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26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分组审议保险法修订草案，并将平安高管高薪问题列入讨论话题之一，在探讨国家法律时涉及某家企业内部薪酬管理，这可是少有现象。一切源于不久前的舆论焦点——“史上最贵老板”，包括6616万元年薪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在内，2007年平安共有5位高管年薪过1000万元，此消息一经披露，社会一片哗然。几乎与此同时，网络上又爆出“袁隆平家里有六七辆车”的消息，不过网友几乎一边倒，只揪住马明哲不放，对袁隆平持支持态度，理由是人民仇视的是靠掠夺财富发迹的寄生虫，而敬重真正靠劳动创造的富人。
两年之后，国企高收入再遭质疑。据2010年8月29日《金陵晚报》报道，9月准备上托儿所的2岁女孩妞妞在爷爷奶奶的关爱下，成为一套价值近400万元的300平方米别墅的主人，她也由此被戏称为“南京最小而且最富的房二代”。不过，妞妞并非富家后代，只因为她的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都在垄断企业工作，家庭基础比较好。此事一出，各大论坛讨伐之声不绝于耳：如果妞妞生在亿万富豪之家，纵使买千万豪宅都没人在意，但就是“垄断行业”四字令民众十分不满，呼唤公平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天之后，据8月30日新华网报道，中国500强企业2009年税后净利润为217952亿元，成绩喜人，但与最赚钱的两家央企——中国移动、中国石油相比，却十分悲哀。两巨头2009年的净利润分别为1458亿元、1033亿元，二者之和为2491亿元，远大于500强民企的利润总和。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属于国家垄断行业，其盈利能力民企自然望尘莫及。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和2009年“国进民退”的大潮之后，民企突围似乎是一种悲情的梦幻，其市场地位的提升将是一个漫长过程。“两家央企秒杀500强民企”的新闻，让公众难免不会对产权制度、竞争环境、融资渠道、资源分享等话题浮想联翩。
说到500强，话题还可以继续延伸。1989年，中国银行成为第一家冲进世界500强的中国内地企业，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世界500强”就逐渐演变成中国企业家群体的集体精神图腾，政府部门也对此推波助澜。1997年，国家经贸委宣布，未来几年重点扶植宝钢、海尔、江南造船、华北制药、北大方正、长虹6家公司，每年向以上每家企业投入不少于人民币2000万元，力争使它们在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2010年已经过去，6家企业只有宝钢一家进入世界500强。
尽管以上6家企业的成绩不尽如人意，但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整体趋势却节节攀升。1999年中国只有8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2009年已达到43家。不过，十年来上榜者几乎全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凤毛麟角：2008年联想以上年度的1678亿美元销售额位居世界500强的第499名，成为首家进入全球500强的中国内地民营企业。不过，严格来说，联想仍颇具“国有背景”，倒是2009年替代联想入选的江苏沙钢集团更名副其实，它也是当年度唯一入选的民营企业。
与国企在世界500强舞台的光彩照人相比，民企的集体暗淡极易令人同情。因此，每当世界500强等各类排行榜公布时，市场化的、公平的商业制度的呼声就越发高涨，财经作家吴晓波不无遗憾地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中没有一家是在完全竞争领域中诞生的，一种偏执的制度安排带来了资源的归集，它算不上是一个伟大者的诞生……民营企业能否进入世界500强，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尚有待经济政策的改革。”
事实上，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即使是琐碎的小事、普通的小人物，只要涉及收入和住房两大热点话题，就很容易演变为公共事件，引发人们对公平、公正、公开的拷问。而像“两家央企秒杀500强民企”以及“世界500强都归垄断企业独霸”等话题，更易引起舆论对当前经济体制下政府优化配置资源方式的质疑，甚至引发对因身份差别而游离于优胜劣汰的价值规律之外的竞争机制的声讨。
客观来说，国企为人所诟病的并非巨额利润或者高薪水、高福利，而是这种收益是因行政垄断之下，仰仗并不开放的竞争条件，以并不优质的服务、并不低廉的成本和并不高明的管理水平所得。因此，国企要想远离骂名，必须打破垄断，逐步放开。
“新36条”关键在于落实
2005年，国务院曾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并且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希望能破除阻碍民间投资发展的种种门槛。因为文件内容共有36条，故而简称为“非公36条”。
5年之后，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压力，中央政府在当年底出台4万亿元投资计划，不料危机刚过，“国进民退”的风波又起，2009年3月，国务院启动开放民间投资新方案的起草工作。一年之后的2010年5月13日，《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终于出台，意见一共有36条内容，包括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这是中央政府推动民间投资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的指导性文件。由于都是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方面的文件，为了与“非公36条”有所区分，该意见被称为“新36条”。
与“非公36条”相比，“新36条”对民间投资进入限制性领域的态度从“允许”变成“鼓励”，两个字转变的背后是政府实施经济结构转型战略的决心和魄力，它将成为主导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文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吕随启高度评价：“继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之后，‘新36条’放开垄断性管制行业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重大制度变革，这有可能带来制度红利的集中释放，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过，对新政最激动的莫过于民营企业家，尤以民间资本活跃的浙商为主，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复星医药相关负责人表示，“新36条”的政策取向非常明确，就是希望更多金融资源配置给民营企业，希望更多领域向民营企业开放，希望民间投资更加活跃。因此，相信“新36条”一定能够起到良好的作用。民营企业不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相信大多数民营企业也都在积极地做这方面的努力。
杉杉股份董事副总经理钱程表示，“新36条”进一步降低了民营投资进入能源、金融、电信、基础设施等行业的门槛，这无疑会增加上市公司进入这些产业投资的机会。
科达股份董事长刘锋杰表示，“新36条”的出台给了民营企业进入相关领域的机会和条件，但在运营模式等具体运作上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完善。公司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利用“新36条”带来的政策机会做大做强公司的各项业务，如半导体，虽然半导体行业属于军工行业，但国防科技工业则是“新36条”重点扶持的行业之一。
不过，也有悲观者担心“新36条”恐怕会重蹈“非公36条”的覆辙，难以落实，流于形式。财经人士叶檀在《新三十六条只有象征意义》一文中指出，“美好的政策需要坚决的执行，从这个角度来说，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抵过一百项虚文。从吸引民资进入实体经济论，无论是给予民间矿主补偿，或者是开放油品进口权，只要实行一项，象征意义也就拥有了实际操作价值。对民企的鼓励，将胜过千言万语。”在大多数人看来，落实新政的关键在于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否则只是一纸空文，民间资本难以激活。
2010年7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发布，对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传统垄断行业各主管部委的工作分工、工作要求作了详细分配。铁路、港口、民用机场等交通领域和垄断明显的能源领域成为民间资本进入的重点领域。在40项分工条目中，涉及交通领域和能源领域的有10项，占整个项目分工的1/4。这项通知的发布恰逢其时，利于进一步打消民企的疑虑和顾及。
8月5日，中石油高层赶往杭州，面对100多名浙商抛出119个项目、2000余亿元的招商引资大单。中石油副总经理李新华表示，希望通过引进民间投资实现互利双赢，并认为与民间资本分享部分利益是应该的。此次中石油以实际行动来响应“新36条”，被认为是央企率先试水“新36条”的征兆。而娃哈哈、华立、西子联合等浙江民企都表示愿意洽谈合作，不过事情并不像表面那般顺利，以娃哈哈为例，虽然对进入油气行业很感兴趣，却没有明确时间表和计划。
由此看来，“新36条”落实的关键依然在于如何打破重点行业的垄断格局，还民企一个“国民待遇”，如此才能消除观望态度，引导民资发挥更大作用。
