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相关专家预测，中国即将在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肯定还不算强国。不强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制造业只不过是位于产业链附加值最低的一端，像高附加值的产品设计和终端零售等诸多环节，都不属于我们所有。我们有的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不是核心技术，“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我们国家技术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我们每卖出一件产品，就得对外支付百分之几十的专利使用费，因为我们没有核心技术。举例说，？中国的手机、计算机、数控机床的产量目前占全世界第一，但技术是别人的，我们必须拿出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至40%，支付给外国公司，作为技术专利使用许可费。世界上每四部电脑中，有一部产自中国，而我们在给英特尔、微软等公司支付过专利费后，每台电脑只赚了10个苹果的钱。我们干的是最辛苦的活，赚的却是最微薄的利润，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勤劳却不富有呢？因为我们只是“西方世界”的打工仔，我们只有体力，缺乏核心技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用脑子赚钱才是最快的。
低端的制造业对环境污染最严重，我们生产毫无附加值的筷子，砍的是我们国家自己的森林，据统计，近10年来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而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国土面积的20%以上。中国人的仁义精神真是惊天地泣鬼神，我们把最大的蛋糕让给了别人，然后一肩扛起了所有的负担，我们有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我们无数的民工因伤致残，得不到应有的赔偿，最后不得不拖着病体残躯一身疲惫返归故里，老死家中……这就是我们没有科技自主的结果。
“大飞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科技自主”的一个象征性标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来走产业升级的道路，才能拉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让我们的环境得到保护，让我们的人民不再穷折腾。在“仿制”时代，西方国家和我们进行的航空工业合作，要么就是为了利用廉价劳动力降低成本，要么就是为了打入中国市场。“大飞机”时代，主导权回到了我们自己的手上，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合作宣告开始。
科技进步的重要性已经有一定共识，那接下来怎么办？
科技进步首先是靠钱砸出来的。
近些年来，国家对科研十分重视，投入力度也不断加大，但是总体上来说，和发达国家的同期水平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2005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支出2450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134％；到2007年的时候，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为3710亿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占我国GDP总量的149%，预计在2020年的时候，全社会科研经费有望达到9000亿元，将占到GDP总量的25%以上。
中国在科研经费上，除了总投入不足外，在科研投入比例结构以及使用情况上，也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科研经费80%用于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对企业的支持力度严重不足。但是，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是要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世界上创新型国家的知识产权80％以上产生于企业，但在我国，这个比例则少得可怜。不仅如此，我国28万多家大中型企业拥有研发机构的只占25％，75％的企业没有专职人员从事研发活动。即便有研发机构，科研经费也严重不足，从投入比重来看，中国工业企业的科研经费只占销售收入的056%，远低于发达国家5%的水平。而从经费来源看，内部筹资一直是企业创新资金的主要来源，75％以上的创新经费来自企业内部筹资，而贷款只有12％，政府资金、合作伙伴资金、资本市场资金合计不到5％。政府对企业的科研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是今后发展科技的必由之路。
还有一点很关键，21世纪的中国科技工作者要从老一辈身上吸取养料，具备自主创新的斗志。我们的“两弹一星”精神，不就是科技自主创新的精神吗？当年一穷二白的中国，既没有技术基础，也没有经济优势，凭什么能够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核技术和空间技术？凭的就是一股自强不息的干劲和一股独立自主的精神。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没有资料就努力研究，没有仪器就制造仪器；李四光创立地质力学，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成功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完成了理论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科技创新，就一定要打破旧思维的框架束缚，敢于标新立异，创新的本质就是要敢于异想天开，如果想都不敢想，还敢奢望会有技术上的突破吗？
