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连跳”事件发生后，富士康“内迁”的消息甚嚣尘上，多个省市卷入“富士康争夺战”。然而回顾1988年富士康进军大陆以来的投资路线图，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玄机：
1988年前后，以深圳为核心，在东莞、佛山、惠州等珠三角城市打造6C产品及其配件的研发、加工制造基地；1992年前后，以昆山为核心，在上海、杭州、淮安、常熟等长三角城市打造PC及其元件的生产制造基地；2000年前后，以烟台为核心，在廊坊、大连、秦皇岛、营口等沿海城市打造手机等移动通信设备、新能源产业等研发制造基地；2005年前后，以太原、武汉为核心，在晋城、重庆、成都等中西部地区打造满足未来内需市场的数码相机、手机等产品生产基地。截止到2010年7月，富士康已在大陆设立80家子公司。细心研究郭台铭在大陆的投资策略，基本上是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从沿海到内陆，从东部到中西部，每一个节点都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路径相吻合。
美的内地布局的步伐也在加快。1999年，美的走出广东，征战全国，在安徽建立芜湖生产基地，2004年陆续在武汉、重庆建设美的工业园，2010年先后在邯郸建造350万套高能效空调基地、投资5亿元在江西省贵溪市建照明基地。事实上，往内地布局的企业并非富士康、美的两家，尤其是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之后，广东省政府痛定思痛大胆提出“腾笼换鸟”的发展理念，实施产业转移和升级战略，一时间“候鸟”北飞，成群结队地往中西部转移。同时，随着内地工资和物价上涨，尤其是2005年人民币大幅升值之后，中国大陆的低成本优势已经被越南、泰国等后起之秀追平甚至反超，不少台资企业将工厂搬到东南亚，像候鸟一样继续南飞。
对于这种以高速度、低成本的方式复制领先者从而抢占市场的商业模式，台湾明基电子兼友达董事长李焜耀多年来一直进行深刻反思。他认为，全球化的时代冲击与人力成本提高导致竞争态势大不相同，单纯依靠“人海战术”来提升竞争力的“苍狼精神”以及“掠夺式”经营不可持续。在他看来，苍狼终将消失，因为“草原总有被吃尽的一天”，最后生存的是“懂得生活文明的人类”，用文明手段、用文化思考、用具有历史观的企业经营模式，才能继续生存。不过，施振荣认为，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或地区能够完全替代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这就意味着“苍狼”仍将横行，不会立即消亡。
同为制造企业的领军人物，郭台铭的经营智慧和商业远见并不比其他同行逊色，他十分清楚“苍狼模式”终将退出历史舞台，如果产业转移只停留在方位移动而不是产业升级，苍狼终将无路可退，只得坐以待毙。
富士康大陆地区商务长李金明认为外界误读了他们在产业转型上的作为，对于在全球拥有十几处大型基地的富士康而言，一直在不断迁徙中思考进一步产业转型的布局，可对于庞大的代工帝国而言，制订详细的产业转型计划十分困难，也并不现实，因而企业内外对转型细节无从得知，但是，在迁移的过程中转型是毋庸置疑的。富士康此前95%的产品都是出口，今后将逐步做大内需市场，包括LED镭射激光照明灯、汽车零部件等内需产品，富士康近年来在武汉、山西等内陆省市布局即在为此筹谋。富士康新闻发言人童文欣则从另一层面解读了搬迁原因，除了选择人才集中和物流运输便捷因素之外，外迁是富士康跟随大客户走的必然结果。比如2009年10月在成都投资10亿美元，就是要跟随康宁和索尼的产业转移脚步；而在重庆加大投入，也是为了追随惠普。在他看来，随迁将减少大量成本。
瑞银中国策略师唐志刚对富士康的产业转型评价说：“与其说是一个企业的决策行为，不如说是国家经济发展转型的必然。”他认为工厂招不到工人就得涨工资，涨工资又会侵蚀加工企业原本就单薄的利润，所以把工厂迁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或者把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转变是每个企业都要面对的正常商业决策。
广州社科院彭澎教授为传统制造业指出两条道路：向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比如转到中国中西部地区，这种简单的产业转移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加剧产能过剩、贸易失衡和环境污染等深层次问题；实行产业升级，提升产品的质量、档次、技术含量以及自有品牌，进而提高产品的价格。
深圳市都会城市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宏认为，当年香港许多企业虽然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珠三角地区，但研发、设计、营销等核心部门仍然留在原地，从而实现产业转出、转入地的经济繁荣。因此，珠三角、长三角的企业转型可以从中借鉴经验。但他同时强调，不能完全复制二三十年前一线城市走过的路子，因为农村经济在发展，人口红利在逐步消失，二三线城市靠低端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会长久。
