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们主动搀扶着体弱的同志，分别交换扛着沉重的东西，慢慢地向山下走去。
夜里，战士们住进藏族同胞的屋里，难得有这样好的避风港，燃烧着坨坨牛粪火，喝着热香的酥油茶，吃着糌粑，暖暖和和地一觉睡到天亮。
二十九三过草地
对于楚大明来说，他和红四方面军的大多数人一样，这已经是第三次走进艰苦的草地了。
一听说又要过草地，许多同志谈虎色变，不寒而栗。这片沼泽，纵横六百余里，海拔在三千米以上，地形复杂，没有道路，沼泽里只有草甸和泥潭。气候十分恶劣，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昼夜温差较大。时而晴空万里，烈日炎炎；时而电闪雷鸣，雨雪交加，冰雹欲泻。草地深处极少有人去冒险，且国民党军主力和四川、甘肃军阀派重兵前堵后追，藏族反动土司及上层反动势力武装不断袭击。英勇的红军虽然从这里过去了，但每次都有四五百名同伴牺牲在这里。
有的人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前两次红军不仅过去而且又回来了！这次再过去，一定能胜利，不过大家多吃点苦，再牺牲点人罢了。
经过首长报告，充分讨论，指战员认识到：这次过草地，是党中央的召唤，是军委的命令，是为北上抗日，创建新中国，实现我们的理想而战。
此时，楚大明的先遣队已归建，教导大队担任四军后尾，担负后方警卫和收容任务。
楚大明引导大家，认真分析了这次过草地的困难。从刷金寺到巴西、班佑、包座，需要七天走出草地。可是，这片沼泽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六万人马通过。沿途能吃的东西已经席卷一空，连草根、树皮、野菜也不会留下来；能烧的东西也被烧火煮饭、取暖用光，仅有的几眼淡水井、泉也几乎被喝干。现在，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五万多大军又要通过这里，难道不需要我们认真仔细地准备吗？
1936年的夏天，教导大队出发了。后卫部队，不需要向导。在渺无人烟、一片沼泽的地方，没有道路，只靠先头部队留下的脚印就可以做路标。进入草地，在穷乡僻壤山沟里行军作战惯了的红军战士，乍一置身于没遮没拦的茫茫草原水乡，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像一个个草墩子一样平淡无奇。在这里，遍地是水是草，一簇簇草墩子在水中，黏稠乌黑的污水释放出难闻的臭味道，指战员通过被踩烂的窄窄的弯曲的土埂、泥墩，一个接一个跳跃着行进。
楚大明像个地道的饲养员，他全副武装，斜背着枪，牵着战马，在队伍后面蹁蹁而行，战马累得喘着粗气，它的背上驮着背包、干粮、一捆粗麻绳，还坐着教导一中队政委汪国清。
进入草地以来，气候变化无常，时晴时阴，时雨时雪，身上的衣服，湿的时候多，干的时候少，饥寒交迫，战士们严重营养不足。汪国清负重伤被截肢，这些天他感觉浑身关节疼痛，胳膊腿都是硬的。
“老伙计，骑上马吧。”楚大明说。
“不，比我困难的人多呢！”汪国清拄着棍子，趔趔趄趄地走着。但是，当他一步跨出去，草墩滑了，他一下掉进水里，右手拄的棍子往泥里越陷越深，众人又拉又扯，才把他弄上岸。
这时，楚大明硬把汪国清抽上马。
部队刚进入草地，晴空万里，烈日当空，气温在摄氏零上三十多度，晒得人挥汗如雨，衣服、帽子都被汗打湿了，水壶里的水不大一会儿便被喝干。中午过后，乌云骤起，狂风大作，从草原周围高高的雪山顶上吹来的雪霰和雪花，劈头盖脸地向人们打来，气温顿时急剧降到零下四、五度，由炎夏骤然变为严冬。经过常年征战，刚从雪山上下来的红军战士，纵是钢铁铸成，也会在这严酷的气候条件下变形！伤风、感冒的多了，伤口复发了……
第二天，雷电交加，大雨、大风，卷着大如乒乓球，小似蚕豆、豌豆的冰雹，密如子弹一样打下来，没遮没盖的红军战士，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用双手抱头，手背也被冰弹打得肿胀起来。
在草地行军，天不黑就得宿营。有油布的扯起来当帐篷，总可以遮风避雨；没油布的，只有选块干地方，几个人围一堆，背靠背挤坐在一起，相互送暖；有条件的，还可烧堆篝火，取暖过夜。
深入沼泽腹地，困难越来越大，路越来越难走。不少同志头重脚轻，精力几乎耗尽，病号增多了，伤员多了，掉队的同志多了。医生、护士忙上忙下，教导队有三分之一的人成了担架员。汪国清骑的战马，换成了驮一个病号。他拄着棍子，还负责招呼一中队人员行政管理。
第五天是关键性的一天。掉队的战士越来越多，抬担架的队伍越来越长。病员有的不声不吭地在担架上死去，有的看到担架员实在辛苦，说啥也要放他下担架，坚持自己行走。他们相互搀扶着，缓缓地前进；有的拽着马尾巴走，有的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再也没有起来。有个红军战士在踩草墩子时，掉进泥沼里了；有两个人去拉，结果他们也陷进泥中。楚大明叫他们沉住气，不要动，甩过麻绳，两个人拉，拉不动；一根粗麻绳撑不住，用两根，三个人拉拉不动；就套上战马，人马齐用力，才将失足者和救援者一齐从泥潭里拉出来了。后来，重病号骑着马，战马还拖着一条粗麻绳，一般病号拽着麻绳前进。
第六天是最困难的一天。大部分指战员的干粮已经告罄，树皮被剥光了，野菜挖光了，带“皮”的东西被煮来吃光了，人人饥肠辘辘，缺乏行动力气；可怜那些伤员、病号不断地发出呼唤和呻吟：水、水、水，干粮、干粮、干粮……