这就涉及到中国的教育改革。
今天的中国，需要的是蓬勃的朝气，需要年轻的风华正茂的一代奋发有为。所以，我们的科技创新一方面要很好地培养莘莘学子的技术实力，另一方面，更要激励出他们的朝气，敢为天下先，想人之不敢想，做人所不能做。这是我们的教育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国家今天的应试教育已经把年轻的一代折腾得死去活来，从小到大背负的是巨大的升学压力，沉重的作业负担，创造性的思维已经被扼杀了大半，等到上了大学，最需要接受专业性强化训练的时候，又是一个半吊子工程。最适合打开思维培养创新精神的时候没有好好珍惜，最适合强化专业技术实力的阶段，也没有好好利用，人才就这样废掉了，还谈什么创造精神？
中国有个很厉害的农民科学家吴玉禄，自己研究制造了34个机器人，从拉车、点烟、端茶、倒水、献花，样样都能，全世界主流国家的媒体都来采访过他，企业也聘请他来帮忙研究高空作业机器人。区区一个农民，没有任何学历背景，也不见得智商一定高到哪里去，纯粹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以及数十年如一日的痴迷，便作出了让一些专业科学家都汗颜的成绩，估计他最大的受益之处就是没有读书，没有受到传统教育体制的摧残，还保留了自己好奇的天赋。
中国的传统应试教育模式发展到今天，已经日渐成为束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阻力。应试教育的主要弊病就是“素质扁平化”。2009年重庆市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有上万名学生没有报名高考，占应参加高考人数的5%，这些考生大多来自农村。为什么现在很多农村人生出了“读书无用论”？道理很简单，农村人哪怕嚼菜根卖血也要供孩子上学，无非就是一种教育投资，希望孩子从此出人头地，父母心中都是有回报期望值的。但是，一方面，现在高等教育收费这么厉害，大学学费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上涨了约25倍，涨幅近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一个农村家庭供一个大学生读四年书出来，花掉的可能是这个家庭之前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积蓄。收费贵也就罢了，关键是大学出来，连工作都找不到，结果到头来扁担没扎，两头打塌，能不伤心吗？
“素质扁平化”首先体现在学校教育中“一视同仁”的普及式教育，什么东西都要泛泛而学，什么都要懂，最后什么都不精，什么都是半吊子。一方面，无视学生的天赋和基础，把优等生和差等生限制在同一个教学环境当中，本来天赋异禀悟性高的孩子可能学习效率很高，人家需要六年时间读完小学，对他而言，两三年就足够了，但是没办法，被差生拖后腿，智力得不到充分施展。另一方面，有的学生偏科严重，虽然语文、数学经常不及格，但很可能是艺术上的天才，但是在应试教育体制下，你有再大天分，外语、政治考试不及格，那也是白搭。2004年年底，陈丹青因为四年来一直找不到满意的博士生，出于对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的不满，愤而辞职的事件引人深思。有位投考陈丹青研究生的女考生，绘画成绩位居第一，但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落榜了。我们国家要培养专业人才，理应把专业成绩放在第一位，结果却本末倒置。陈丹青并不是没有相中合适的人才，无奈的是，自己相中的，却因为政治、外语等一些和艺术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拖了后腿而被排斥于艺术的殿堂之外。能不气愤吗？我们的应试教育如果还是这副德性，中国有再多的天才，也被制度给活活埋没了。
应试教育的另外一个弊病在于，它严重违反了教育的规律。教育的规律是什么？那就是要根据人生阶段的变化因时而教。小孩子阶段，是他人格尚未形成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要重在人文，教育孩子怎样来学习做人。中学的时候，是普及基础教育并培养学生兴趣的时候，成长阶段，健康为本，不能够有太重的心理负担。等到大学阶段，是训练学生专业能力的时候，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都需要在这个阶段得到很好的培养。但我们今天的畸形教育刚好颠倒过来，小学阶段有人文缺失与弱智化倾向，中学的时候，每个学生的肩上都扛着一座课业大山，上了大学，闲得要命。每一个阶段的真正需求都没有得到满足，十几年书读下来，原本活泼的孩子变傻了，原本聪明的孩子变笨了，原本有理想有激情的孩子没想法了，原本爱搞发明创造的孩子没主意了。十年树木，百年树袋熊，中国的应试教育再这样下去，也要玩完了。
说完了中国教育的制度问题，还得说说资金投入问题。
中国中小学教育的地区差距要靠国家的财政投入来解决。据2007年的统计，北京一个普通的小学生平均每年要花的公用经费是2950元，上海是2800元，而贵州是198元，仅约为北京的1/15。中西部教育经费的短缺必然导致学生素质不如北京、上海，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致使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一个专业分配给北京或上海一个直辖市的名额往往比西部地区的一个省多好几倍，而北京或上海的考生数却往往不及这些省份的几分之一。今后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教育拨款应向落后地区倾斜，越贫穷的地区越要大力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