透过富士康、美的战略布局以及众多企业家、专家、教授的观点，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产业转移不只是方位的移动，必须以升级、转型作为前提条件，否则企业将掉进“大转移”的陷阱，终将在转型升级的幻境中像苍狼一样难逃消亡的宿命。
为“无人工厂”的热浪降温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忽然感到无比思念……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超级男声”陈楚生的《有没有人告诉你》以辛酸而感伤的情怀将漂泊在都市的少男少女们击倒，它唱出了80后一代人始终被压抑的青春欲望。
以富士康为例，2007年其中国大陆员工超过75万人，一线作业员中有75%以上是80后甚至90后。深圳市政府秘书长李平在总结“富士康跳楼事件”时认为：“这些员工大多属于80后和90后，思想观念不成熟，涉世不深，经历磨炼不够，心理比较脆弱，对情感纠纷、环境变化、工作生活压力调节能力不够。”而据中国企业家网2010年7月30日的报道，仅广东一省在48天内就发生大小罢工36次，密集的罢工频率、长久的持续时间令人惊愕。无论是跳楼悲剧还是罢工浪潮，其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逐渐觉醒的新一代工人很难管理。
与此同时，水涨船高的工资水平日渐令制造企业不堪重负。2008年金融寒冬之后，东莞32个街镇随处可见“厂房招租”或“大量招聘普工”的横幅，为制造业举办的专场招聘会提供11000多个岗位，进场求职却只有4100多人。不少敏锐的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民工荒’是即将退出东莞之前的集体呻吟，越是没有吸引力的产业和企业越难招到人。”相关数据显示，尽管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可居民分配份额却不断下降，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2年内资本报酬比重反升两成，这意味着劳动者的收入并未随着财富的增长而提高，“工资性收入的合理增长”成为公众的迫切意愿。对于珠三角地区制造企业的一线员工而言，工资水平已成为择业的唯一标准。
企业本来只需要劳动的双手，却不得不为此养活一名工人，难道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解决工人难管与工资难涨这一多年悬而未决的命题？处在转型期的企业家们每天都在琢磨：如何将高科技和自动化与生产制造完美融合？技术创新的速度加快，人力成本在节节攀升，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如果能以先进机器设备替换工人，那将是怎样的一番景象，至少备受世人同情的一线产业工人将被彻底解放。
郭台铭曾到日本一家手表工厂参观考察，端详完人家以高度自动化生产出的精细、优质手表后，他深受触动：无人工厂能缩减一半的厂房面积，而且利于搬迁，车间内不用开灯，伸手不见五指，不仅省了电费，而且是典型的节能减排绿色工厂。他对媒体感慨说：“人要呼吸，机器不要。”在他看来，无人工厂是富士康由制造迈向高科技的捷径。“跳楼事件”发生后，技术出身的郭台铭建设无人工厂的愿望更加急迫，他也由此成为该潮流的先行者。
《环球企业家》评论员方儒在2010年7月中旬所发的《郭台铭无法摆脱中国制造标签的宿命》一文中透露，在富士康台北总部，一座耗资3亿元台币的无人工厂已经开工。这座具有示范意义的无人工厂由鸿海旗下的“赐福科技”经营，整个团队都是从台湾“工研院”机械所挖过来的该领域最优秀的人才。文中描述：全自动化的生产线，由机器手臂来做CPU插槽，能够非常精准、毫无误差地在两三公分见方的电路板上密密麻麻插上3000根端子，一天产量高达7000个。
对于富士康来说，CPU插槽、机壳抛光等少量关键零部件可以用机器替代人工，生产出精准度高、性能优良的产品，但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手机等IT产品往往需要几百甚至上千道工序，比郭台铭在日本参观时的手表制作程序复杂、困难得多。一位业内人士对此评价说：“如果真能全部自动化，苹果为什么不自己做呢？”
多年来富士康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工制造价值的模式早已根深蒂固，这也无形中成为“无人工厂”转型的障碍，无论是从投资成本还是时间要求、技术提升等方面来看，郭台铭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实现自动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富士康仍然需要依赖流水线工人的粗壮手臂完成订单。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富士康将搬迁到台湾、越南建设无人工厂的规划只是小规模试验，是对未来生产方式的提前探索，而非大规模搬迁。
在“加薪倒逼”与“年轻叛逆”的“内忧”与淘汰落后产能、转型升级的“外患”中，像郭台铭一样上马自动化设备、实践“无人工厂”梦想的企业家不在少数，“无人机”的热浪必将升温，但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这并非一蹴而就之事，至少需要三到五年才能逐步解决人工依赖和技术难关，不过，一旦这股潮流得以普及，中国企业必将迎来“黄金十年”的繁荣景象。
民企有资格踢中超，央企要踢世界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