“队长，后面担架上的那位负责同志快不行了，请你快去。”
听到报告，楚大明急忙向队伍的后面走去。
半夜里，十多个人借着被云遮着的灰暗光影，向战马困卧的地方悄悄移动过去。他们放轻脚步，屏住呼吸，比接近敌人还要紧张，饥饿和求生的欲望把他们逼出一条鬼主意，引向杀死中队长战马的道路。那负罪的目光在黑暗中闪烁着，如同盗马贼一般。人们很快包围了目标。
战马又饥又渴又累，它发觉来者不善；待它瞧见明晃晃的刀子时，发现自己的末日已到，四蹄不停地刨地，并发出咴咴的叫声。这时，一群人拥上来，捉头的捉头，按腿的按腿，明晃晃的钢刀刺进了脖颈的动脉血管，鲜血呼呼地往外喷，人们用洋瓷碗接了一碗又一碗，一碗又一碗传送到病员手里，他们不叫了，只听到喝血的咕咕声。有些病员等不及了，像婴儿吃奶一样爬在血管处吸，吸三口后换第二个人。最后直到战马闭上眼睛，血被吸干。
人们七手八脚地忙碌开来，剥马皮、剐肉割成小块，架锅、添水、烧火、熬骨头汤；有的战士实在饿极了，烧起一堆火，把肉放在火上烤，也不知道肉熟了没有，就撕拉着大块大块往肚里咽。马骨头呢？拿来吸干，煮熬，然后当柴火烧掉。马肉、马皮和马身上的任何部件，能吃的吃了，能喝的喝了，能烧的烧了。
担架上的负责同志牺牲了。楚大明怀着极大的悲痛，处理完他的后事，赶回来时，汪国清递过去一只碗，里面盛着一大块烧熟的肉，香喷喷的。楚大明没有吃，他感觉奇怪，哪来的美味佳肴？战士们不说，他猛然意识到了，便起身四处寻找他的战马。
第二天，是红军进入草地的第七天，也是红军将要走出草地的一天，部队出发以前，楚大明选块小高地平台，用铁锹挖了一个坑，把战马的部分骨灰收拢来，放人坑内，埋起来，堆成一座高高的坟墓。
楚大明把军帽放在坟头上，深深地向战马三鞠躬。教导大队收容的伤员、病员，以及吃过马肉的，没有吃过肉的学员、战士，都脱下军帽，向战马骨灰安葬的坟头三鞠躬。然后，对楚大明说：“对不起，队长，谢谢你！”大家拥抱在一起。接着，绕坟一周，向无言的战马灵魂告别后，踏上了草地最后的征途。
三十东进
1936年8月13日，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才走出草地，到达包座。历经长征中最艰苦的时期，部队在巴西集结。这里，许世友率领的骑兵师已经筹集好了粮秣和牛羊，部队得到了很好的供应和休整。
1936年10月中旬，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县胜利会师。楚大明和他的战友欢欣若狂，高歌庆祝，认为从此结束了到处流浪的战争生活，可以安心睡个囫囵觉了。
接着，红四军教导大队编入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人员分散到各个队。楚大明仍担任一队射击教员。张国焘兼校长，原九军军长何畏任政治委员。
1937年3月，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与军委的红军大学合并，随党中央由保安搬到延安。反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开始，学校开展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揭发批判，人人肃清其流毒影响。
楚大明自然把这个斗争同1933年1月张秋琴从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降职为红江县委书记联系在一起。又想起政委陈昌浩在百丈关前的瞎指挥，他虽未见过张国焘，但曾对这位军委主席、中共中央在四方面军的全权代表敬若神灵，现在，在他的心目中的形象黯然失色。有一天楚大明碰见被免去骑兵师司令职务，也被调入中央红大学习的许世友，问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对张国焘的错误批判情况。许世友说，这是上边的事，和你没有关系，不要打听。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寇妄图以武力吞噬中国，变中国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实行全民抗战。8月，国共两党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红四方面军于9月初整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对内仍称政治委员)。楚大明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改编为一二九师教导团。他很不情愿地穿上国民党发的新军装和戴上青天白口帽徽。像大多数人一样，他把珍贵的红五星帽徽和红旗收藏在自己的小包袱里。
9月中旬，部队分别开赴前线，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夜袭阳明堡机场，长生口大战，连战皆捷，给日寇以迎头痛击，使楚大明热血沸腾，跃跃欲试。
10月，一二九师教导团翻越吕梁山脉，进至太行山区的清漳河上游辽县(今左权县)地区待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