、石崇、欧阳建的结局最为悲惨。潘岳性情轻躁，趋鹜世利，结果当赵王司马伦擅权时，潘岳被中书令孙秀所诬，与石崇、欧阳建一起被杀，夷三族。陆机也好游权门，以进趋获讥。太康末年到洛阳与贾谧亲善，后又为吴王司马晏殿中郎。赵王司马伦辅政时，又去做相国参军，伦将篡位，机为中书郎。伦被诛后，齐王司马同怀疑陆机参与阴谋，于是拘收陆机等付廷尉，陆机靠成都王颖、吴王晏救护，得减死罪，徙边，遇赦而止。因感恩入成都王幕，参大将军军事，太安初随成都王举兵伐长沙王，任前将军前锋都督，为怨家王粹、牵秀、卢志，宦人孟玖、孟超所恨，诬他谋反，被司马颖杀于军中，二子蔚、夏及弟云同时被害。牵秀更是卑劣，随司马颖讨伐长沙王时被命为冠军将军，嫌官卑而耽视都督，一直忌妒陆机，竟为宦人孟玖做伪证，诬告陆机将反并杀害孟超，做了帮凶。总之，这一帮人品德卑污，热衷仕进，是士族中反动腐朽的代表人物。二十四友中，唯有门第寒微、地位低下的左思、挚虞略有节操。左思在贾谧被诛后，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后齐王同召为记室督，辞疾不就。当河间王顺部将张方横行洛阳时，他举家移居冀州，数年后病逝。挚虞专志国家大事，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终以馁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